作品首先塑造了一个政治家的苏东坡。作为才华横溢，见识不俗的青年政治才俊苏东坡进入北宋朝廷，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他却没有站在皇帝一边，支持王安石变法。而是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变法，才会被那些所谓“改革派”排挤，贬谪到杭州。从传记作品描写看，这个时期的苏轼，虽然有热情，有抱负，有担当，敢直言，但与王安石相比，就显露出了政治还缺少远见和思想还处于较稚嫩阶段的问题。作品没有回避传主这些局限，写出了一个热血青年政治家的真实。到了杭州以后，他完全忘记了文同告诫他“不写诗”，继续口无遮拦地发表意见，广交朋友，不断出现在各种宴会上，写诗作文，名声斐然。一个贬官如此高调出场，实际上也带来了政治上的一些风险，为后来的“乌台诗案”的悲剧后果打下伏笔。这场冤案，苏东坡不明不白入了狱，看似一些小人嫉贤妒能，其实，作品引导我们注意到，在小人当道背后，是大宋王朝政治上的危机。“变法”实际上正在蜕变为一些利益集团宫廷权力斗争。变法正在变质。而经过黄州贬谪后的苏东坡，政治上却正在成熟。一方面，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一方面却认识到变法的一些合理性。所以，当他重新得到朝廷重用的时候，他并没有欣喜若狂，也没有向以前那样，把变法说得一无是处，或者妖魔化变法。他甚至不注意到与司马光的良好关系，在对待变法上与司马光公开争论，因而再次受贬，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政治中心。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完全是以一个大政治家的心态泰然处之地面对命运的安排，从而非常清醒地认识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也使自己的思想达到哲学家的高度。

苏东坡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品质就是做官为民。不管他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不管有权无权，他都想着为老百姓做事情，改变百姓的困境和困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品用相当多的篇幅去写苏东坡做实事，写苏东坡对农民、灾民的关心与情感的故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也注意到这一点。不过，他更多从传主“天性”的层面上去表现这种乐善好施的人际关系。而王、崔的《苏轼传》则更注重他思想中的“人民性”，把这种与百姓的关系提高到政治品格的高度来表现，不仅更真实，而且更深刻，甚至更有思想性。苏东坡熟读黄老，精通佛理，看透人生，大彻大悟，却没有出世，而是对世俗生活、民间生活充满热忱和渴求。在惠州、在儋州的贬谪，彻底终结了苏东坡的政治抱负。他完全可以放下所有的身段，回到民间生活里。他由此更深刻地感悟到民间生活的真实性与幸福感，感悟到真正的人生。也许，贬谪是痛苦的，但回到民间却是无比幸福。这种彻悟与乐观，反映出那个时代一个政治家的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水平和所能展开的思想境界，也代表了当时一种最先进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其二，塑造出一个中国古代伟大文学家的生动形象。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如此之高，似乎怎么说都不为过。这是所有文学传记的共识，也是人物塑造的重心。然而他的这种文学成就从何而来，观点就会很多。受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影响，多数人会倾向认为他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是文学的天才，是和李白一样，是“谪仙”。那么，王、崔的《苏轼传》并不拘泥于这种文学的神话，而更注重传主的文学成就与一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注重一个人在经受现实磨难对他的思想与创作所起到的惊心动魄的作用，注重他那颗伟大善良，悲天悯人的心灵与时代社会风云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梳理出一个伟大文学家产生的人生轨迹，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确认传主的文学成就，传主以及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所以，《苏轼传》中的文学家形象，是一个时代经济社会矛盾冲突中成长起来的，是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的文学形象。

在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黄州是苏东坡政治思想的转折期，也是苏东坡文学思想的转折期，创作的突破爆发期，更是他作为时代文学高峰的崛起期。在这个时期，他不仅创作了脍炙人口，留芳百世的大作品，开创了中国诗词史上新的流派——“豪放派”，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诗词思想艺术格局。他还写下了他的散文最重要代表作，打开新散文的广阔空间，创新了一个时代的散文，成为“唐宋八大家”的重要人物。他的这些文学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有人以黄州以后他的作品没有再奇峰突起，就认为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不如黄州时期。《苏轼传》显然不支持这种看法。传记通过对传主作品的研读，提醒我们注意到，传主这个时期的作品仍然在峰巅上运行，并且向人生的广度和深度展开两个向度延伸。这个时期特别是惠州、儋州时期的作品，也许不那么体现个性的锐意和突破，但却更加自然天成，炉火纯青。如果把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他这个时期的人生状态、政治心态、精神状态结合在一起，就更能看出其作品的重要性。评价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高度评价这个时期的作品，认识就不算完整，就无法做出更正确和更到位的评价。由此，传主作为一个中国伟大文学家的形象就更加丰满厚实。

其三，塑造了一个时代文化大师的形象。《苏轼传》令人信服地从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去描写苏东坡，写出了一代文化大师的风貌，深刻揭示出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知道，一个文学方面有影响有成果的作家、诗人，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大师。只有像苏东坡这样的伟大作家，才当之无愧配得起一代文化大师的称号。他不仅仅是时代文化的楷模，更是以他创新性的文化成就和人格魅力，成为继范仲淹、欧阳修之后的北宋文坛的领袖，深刻影响了一大批当时最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共同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辉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出现北宋文化繁荣期，苏东坡个人的作用和贡献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第一功臣。

当然，苏东坡的时代是相当复杂的时代，苏东坡作为一代大师，思想性格也是复杂的。作为一部传记文学，王、崔著《苏轼传》能够抓住主要问题，从这三个方面来描写，支撑起这个人物性格的构架，传递出传主形象的思想精神之魂，时代之魂，历史之魂。

三

坦率地说，在一个平和安适的时代，读者会更接受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林语堂本人的文学命运也说明了这一点。他的随笔散文，在那个冲突斗争的年代，因过于闲适，过于远离时代矛盾而受到批评。而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代，反而得到了市场的追捧，读者越来越多。给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带来了良好的声誉。王、崔著的《苏轼传》则向我们讲了一个与流行时尚接受的不一样的苏东坡。事实上也得到读者的认可。这说明，我们这个时代不完全只有流行和时尚的文化。一种与我们民族传统创造性精神一脉相承的文化并没有终结，还在发展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传》更有文化复归文化守望的意识，更有思想探索意识，也就给人以更多的思考。

人们常说，苏东坡是说不完的。每个时代，都能说出每个时代的苏东坡，常说常新。这种思想，也促使我们的传记文学必须进一步思考怎样更好讲述苏东坡的故事，怎样更好塑造苏东坡形象等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一时还不容易说清楚。不过，至少我们明确地意识到，其一，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故事，也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说苏东坡，应该把他放到中国故事的思想框架中，从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层面上，阐释他的思想，阐释他的精神，让古代文化名人的精神在当代现实中得到传承与弘扬。

其二，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苏东坡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每一个人喜爱苏东坡，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不过，当我们将苏东坡当成一种民族文化来认识的时候，则应该超越个人的喜好，看到这个人物更深层更深刻的意义。防止把他写偏了，写小了。从当前普遍创作倾向看,这方面更值得我们去警惕。

其三，我们还应该注意防范一种高度商业化的倾向。苏东坡可以是我们人生的导师，他的精神传承不能变为煲煮的“心灵鸡汤”。名人当然有励志作用，也必须写出励志精神。但如果不能正确读解，或者有所歪曲，就可能为商业所过度开发利用，也就会成为消费意义上“心灵鸡汤”。这就远离中国故事的精神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