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卫东

1

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如同有无数颗钻石闪烁。

光绪二年（1876）深秋。一艘邮轮在大海中破浪前行。甲板上，站着一位身穿二品朝服的官员，脑后的长辫黑白相杂，像一条干枯的羊尾；脸上的皱纹如洪水漫过的坡地，沟渠纵横；一缕银须在海风中抖动，更增添了几分凄凉。

下人过来，为他披上貂皮大衣：“老爷，海上风大，还是回客舱歇息吧。”

老人裹紧大衣，长吁一口气，一摆手：“终日待在客舱，岂非辜负了这大海的辽阔？你去忙吧，老夫自会把握。”

郭嵩焘

他叫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时年57岁。道光二十七年（1847）考中进士，曾入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值班的机构，平素陪伴天子赋诗撰文、写字作画，间或秉承上意起草诏令，类似于皇帝的秘书班子，算是天子近臣。而且他有过作战经历，是湘军创始人之一，任广东巡抚时与太平军作战表现出色，堪称是文武全才。

光绪元年（1875）二月。英国为探索一条从缅甸经云南进入中国内地的通道，向清朝总理衙门称，将有几名英国官员从缅甸入境，并由英驻华使馆派一名翻译前去接应。翻译马嘉理与英国探路队汇合后，与当地边民发生冲突。马嘉理首先开枪击伤边民一人，他和四名随从则被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第二天，冲突有所加剧。事发后，云南巡抚奏报是“野人”劫财所致；英驻华公使坚称是一起有意制造的反英事件，清廷必须速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

清廷哪敢得罪洋人？于是，谢罪的差事落到了郭嵩焘头上。

此前，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被免职回乡，落魄的日子里，他从唐诗中寻来扁舟，寄情于情感的山水；独守庐中，用半壶寂寞、一碟忧愁为自己疗伤。闲居八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出任福建按察使。接到出使英伦的任命，像行走江湖的剑客，他准备为心中的信念奋力一搏，“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制之宜，独区区一人。” 这并非顾盼自雄，他在曾国藩帐下作幕僚时就常和洋人打交道，一直留心西洋规制，探究其强盛之理。

这次出使，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强烈反弹。

郭嵩焘纠结了。殷鉴不远，闭关锁国的清廷第一次遣使出海，竟以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团长，因为清政府自视天朝，不屑与“蛮夷之邦”交往，达官显贵没人愿意去。两位清朝官员奉旨随行，一路尽心事事，回来后不但没有奖励，还被发配边地。有同僚劝郭嵩焘“装睡”。在尔虞我诈的晚清官场，“装睡”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他不是没想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我知道，让你出使英国赔礼不是什么美差，外头鸡一嘴、鸭一嘴的议论我也听到不少。不过呢 —— ”听说郭嵩焘几次上书请辞，慈禧真怕他托病不去。庙堂上下，有洋务经验又忠心事国者非其莫属。他如推诿，国库空虚、兵饷两绌，因此事再起波澜，奈何？所以传旨召见了郭嵩焘。“国家艰难，正需臣子尽力。平素你公忠体国，这差事让别人去我还不放心，你就别犹豫了，为国家辛苦一趟吧。”

郭嵩焘确实犹豫。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曾感叹万千：“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迫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

当然，最终他会负重前行。不光是来自慈禧的压力，他的内心也有一团火在燃烧：“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几具尽？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他期盼的是“谢罪”后的常驻。英伦三岛的风花雪月吸引不了他，他要寻求一个落后之邦雄起的背后逻辑。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即便出使前途叵测，他也不会放弃这个为富国强民寻找火种的机会。他知道，自己的理想如幽深的峡谷，从纵身跃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只能孤独求胜。

赴任途中，郭嵩焘时常站在甲板上，眺望这个绿色的星球。日月星辰，恒静无言；青山大海，代代绵延，好像一切都在日复一日地重复。他却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中，从人心流俗的不断演化里，听到了历史踏响的足音。

2

登岛不久，郭嵩焘将盖有光绪玉玺的道歉信呈给了伊丽莎白女王。

他们的到来，在英国刮起一股旋风。洋人对这个遥远的国度充满神秘感，一名使馆随员的家人上街购物，居然在路上被人以杖击头打落了帽子，他想看一看华人男子的及腰长辫如何梳扎。路见不平的行人却将这名叫布里的铁匠扭送官府，法院以伤害罪判处了他两个月劳役。郭嵩焘得知布里击头只是酒后好奇，便致书英国政府请免予课罪。这一做法被认为极有风度与教养，经媒体公布后，赢得社会广泛尊重。此后，英国人在路上见到中国人，会欢呼鼓掌，以示欢迎。

郭嵩焘看到所谓的“蛮夷之国”，其繁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天子之都”。商贾云集、人心向上，比大清国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他结交了许多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秉烛长谈、焚香兴亡，发现西方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超“天朝”。看到英国人使用的电话、电报、留声机，更是被强烈震撼，这不就是中国人在神话中才有的千里眼、顺风耳吗？他的心灵像一只放飞的鸟儿，自由地翱翔于思想的天空。从女王到首相，从首相到议员，他往来无忤，应对裕如。他还全然无视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携夫人一同出席英国友人家宴，一同接受英国女王召见，甚至不反对夫人与男子同席进餐，还想让夫人出面举办茶会，招待驻英各国公使的女眷；至于参观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欣赏歌剧、画廊和音乐会，更是生活的日常。他超越流俗，心胸如海，拥抱着整个世界。

北洋大臣李鸿章

郭嵩焘还结识了来英国留学的严复，如磁石吸铁，两人惺惺相惜，很快成为忘年交。一老一少，每次交谈都会引爆思想的火花。郭嵩焘为小友的见解所惊叹，小友被郭嵩焘的学识所折服。这位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将郭嵩焘与屈原并论，感叹郭嵩焘在万马齐喑的大清，一人而负独醒之累。

大厦将倾，最痛苦的其实不是危楼中的房客，而是吹哨人。满朝文武，难觅知音者；一路坎坷，不遇同行人。即便开明如李鸿章，也只知购铁船、水雷和枪，“要之皆末，无当于本计”；左宗棠认为洋务须只干不说，一说就可能招致议论。他赴英国购买机器，招揽工匠，干得热火朝天，只是“何关今时之急务哉？”郭嵩焘认为，不改变观念和规制，只是从技术层面入手，无异于舍本逐末。确实，李鸿章想引入电报代替驿递屡议不决，朝中守旧派给出的理由竟然是：电缆埋入地下，电流通过时，会惊扰了祖宗，断不可行。

学界认为：郭嵩焘之前，中国对西方的认知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林则徐的时代，西方是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西方。这位虎门销烟的英雄，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第二个时代是斌椿的时代，彼时西方则成了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东方。在斌椿眼里，西方的一切文明都可以在中国经典中找到依据，不过是中华文明的余绪。读过斌椿考察报告的人，看到的是另一个“清帝国”。

独倚危楼，几许烦愁。恨神州夜长，金瓯残破，酒醉人休。

郭嵩焘屏蔽各种杂音，开启了检索世界的全新视角，他通过考察、比较和探索，找到了中国强盛的路径：变革制度、发展教育、兴办工商、关注民生。

他知道，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但是他愿意仗剑而行。

郭嵩焘并非只是称慕西方民主，亦能洞悉其弊端。英国上议院议长格兰非尔曾向他发牢骚，说我不同意动辄用兵。咸丰七年（1857）因为鸦片贸易出兵中国，上议院和下议院就争得很激烈。当时主张不用兵者是多数，然而政府决定用兵而在议会被否决的事，实在没有几次。郭嵩焘听了并不惊讶，在重大问题上，议会并无一锤定音的决策力，“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但两党之间有时“负气而不相下”，郭嵩焘又觉得有些可笑。对英国宫廷的形式主义他也很有微词。接受英王接见，要“久立一厅候见，既见，而转至前北向，俟引见毕乃退，各国公使无敢先归者”。郭嵩焘由是感叹：“此邦一切礼仪从简，独此为虐政。中国朝贺，亦无如此久立者”。

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郭嵩焘有自己的局限。实权皆为朝廷掌握，作为公使仪式感更强。英政府也知道这一点，视郭嵩焘为礼仪花瓶，每每出入觥筹交错的上流社会，自是满眼温文尔雅；在曾国藩大营最初接触洋务时，他对洋人的彬彬有礼就印象颇深，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与洋人交往只要 “以理格之”“以礼通之”则可，这未免过于天真。不过他并不偏执。洞悉日本欲吞并琉球的野心，他就一再疾呼：“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呵斥朝中的达官显贵，你们的心可真大，大祸将至，还能按时吃饭？只是，他的警世醒言被直接“黑屏”，结果一语成谶。

本欲了却君王事，岂料竟被秋风伤，独徘徊，遗恨长，满腹悲情付愁肠。

3

世上最悲催的遭遇莫过于，你一心把对方引入天堂，对方却处心积虑要把你推进地狱。

郭嵩焘太纯净了，纯净是昂贵的奢侈品，在暗室亏心的晚清官场根本没资格拥有。登上英伦三岛，他在为异域的繁华感叹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双诡异的眼睛盯上了。一个进士不第的举人，因为他的保荐得以进入仕途；而这位“魁岸负气，有不可一世之势”的副使，恰恰因为郭嵩焘最初提名他为参赞而非副使心生嫌隙，后来又因为国书上未列他的名字记恨于心。世间最高明的伪装，是一只熊猫造型的钟表，内心布满机关，外表却憨态可掬。在与郭嵩焘虚与委蛇的同时，他的“小报告” 不断打向京城。如果没有李鸿章力挺，又是慈禧亲自动员他出使英伦，估计郭嵩焘的外交生涯不会超过一只夏虫的生命周期。

刘锡鸿

刘锡鸿暗箭伤人，郭嵩焘无可奈何。在公开场合，他强作笑颜，他不能让污水浇灭心中的灯火。一转身，依然无法抑制辛酸的泪水。人事之悲，还有比捧出一腔赤诚却换来一瓢冰水更令人齿冷的吗？还有比黑白不分、正气不彰更令人无语的吗？听闻各种“诬枉之词”，耿直的郭嵩焘夜不能寐，几次喷血。

面具已经揭下，就不在乎真相的狰狞了。刘锡鸿公开宣称：“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他。”如何不容？一日，应英方邀请参观炮台，风起雨急，郭嵩焘披了一件英人递过的大衣御寒，竟成了一条罪状，堂堂大国上使居然披洋人之衣御寒，真是有失天朝上国颜面；巴西国王访问英国，郭嵩焘受邀参加巴西驻英使馆举办的招待茶会。巴西国王入场，郭嵩焘遵从外交礼仪，随各国使臣一起起身致意，竟也成了一条滔天大罪，“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音乐会招待各国使节，郭嵩焘数次取阅音乐单，也是“仿效洋人”，有失国体，罪不可赦。

没人能阻止恶的发生，就像没人能挽回泼出的水。而且，恶之花如同冰山，海面下的部分更是刀山剑林。

正、副使关系不睦，清廷权衡后，将在朝中有强大保守势力支持的副使刘锡鸿调任驻德公使，官升一级。

其实，刘锡鸿并非愚昧冥顽，他对“天朝”与泰西在制度上的优劣、实力上的强弱心知肚明。郭嵩焘晚年曾痛斥这类虚伪的封建官僚，他们对西方器物尽情享受，“府、道以上，凡有行必调取轮船”，可是“独不准百姓置造”；整天把“顺民情”挂在嘴边，而对积极主张“师夷长技”的民情民意却置若罔闻，对“不达时务”的保守派议论则持之甚力。郭嵩焘感叹“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一眼洞悉，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虎，正是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见这些指控未能一击毙命，刘锡鸿甩出新的“王炸”。因为郭嵩焘的举止不卑不亢，进退有度，合乎国际礼仪，不像他，餐间高声大语、吐痰咳嗽。驻在国称赞郭嵩焘是“所见东方最具有教养者”。本来是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被刘氏一伙当成“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的佐证；更有甚者，造谣说郭嵩焘“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

郭嵩焘天性纯真，对封建官场上的自保之道全然无视。清廷要求驻外使节把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呈送总理衙门，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深谙自保之道者，皆在日记中大肆贬损外国，称颂大清；郭嵩焘却把出使英国的见闻和思考，如实写成《使西纪程》。这之前，刘锡鸿的举报还口说无凭，缺乏实证，现在好了，白纸黑字，郭嵩焘逃无可逃！

光绪五年（1879）八月，郭嵩焘从驻英公使任上被免职召回。

出使英伦，郭嵩焘原期待是一场人生的盛宴；谁料想，曲终人散无处归，犹如离群雁。雁离群，情何堪，知否？知否？桑梓叶落处，已是骂声一片。

细雨霏霏，草长莺飞，本是江南烟雨客赏景好时节，故乡湘阴的青石板路多少次走进郭嵩焘的梦，那里才是他心灵栖息的港湾。郭嵩焘没有按照朝廷惯例赴京交差，直接称病返乡，以示心中不平。他想逃离命运，命运却与他狭路相逢，那是一条华容道。可惜，守关者不是义薄云天的关云长，而是急于致他于死地的顽固守旧势力。

《使西纪程》

郭嵩焘所到之处，一片喊打之声，连他乘坐的木船都被拒绝靠岸，忧国忧民的一介志士居然成了过街老鼠，失落如同触角，触摸着郭嵩焘早就破碎的心灵。其实，出使时他已经对结局有所预判，所以才几次上书请辞；可是当厄运真的如期而至，他还是猝不及防。

悲伤只能自饮。过往的日子删繁就简，剩下的是寒星与冷月。

蛰伏在家，眼见祖国被列强一口口蚕食，一腔报国热血却无处抛洒，愤懑如决堤之水，呼啸而至。他守不住寂寞，仍对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发表意见，积极参与省内的洋务和兴学活动。然而，羁绊在途，他已无法展示拳脚；谤言如潮，他已不能卓然自立。只因郭嵩焘办的学堂里设有天文、算学等学科，即被一些人斥为“其计狡毒”，要“清内奸以杜外患”。闻之，郭嵩焘仰天一声长叹。

为官日短，闲居时长，这使郭嵩焘有可能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观察清帝国的危亡之兆。晚年，郭嵩焘虽是赋闲之身，看到吏治不修，世风郁塞，仍深为忧虑。他曾记述一事：湖南永州太守与一巡检勾通，诈人钱财后杀人灭口。事发，湖南省按察使不仅不打算惩治罪犯，反而意欲坐其母诬告，并公开说：“宁使万人含怨，不可使官受过。”郭嵩焘郁结于胸，又无法与人言，只能在日记中怆然叹息：“今天时人事，吏治民情，流极败坏，凑拍一时，衰败之征具矣，念之益自危惧也。”

他以思想家的敏感，政治家的眼光，预感到清王朝“大限”将至。

生命的最后十年，郭嵩焘的境遇凄凉而悲惨，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人无端指斥。他悲叹，“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是啊，人海茫茫，全是陌路；声浪滚滚，皆为寒风。记忆已成碎片，上面刻满心痛。郭嵩焘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汇编成《罪言存略》，他是心有不甘，要把世人认为的“罪言”立此存照，留待历史鉴别。“罪言”二字，锥心刺骨、撕心裂肺，一笔一滴血，一字一行泪，饱含着郭嵩焘的多少愤懑与无奈？

窗外，半弯残月；屋内，一盏枯灯。

那是三湘大地又一个秋日。院子里的桂花开了，香气飘入室内。郭嵩焘贪婪地吸吮着。他为理想向死而生，对人生却无比眷恋，自知灯油将尽，躺在病榻上把人生最后一次复盘。曾经的梦碎了一地，捡起、拼接，成了布满裂痕的镜片，折射出的影像早已不复当年。人生就是一场戏，大幕落下时才发现，最忠实的观众只有自己，即便有片刻的绽放，也遮掩不住整个生命底色的惨淡无光。

据实而论，在晚清官场中，郭嵩焘学识渊博，眼界宏阔，没有之一。他不仅与先秦诸子可以对坐长谈，思接千载，纵意春秋；还可以引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西方先哲为同调，在异域的文化海洋里弄潮泛舟；对培根他尤其推崇，认为“英国讲实学者，肇自培根。”与马克思所说，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不谋而合。他孜孜不倦地丈量着中西文化的思想疆域，努力探究富国强民的真理，站在时代峰巅，呼唤人类文明光照大千。他是柳条上的第一抹新绿，当料峭的北风还打着呼哨时，已经悄然绽放在时代的枝头。一场历史的“倒春寒”让他凋敝，可是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郭嵩焘长长吐出一口气，似乎要把胸中的郁闷宣泄。没人懂的时候，他像昙花一现，在静夜里傲然绽放。他相信，暗香浮动，穿越时空，总有一天，世人会被花香牵引，停下脚步，回过头向自己注目。他吃力地撑住床沿，青筋裸露、瘦骨嶙峋，如同一棵虬曲盘结的枯树，在岁月中摇曳。家人搀扶着他，艰难地移步案前，他颤巍巍提笔，饱蘸浓墨，在米黄色的宣纸上留下两行绝命诗：“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写罢，掷笔于案。不日，气绝而亡，时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