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法/秦岭雪

民国时代的杂志，看过一些影印数据，似乎没有请人用毛笔书写标题的。五六十年代内地一些有名的文艺期刊如《人民文学》《诗刊》《收获》也没有。但同时期《文学知识》《新观察》《旅行家》比比皆是，有毛笔，也有硬笔。《人民画报》则专人以郭沫若体书写标题，书法俊美，不少爱好者剪起集藏。这位书家的字，比起郭老，少了些拗折，比较容易学上手。

《香港文学》采用书法标题，或者与此不无关系。 

认识陶然，可能是福建老一辈文艺家介绍的。他是侨生，我是侨属，一个侨字，让彼此觉得亲切。且都出身于中文系，又喜欢弄笔。他擅小说，我则写诗，自然惺惺相惜。但陶兄寡言，朋友聚会常一二小时不发一语，瞪着眼不知想些什么。我却好发议论，东评西点，放言无忌，他也不以为忤。

他知道我喜爱书法。某一天，忽然要我为《香港文学》书写标题。他很轻松地说：“每期就五七条，你写好传真来就行！”

而我，却好像接到一个神圣任务！有一种沉重感。 

汉字有沉甸甸的历史感。每个字都带着先民的呼吸。有烟熏火燎的苍茫，有石刻铁铸的高古。题字本来都是一件严肃庄重的事儿，哪能随便呢？

首先是端正态度的问题，绝不可孟浪。

于是，陶老总一颁下标题，我立马正襟危坐视读。斯时，我还在公司上班，万事不理，先来捉摸如何布局用笔。高明的作家，拟题都很讲究，总能传达出文章的妙韵。一个汉字的组合，其实包含着诗意与风格。触摸透了，文思与寄托，甚至行文的艺术取向自然了然于胸。这需要一点冥想、神游的功夫。我书写标题多年，一些时常在《香港文学》露面的作者虽未见过却似曾相识。今春，游江先生在《香港文学》编辑部草坪上举办诗歌朗诵会，来了旅法的瘦小的女作家绿骑士和她高大的洋人夫婿。我朗诵了长诗《苏东坡》的一节，绿骑士走了过来，很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为我书写标题！”廿多年了，一题之谊，竟如此珍重，汉字真是奇妙！

汉字书法是线条的艺术、写意的艺术。我书写标题，就从这两面着手。先是缘题立意，随后因意立象，于篆、隶、简、楷、行、草之中选择足以达意的形体，并在点在线加以强调。如书写洛夫的《新作十二帖》，借用了《石门颂》的放逸；洛夫也是书家，我也就每笔都讲究；写刘荒田先生的《书卷故人》亦然。写昆南的《带着死人去旅行》，用先秦简牍起笔，杂用篆、隶、行、楷，有点诡异，有点仙气，希望能传达这位作者对现代艺术的追求。书写赵淑侠女士的《美女方华》则用行草，灵动婀娜，不就是一位美女吗？

如此等等。

当然也有江郎才尽，画虎不成的时候。这就不多说了。 

写了，自然希望有人欣赏。一位新加坡名作家写信给陶老总，说急于收到刊物，是为了欣赏标题书法，气得老陶胡须倒喷，我倒很开心笑了一回。

要感谢当时还是小姑娘的美编，编排大方，留出颇大的空间，尽显书法之美。如以原大刊出，甚至缩小制版，那又何必请人书写呢？

我大约写了十多年。朋友问：“有稿酬吗？”我说：“没有。”其实，陶然曾问过我，我答曰：“不用。”他也就笑笑。相知无过于此。

陶然兄对我的业余写作非常关心，每次聚会必问：“有没有新作支持呀？”我的三首长诗以及一些论书谈画的闲适小品都是在《香港文学》刊发的，有的发了头条。他还用心组织了几位名博导评点，出了专辑。这令我十分感念。

因为一次感冒，陶兄仙游了。早几天，还一起参加了两个聚会，他还说要去大湾区讲座。哪能料到，就这样音容两渺茫了。且录小诗一首，表达我的深切怀念——《最后的老陶》：

万隆的雨/北京的雪/香港的云/都已飘过/一夕长话/一杯董酒/一次与老画家随意的访谈//鸽子在曙色里飞翔/鲜花在胸中开放/观塘码头的春夜/展现你最后的笑容/一样的握手言别/一样的挚友相送/老陶啊//三天前/美术界的盛会/你默然坐在远处/与主人的合影/依然神采飞扬/席半匆匆离去/没忘记道一声/对不起   明早还有事/大湾区一次文学讲座/从未准备缺席/而你  终于缺席了//老陶啊/来到你多年居住的房舍/还是那样暗淡的色彩/还是那一架图书/还是那样的小桌/家人说，就是坐在这儿写  写  写/不知写些什么//是的/但满城的读者知道/北京的师友知道/南洋的兄弟姊妹知道/这满腔热血/这一生忧患/都倾注在蓝色的格子里/五十载耕耘/三十卷大著//你是寡言的/你不说什么/只让华文世界的读者/在挚朴的旋律里/倾听  倾听/老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