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李路阳

2021年8月，历时三年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书法编》清代15卷收官，为《大系·书法编》从晋至清35卷全部问世画上完美句号

 

傅红展在故宫院藏黄道周书法中发现小楷《孝经》非他之作

傅红展先生从事古书画整理、鉴定、研究工作46年有余，曾任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故宫学术委员会委员，也是北京文保文物鉴定中心文物鉴定专家，中国体育博物馆专家库专家，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专家库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品市场研究院研究员等。

早年，他曾跟随古书画鉴定专家刘久庵先生到国家文物局鉴定被海关查收的大批走私文物，到历史博物馆鉴定田家英捐献的二千余件书画、尺牍等诸多文物。在古代书画的整理、鉴定、编档、收购、陈列、研究方面得到不少真传。

他在古书法的辨伪识真上达到了被中国书画鉴定权威徐邦达、刘久庵认可的高度。其中，对故宫院藏黄道周所书《小楷孝经》之辨伪最值得一说。

在那次历时八年对全国馆藏书画全面考察、制定品级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故宫院藏黄道周书法作品中有赝品。1990年10月，傅红展先生在对明代黄道周的书法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中发现，已定为新字号文物的两件黄道周《小楷孝经》中，混有一件其妻蔡玉卿代笔之作，并经他考证后确认。除此之外，他还在已定为新字号非文物（不确定的有疑存之文物）里发现了一件写得极好的黄道周《小楷孝经》（比已定为新字号文物中的黄道周《小楷孝经》更胜一筹）。之后，他请徐邦达先生和刘久庵先生来院鉴定这两件作品，两位老先生看后一致认证，已定为新字号169772文物非黄道周之作，为蔡玉卿代笔。按鉴定流程规定，他请徐邦达先生在文物卡片上写入鉴定时间与签名。原定为新字号非文物中的黄道周《小楷孝经》，经两位老先生鉴定后一致确认，此乃黄道周《小楷孝经》之精品，徐邦达先生将此作品定为一级文物并签字，傅红展先生将其放入一级品藏品柜。这两件院藏作品从此更误。

黄道周楷书孝经册题跋

随即，傅红展将其已完成的《黄道周小楷〈孝经〉辨识》发表在《中国书法》杂志1991年第1期，此考证论文弥补了这一研究鉴赏领域的空白。

傅红展在该文中阐述了这样几点缘起背景：一是，因得罪崇祯帝入狱的黄道周为维持家中生计确实精心书写了百部《孝经》。二是，黄道周因“大节垂天”，《孝经》行世之多，真伪相杂，世人难于分辨。三是，志书早有记载蔡玉卿为黄道周代笔之说，但不见蔡玉卿代笔之作为后世书界所认证。这些均有史载可查。傅红展先生在故宫院藏《明黄道周小楷孝经卷》中，发现一幅署名黄道周的《小楷孝经卷》虽书法劲健，酷似黄道周小楷，但还是有多处漏洞。后经傅先生与故宫院藏黄道周妻《明蔡玉卿小楷孝经卷》仔细核对，确认此作品为黄道周之妻蔡玉卿代笔，且其书法艺术达到了乱真的程度。

那么，蔡玉卿为什么要为黄道周代笔？傅红展先生在《黄道周小楷〈孝经〉辨识》一文中说：“这与蔡玉卿从小学黄道周书法有一定关系，按黄道周年谱，蔡10岁就归属黄道周。”他认为：“蔡玉卿之所以为黄道周代笔，恐怕有三个原因，一是黄道周以忠孝名闻遐迩，蔡崇拜之而书《孝经》。二是为应付亲朋好友的索求。三是道周入狱，家境清贫，为了维持生活。”

蔡玉卿代笔的《孝经》如此酷似黄道周小楷《孝经》，但细辨之，仍与黄道周的有所不同。傅红展先生在对故宫院藏《明黄道周小楷孝经册》和蔡玉卿代笔的《孝经》比较后在文中这样表述：“黄与蔡的小楷《孝经》，若不细细看来，实难分辨。因为二者书法极为相像，他们有一样的字势，有一样的方峭，有一样的欹斜，有一样的波磔。可见这‘一样’表现了蔡玉卿独守空房52年的感情。二者表现不同之处：一、结体上，黄书结构严谨，方峭之中具有秀润之气，这与他书学思想‘以遒媚为宗’比较吻合。而蔡书结体稍松散，有斧凿刻意的痕迹。二、笔法上，二者笔意很接近，如竖画的入笔，顿而露锋，再转折而下，形成两种笔势，即古人所言：‘钟繇守而不失’的挫锋。其宝盖儿上的一点，也是如此，黄书在这两方面表现得比较自然，顿笔顺势而下。而蔡书表现似做作而刻板。再者，黄书的掠之撇笔完全是隶书笔意，入笔细而收笔顿下。蔡书则忽略了这一点，表现粗细匀衡，变化不大。另外，在笔画的勾努上，黄书转折自然圆婉，而蔡书转折稍嫌僵直等等，黄与蔡书之差异全在细节上表现出来。黄道周的小楷承袭钟繇，如《漫堂书画跋》云：‘余见先生清室中所书《孝经》直抉钟太傅之秘’。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记：‘黄道周大胆的去远师钟繇，再掺索靖草法’。足见黄道周小楷承师钟繇。他的经历和书法艺术修养使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这一点是蔡玉卿所难达到的。蔡玉卿虽然师法黄道周，但她掌握较多的仅仅是黄道周的结体和用笔等形式。而内在的、本质的及形成黄道周楷书风格的内涵，蔡玉卿的学习是有相当差距的。因此，无论蔡玉卿多么精心的代笔，也难以掩盖她与黄道周在书法方面的差异。”

 

傅红展从明代尺牍中发现了研究王宠的重要价值史料

破译古代书画家生平的悬疑问题是书法研究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他发现古代尺牍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所谈之事乃为告诫训示，敷陈政事，评赞著述，议论是非，临别致词等。其文辞的严密性，不亚于诗歌和词曲。他在研究古代书画家生平时，除了各类古籍可资借鉴外，也将破译的视线投向尺牍。

他对明代中期王宠书法的研究，便借助了与之相关的尺牍信息。王宠是明代中期著名的书法家，是与祝允明、文征明齐名的明代中期“三大书法家”。而王宠是祝、文的晚辈，比文征明小二十四岁，缘何能与祝、文二位长辈齐名而声名大噪？更让后人疑惑的是，王宠40岁夭折，年纪轻轻的他究竟死于何病？仅有15年书法创作年龄的他又是怎么成名的？傅先生认为，这些都是研究王宠书法绕不过去的问题。

为此，他查阅了大量关于王宠的书法作品、尺牍及文献记载，最终在王宠的几件尺牍中找到了关键答案，经过几年的详细考证，完成了研究王宠尺牍的三篇论文：一是《王宠行书述病帖考》（刊载于2004年第12期《文物》）和《明代书法家王宠死因解析》（刊载于2005年第2期美国《中外论坛》）。因《文物》杂志受版面所限，偏偏舍去了王宠死因部分的考证，傅红展先生在征得杂志社同意的前提下，在美国《中外论坛》杂志全文发表了此论文。二是《王宠山庄帖解析》（刊载于2005年第1期《书法丛刊》）。三是《谈王宠行书书札起居帖》（刊载于2005年第4期《故宫博物院院刊》）。傅先生认为，“王宠的这些尺牍，书法清健遒劲，风格独具。纵观他的书法遗迹，会发现他的书法踪迹的渐进过程。尽管他没有更多的书法论点让后人去剖析，但我们从他早期书法的稚嫩走向成熟、从收敛走向开放，可以感受到王宠书法的变化，为人们研究王宠早期书法的师承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些尺牍研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傅红展先生对《王宠行书述病帖》的考证发现。

第一断：《王宠行书述病帖》的真假。

傅红展先生经考察发现，现今存世的百余幅王宠书法作品中，竟有30余件属赝品。那么，这件《王宠行书述病帖》究竟是真还是假呢？傅红展先生从王宠书法师承、早晚期书法的变化，以及印章及落款辨识，认定《王宠行书述病帖》是王宠的真迹。

傅先生认为，王宠的书画用印丰富多样，搜集起来大约二十几方，其中包括阴文和阳文两类印章。从这些印章在王宠书画作品中的使用情况，大致可推测出某印章使用的年代。《王宠行书述病帖》后面有押印“棱伽居士”朱文方印。据此判断，《王宠行书述病帖》大致作于晚期。在台湾收藏并收录在《清玩雅集》一书中的《王宠行草杂诗卷》和苏州博物馆藏《宿白雀寺二首卷》中亦钤有“棱伽居士”印。前者款署“壬辰九月二日……”，“壬辰”为明嘉靖十一年，是年，王宠三十九岁。后者款署：“癸巳四月朔日……”，“癸巳”乃嘉靖十二年，即王宠去世那年。从印文及刻法上看，《王宠行书述病帖》中的钤印与《王宠行草杂诗卷》和《宿白雀寺二首卷》的印文同为一方。

王宠《述病帖》

第二断：《王宠行书述病帖》究竟写于何年？

傅红展先生描述说：“此书札后面没有相关跋文，但是在信函前的空白处，有后人所添 ‘嘉靖十二年’楷书字样，其年正是王宠40岁过世的那年。那么，注者是何以推断出此帖年代的，我们不得而知。为此，我对《王宠行书述病帖》文中内容以及作品年代进行了综合考证。”

傅先生的考证结论从《王宠行书述病帖》及《文征明尊师帖》中断定：“《王宠行书述病帖》是王宠过世那一年写给兄长王守的信。按‘弟自正月十三日血止，至三十日復下血，今日是十一，凡十余日矣尚未止。’可知《王宠行书述病帖》是嘉靖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的书作。”

傅红展说，就中国的历史人物而言，很少有写死于何病的记载。因此，王宠《述病帖》是具有史学研究和书法研究双重史料价值的。傅红展先生的这项论文成果揭开了王宠英年早逝之谜，填补了王宠生平研究的一项空白。

历时10年统领《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书法编》并完美收官

2022年1月17日，《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书法编·清代卷》发布会在故宫博物院紫禁书院举行。至此，《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书法编》（简称：《大系·书法编》）从西晋到清35卷，跨越1600年，集故宫院藏2200位书法家作品之大成，是留存后世的一项系统文化工程。而统领这项工程的正是傅红展先生。

第一，自晋至清，28000余件（不含尺牍）书法家的作品选谁？怎么选？

2012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提出整理、编制、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简称：《大系》）的计划，郑欣淼先生亲自出任《大系》总编辑。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文物出版系统工程，被称为“纸上故宫”，傅红展先生被指定为《大系·书法编》的统领人，实为该书法编的总编辑。据傅红展先生《大系·书法编》总论“故宫博物院书法藏品概述”及所写《故宫书法管窥》一文中介绍：“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80多万件文物中，书法作品多达75000余件，占全院藏品总数的4.2％。其中清宫旧藏占有重要比例，被贯以‘故’字典藏号。贯以‘新’字典藏号的大致分为三种：一是历代名家法帖和众多历史人物墨迹，二是故宫旧藏的清代帝后和馆臣的书法，三是明清以及近代人的尺牍。其中尺牍数量多达47000余件。”

根据《大系》的出版规划，除去明清以及近代人的尺牍拟另辟《尺牍卷》加以专门介绍外，纳入《大系·书法编》选择范围的书法家作品就高达28000余件。如此众多的书法家作品究竟选谁的？怎么选？这涉及到编制的顶层设计和这部巨无霸书法典籍的定位。19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出版的古代书法图典已经很多，基本集中于各朝代的书法大名家，但这些书法家的作品，与故宫院藏2000多位古代书法家的28000多件而言，可谓太少！院藏的相当多的古代书法家及其作品并不为绝大多数人所知。

傅红展先生在设计《大系·书法编》编制方案时，首先考虑的是站在系统研究中国书法传承的角度，将所有院藏的书法家作品纳入选择范围。他提出针对院藏元代以前、明代及清代书法家人数及作品数量差异很大的情况，采用不同的编制方法。元代以前书法家的作品少又基本为一级品，故全部编入；明代500多位书法家，除大名头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黄道周等选了两到三件外，其余的均选一件；清代1400多位书法家因人数和作品均具规模，因此，不论是大名头还是小名头，也无论他的院藏作品是多是少，每位书法家只选一件作品，以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

在故宫院藏古代书法家作品中，有仅一件作品的书法家，还有几十件、几百件作品的书法家，更有乾隆帝的书法作品多达一万多件。那么，对一人多件作品如何选择取舍？对此，傅红展先生是这样设计的：一是要看书法家作品的艺术特点是否足够突出；二是要看作品质地相比较是否保存最好；三是要看装潢用材是否最好，比如乾隆时期很多王爷、大臣的书法都使用当时最好的蜡笺纸。依此，他们选定了2144位书法家的2299件作品。

2021年8月，历时三年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书法编》清代15卷收官。清代15卷的出版，为《大系·书法编》从晋至清35卷全部问世画上了一个完美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