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刘仝保

青年孙殿起（中国书店供图）

在中国还没有公共图书馆概念之前，北京琉璃厂俨如一座开放的图书馆一度成为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古旧书人成为琉璃厂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区别于一般书商，区别于外埠书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亦商亦士，有著作传世。我结识琉璃厂的古旧书人群体和关注这个话题，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与著名古籍版本学家、古旧书发行家郭纪森先生的交往，随后几年陆续访问了琉璃厂上的老先生们，他们都跟笔者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称之为“琉璃厂圣人”的孙殿起先生。他不仅是一位精通古旧书版本及流通的买卖人，还是琉璃厂乃至整个古旧书业著书立说的第一位书商。

 

一

孙殿起（1894年-1958年），我国近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1894年11月11日生于河北冀县（现衡水市冀州区），其先世居孙家杜村，后移居北安阳城村后庄。其父少时在北京以木工为业，后返故里，仍以木工技术补助农耕不足。孙殿起11岁进私塾，13岁时私塾改初等小学堂，不久小学暂停一年。14岁时，由于家乡闹灾，粮食歉收，生活困难，辍学至京习商。

1908年，孙殿起在琉璃厂西门内路南宏京堂书坊学业，拜同乡郭长林为师，开始为期三年的学徒生活。宏京堂的创办人是冀县人张庆霞，光绪年间设铺经营古书，曾赴山东、江苏等地收书，多为版本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其外甥郭长林经理，经营二十余年后歇业。孙殿起学业期满后离开宏京堂，独立经营一年。1913年，由友人荐至西琉璃厂鸿宝阁书店做司账，跟随书店经理崔蔚元学习版本知识。1916年，孙殿起辞鸿宝阁司账。翌年，转任琉璃厂东街向南的小沙土园会文斋书店司账兼店员，深受经理何培元的器重。

孙殿起家乡河北冀州博物馆内复原的琉璃厂通学斋与孙殿起塑像

孙殿起凭借着自身的天赋和勤奋，在古书界逐渐崭露头角，名声鹊起。当时整个琉璃厂书店行中，伙计的月薪少有超过3块大洋，而孙殿起的月薪是6块大洋，足可以看出他的“身价”。每次“跳槽”时老板都要苦苦挽留。期间，孙殿起认识了著名学者、藏书家伦明（1875年-1944年）先生，不久结为莫逆。之后，伦明出资帮孙殿起在南新华街七十四号创办一家旧书铺，取名“通学斋”。1919年，当上掌柜的孙殿起时年26岁，靠着“精简勤恒”的经营作风很快使通学斋发展起来，业界影响颇大。他在主持通学斋古书铺近40年中的全盛时期，每年平均收售古旧书籍1万-2万部册，店员从最初的七人增加到十四人，在当时堪比今天京城“出版发行界”的“王府井书店”。此间，有关他的传奇和逸事颇多，笔者举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52年8月27日黎明，孙殿起步游西晓市“鬼市”，偶遇明末《为可堂初集》八册，世所罕见，但仅为残本，存卷八至五十四，故未购。次日复往，巧遇前七卷合订二册，询其昨日八册，则为他人另购，孙殿起极力追索，终从一猪肉铺上抢救出此珍本，使之合璧。

1956年1月，公私合营后通学斋并入中国书店，孙殿起被中国书店聘为《古旧书刊介绍》编辑委员。1958年7月9日，在京病逝，享年65岁。

据中宣部1988年版的《发行家列传》载，孙殿起一生著有《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丛书目录拾遗》《琉璃厂小志》等著述，先后已印行多次，为我国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参考资料。传略中特以“著书立说留后人”为段专门介绍他的著作情况。

当代琉璃厂文化研究者胡金兆在《百年琉璃厂》中称孙殿起先生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位出色的古旧书的版本学家、目录学家，而更在于他以一个普通的书商，援笔记书史，著书留后人，拾遗补缺，填补空白，成为一位近百年来古旧书史研究家，给古旧书业从业者和读书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

一位只读过三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基础知识贫乏的农村苦孩子怎么会竟有如许传世之作且能赢得众文人学者钦佩？！

一是有心。郭纪森说，那个时代，书店掌柜多保守，艺不经传，学徒全凭自己，死记、硬背，多看、勤问，甚至要偷学、偷听。

学徒时当顾客与业主或师兄们谈生意时，孙殿起就留心听，用心记，注意什么是原本、翻本，什么是单行本、丛书本、初印本和后印本。待顾客走后，会马上从书架上找出书来，对照比较，藉以熟悉版本。如此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便逐渐能够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迹、字体、版式，行款等特点区分出成书时代，弄清了刊刻区域，确定是原刻还是翻刻，是真迹还是赝品。久而久之，对于官私刻本的异同，成书年代的远近，纸质墨迹的优劣，以至书籍内容、作者生平、思想倾向、传世多寡、价格贵贱等，也就能够掌握起来，卖书时得心应手。

可以说，孙殿起每日与古籍为伍，经眼之书无数，作为有心人，勤于笔录，默记于心。在自营通学斋时曾编印数期《通学斋书目》，手订《外埠购书简章》，并刊《启事》：“各藏书家如有不用之书，欲出让者，请开列书名、卷数、著作、姓名、刊本、朝代、纸本价值函示敝店，即可接洽。如承介绍，亦有相当酬金。”

二是经手书多，是真正的见多识广。

孙殿起著《琉璃厂小志》

孙殿起在长达50年的古旧书经营中，不仅在北京的同业中能够想方设法挖掘和调剂古书书源，还经常亲自南下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山东、河北、山西、天津等地，大量收购古籍文献，将所见所得记录成册。他一生接触的古籍约为二三万种数百万卷，经他抢救留传下来的图书不计其数。长期与古籍打交道，使孙殿起见多识广，加上苦学深究，对于各家学问之渊源，各门学者之流别，皆能了然于胸，随得一书，眼能鉴别，心有轻重，即刻辨其优劣，自然也就在市场上磨炼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三是，孙殿起与诸多学者名流为友，学识日增，受其浸润，深得指导。

解放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很不发达，文人著书立说，参考资料多源于书肆，琉璃厂自然成了大平台。他从当学徒开始，后经营通学斋书店，其朋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些书贾，他能从书贾手中买进一些古旧书刊，这些人大多是他买卖的卖方；另一类是一些造诣很高的学者，这些人是他的主顾，是他买卖的买方。孙殿起精通版本，诚实谦逊，买卖公道，在一买一卖过程中于行业内留下美名，广受文人学者的另眼相看，均视为朋友。郑振铎、朱自清、陈垣、顾颉刚、鲁迅、王冶秋、周作人、缪荃孙、夏孙桐、姚茫父、张鸿来、叶德辉、史树青等知名学者文人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往来，受其浸润，也让他的学识日增。甚至，学者们自己不甚了解的东西，孙殿起亦能从野史、笔记等冷僻的书中寻找出来,提供给他们。因此，大家更愿与他交往。

孙殿起交往的学界名人有很多，许多人都对他写作《贩书偶记》进行过指导。对这些恩情，他曾在书中一一记录：“时有缪荃孙、陈田、叶德辉诸人知好，尝谓先生曰：‘遇丛书全集之书，其朱记荣《汇刻书目》所不载者，尽可写之，补其不备。’”“后识伦明、徐鸿宝、张鸿来、陈垣、孙人和诸先生，谓先生曰‘辑书须有原委，使览者若饮河流而知昆仑星宿所出，殊无汉漫穷搜之苦为可尚也。又曰：关于实用之书，均可写记，不必限以丛书一类也。’于是更效其法。先生获交当代名流，裨益非浅。”

 

三

《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是孙殿起编辑的第一部著作。

早期琉璃厂书肆

1934年，由通学斋书店出版发行的《丛书目录拾遗》共印300部。今年2月份，笔者在河北阜城藏书家何涛先生的藏书中目睹了这部书的原貌。书名由素有“前清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陈垣先生题签，扉页写有“民国二十三年刊行”，每册的总目下方均标有“冀县孙殿起耀卿录”。伦明在该书《序》中写道：“吾友孙君殿起，商而士者也……余来京师，游海王村，遇肆中人，见其语言举止异乎他人商肆，且异乎他地之书肆，意颇迓之。尝遇之王公大人家，见其挟布包坐厅事，吸烟啜茗，口讲指画，客无跼态，主无倨色，意更迓之。君博览而强记。其博览也，能详人所略。他人所究者，宋、元、明版耳，君于版本外，尤留意近代汉、宋学之渊源，诗、古文辞之流别，了晰于胸。随得一书，即能别其优劣。其强记也，姑举一事证之。君尝窥我架上书，凡某类缺某种，某种缺某卷，某卷缺某页，默记之。久之又久，一一为余觅补。按之无爽，即此可知矣。君最勤析疑辨异，恒至午夜，饥忘食，倦忘息，不知者疑以为肆务忙也。余尝戏谓，使君治学如我辈，不止造到若何境地矣。君心又最细。每校书，一点一画，不肯忽视……君平生所寓目，皆有记录，积稿厚逾尺。”伦明的落款为“甲戌季秋重阳后七日东莞伦明序于旧京烂漫胡同之寓庐。”

1936年，孙殿起又将自己数十年贩书之余考订记录而成的二十卷《贩书偶记》（原名《见书偷闲录》）印出，出版发行600部。该书呈现出两大特点：“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概不收录，录者必卷数不同的；非单刻本不录，间有在丛书者，必系初刻的单行本或抽印本。”主要收录清代以来在《四库全书》和各种丛书中未收录的单印本、 稿本、抄本、校本等，偶尔收录1911-1935年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还收录了一般书目所不收的禁毁书、明清白话小说和戏曲书。各书在书名、卷数、作者之后为注释，或简述作者经历，或附记作者其他著作名称，或辨明版刻特点、书名异同，或指出各篇(集)的内容，有时还对《四库总目》作补充著录，凡作者未见之书均加以说明，成为补充《四库全书》的一部版本目录学专著，称得上是一部清代的图书总目，涉及罕见本高达17000多种，是我国古籍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解放后，《贩书偶记》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重印，除校正个别错误外，并附书名与著者索引。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中华书局版挖改纸型重印，并作了校补。

另外，孙殿起还辑录出版了《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北京风俗杂咏》等书，这其中以《琉璃厂小志》影响之大，说是“小”志，其实是一种谦虚的说法，直到今天都是业界研究琉璃厂和古旧书业的必备书。笔者藏有多个版本，其中包括首版的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2001年版、2018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2011年版。

《琉璃厂小志》为近现代古旧书业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称集大成之作，是第一部琉璃厂的“家底”书，且能窥见北京数百年来旧书业之全貌。北京市政协组织编写的《老北京述闻丛书》之《史籍志书》（2021年1月北京出版集团出版）称，《琉璃厂小志》首次对琉璃厂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并结合实地调查、走访，是迄今关于琉璃厂的最为全面的著作。全书约36万字，前后费时数十年，共有六个章节：概述，时代风尚，书肆变迁记，贩书传薪记，文昌庙及火神庙，学人遗事，某些章节后面还附有相关行业的所见所闻。有些则是转录于古人和近人的诗文、笔记、题跋和著录，均注明作者和书籍出处。如，第三章《书肆变迁记》中有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陈浏《古玩业：宝珍英古两斋》几篇文章，此卷构成了琉璃厂旧古书业从晚清到民国年间的“全景图”。该章节的内容历来为藏书家、版本学家或研究琉璃厂历史的学者所称誉，是本书最有史料价值的一章。笔者在撰写《“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学说来龙去脉》一文引述此章节的一组数据——“上溯道光咸丰年间，下至民国三十五年这一时期在琉璃厂开设书业店铺的共三○五处，而由冀县、衡水、深县、枣强、阜城、景县等衡水籍人士开办的共一百六十四处；第四章‘贩书传薪记’中又称：当时琉璃厂以经营古玩字画为主的店铺共一百四十六处，衡水籍开设的有六十处，以书画装裱业为主的店铺共十九处，衡水籍开设的有十一处……”

第四章《贩书传薪记》更是“黄金细节”。这一章节中，孙殿起详细记录了从清咸丰同治年间到民国年间，琉璃厂一带从事古书业、古玩字画业的店名（斋堂号）、老板和弟子（伙计）的姓名（字与号）、籍贯等。这些都是他到处造访，不拒细珠，辛苦拾掇而成的。文中对于每一家书铺，无论新旧，从开业到易主，或改变经营业务，停业等情况，一一详述，如数家珍。据说，当时孙殿起对书业同人，无论掌柜伙计，每见到一位，总要问清其店业的来龙去脉，包括铺主的姓名、籍贯、开业地点、师承关系等都要记录在册。

中国书店琉璃厂门店

孙殿起所著的《琉璃厂小志》与前人所述之书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均是文人雅士眷顾琉璃厂书肆的情结，而孙殿起则是从卖书人的角度写，有意识地记载书肆的基本状况和店铺的演变，构成了琉璃厂的“书肆志”。业界认为孙殿起不仅开创了北京图书发行史志的先河，更是开启了书商著说的风气，一改之前单纯由文人雅记琉璃厂的历史，让写琉璃厂的书多了一些烟火气。

著名史学家、北平国史馆馆长金毓黻1948年为孙殿起作诗：“断简零缣满架尘，陈思应为访书贫，筑台市骏都无济，君是燕中第一人。”“辛苦何曾为贩书，梳篇理叶亦寒儒。似闻天禄添新袠，购到伦家一百橱。”意指孙殿起是琉璃厂著书第一人。

 

四

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1909年-1987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撰写的一篇《北京琉璃厂史话杂缀》中称：“《琉璃厂小志》开拓中国古旧书业研究的里程碑，孙老先生是‘琉璃厂圣人’。”

综上所述是孙殿起目录学思想的主要体现。此后，古旧书人著书立说在琉璃厂乃至整个坊肆间成为一时风气，各店陆续争出书目，以广招徕。如，北京琉璃厂文禄堂主人王普卿《文禄堂访书记》、雷梦水的《书林琐记》，天津古籍书店雷梦辰的《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张振铎的《古籍刻工名录》，苏州古籍书店江澄波的《古刻名抄经眼录》和杭州古旧书店严宝善的《贩书经眼录》等问世。

孙殿起的著作习惯一直持续到了他生命的终点。1958年，他卧病之时，说话已感困难，仍嘱外甥雷梦水记其口述的《记藏书家伦哲如先生》一文。直至昏迷不醒，时说胡话，手指犹捻捻不息，自谓：“我在写稿”。孙殿起病逝后，其手稿《庚午南游记》《记伦哲如先生》《慈仁寺志》《贩书偶记续编》《北京风俗杂咏》《台湾风土杂咏》等则由雷梦水编写、整理后逐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