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世太    摄影/马 军

打开《宋史·司马光传》，拂去积落在时间上的尘埃，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从岁月深处走出，精彩演绎千年前的故事。

少年司马光，读书识字，得益于父亲的悉心教导。6岁开始，在父亲指导下读书。平日在外面听别人讲《左氏春秋》，回到家里，为家人讲解其大意。书籍，以无与伦比的魔力，把少年司马光的心，紧紧地攥住了。从此，他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勤奋好学，这一良好的习惯保持终生，为他后来在史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天资聪颖，加上父亲的亲切教诲，父亲朋友们的熏陶，司马光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以至于“七岁凛然如成人”。特别是司马光“破瓮救友”的智慧故事，为他在京城开封和西京洛阳的朝野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光山司马光故居内，司马光出生三天洗浴的司马浴泉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20岁的司马光参加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后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沿着仕途步步上进时，宝元二年（1039年），母亲病逝。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父亲司马池病逝晋州。按礼制，司马光回家为父母各守孝三年。居家服丧期间，司马光没有沉溺于悲痛不能自拔，而是化悲痛为学问，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充实内心，对古人古事，提出独到的见解，写出了《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雎》《秦坑赵军》等几十篇有价值的文章。

司马光故居内的雕塑《司马光砸缸》

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26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滑州）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文散官名，正七品）、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县事。庆历六年（1046年），28岁的司马光调京任大理评事（中央审判机关）、国子直讲（辅助博士讲授经学）。

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士子，怀着满腔报国热情奔赴京城，踌躇满志，准备一展宏图。但等待司马光的，是北宋官场起伏的巨浪，他的命运之舟，随即剧烈地颠簸。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五年（1060年），任度支员外郎、直秘阁、判度支勾院。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起居舍人，职责是记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撰修《起居注》。司马光觉得这项差事“实非所长”，连上五状请辞，仁宗乃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赵祯去世，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年号为治平。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46岁的司马光任吏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治平四年（1067年），49岁的司马光任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知制诰。是年英宗病逝，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熙宁三年（1070年），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熙宁四年（1071年），他看到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政策失误而被罢官，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从此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志》。“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66岁的司马光，将编纂完毕的《通志》呈给神宗皇帝赵顼。神宗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自己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68岁的司马光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恢复常平法，废除青苗法。九月初一，司马光积劳成疾，因病逝世。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

纵观司马光的一生，无论为政、为学还是为人，都秉持了他一贯的品行：忠诚老实，坦诚正直，光明磊落。

作为政治家，他始终把国家强盛、百姓富庶当成自己的义务，忠实地履行职责。

自20岁入仕以来，司马光先在地方为官。他脚踏实地，深入社会，了解民间疾苦，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给朝廷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如宝元二年（1039年），替在杭州任职的父亲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分析添置弓手增设武官的利弊。26岁时在基层工作，短时间里便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司马光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发现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的研究成果《边议》很有见地，便积极向上推荐。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堡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便采取措施，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决定修建堡垒。

位于山西夏县的司马光神道碑

司马光担任谏官5年期间，以宋朝的江山社稷为出发点，从内政外交，到社会道德，共计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给个明确答复。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这是为避免政局动荡的大事，为皇权的平稳衔接奠定了基础。

面对北宋兵力不强，冗官冗兵冗费过多，统治者大兴土木支出靡费，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积贫积弱的现实，司马光从爱民、宽民和重农的思想出发，认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就是节省民力，减少支出。而神宗朝宰相王安石围绕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宋朝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司马光坚持“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认为在守成时期，应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求治太急”的急功近利改革方式、任用吕惠卿等有才少德的“小人”，但合理的建议始终没有得到王安石的接受与改正，最终酿成悲剧。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的路径和方式不同。当他看到自己的主张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

位于山西夏县的司马光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15年，不问政事，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主持编纂了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书《资治通鉴》。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具体分工是，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程颢、程颐、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学术中心。司马光为编纂《资治通鉴》，倾尽全部心血。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作者把这十六朝1362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即便面对皇帝，也不留情面。

麦允言是宋仁宗朝的入内副都知、宫苑使、眉州防御使，平常在皇帝身边工作，给仁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的王则叛乱。宋仁宗命麦允言和西京作坊使、资州团练使王凯一起带军平定叛乱。麦允言完成任务回京后，宋仁宗升其为昭宣使、遂州观察使。皇祐二年（1050年），麦允言在宣庆使、遂州观察使、入内都知职位上去世。因为麦允言生前深得宋仁宗的信任，他死后，宋仁宗追赠他为司徒、武安节度使。司徒与太尉、司空同为三公，节度使也比观察使职位高，这是特封。但宋仁宗觉得还不够，又下诏书，说麦允言有战功，特命葬礼赏赐一品卤簿，按一品大员的规格，在出殡时派遣仪仗队。司马光依礼反驳：“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缨，不亦大乎？”维护了礼制的尊严。

夏竦官至宰相，深得宋仁宗的宠信。《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夏竦死后，宋仁宗追赠他为太师、中书令，并赐谥号为“文正”。太师是勋名中最高的，“文正”是大臣谥号中最高的。司马光说：“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宋仁宗只得将“文正”改为“文庄”。

曾经担任宰相的庞籍和司马光是忘年交，在中央和地方任职期间，对司马光多有支持和帮助。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作为政敌，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王安石由衷敬佩司马光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称赞道：“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司马光避走京城，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彰显自己的磊落人格。

司马光去世后，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纷纷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他。宋哲宗亲赐碑名，将他葬于高陵。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他的时候，哭声动天，人们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京城及全国各地百姓，都画他的像来祭祀。

位于山西夏县的司马温公祠

司马光因光山而名，光山以司马光为荣。

作为司马光的诞生地，自宋始，历代光山人，无论官府还是民间，都把司马光作为激励读书人进取的榜样，从司马光身上汲取为国爱民的力量，弘扬他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学习他正直清廉的品格。

宋代先后建有司马温公祠、司马池衣冠冢、司马井、养粹亭。

元代建起了涑水书院。作为培养人才、研究学问的所在，虽多次毁于兵燹，明清至近代先后多次重建和修复。

光山人敬重司马光，就连孩子的取名，从乳名到学名，多带“光”字。涂又光本名步衢，七岁以书法成名。时任县长尹孚实地考察后，认为他小小年纪，学问功底扎实，前途未可限量，希冀他成为光山县的第二个司马光，便把他的名字改为涂又光。涂又光终生以司马光为榜样，虽生不逢时，历经坎坷，但矢志向学，专心研究，终以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教化一方，成为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华中科技大学资深教授。

改革开放后，光山县大力发展教育事业，1977年以来，仅高中毕业被录取到北大、清华的学生达200余人。为了擦亮司马光这张亮丽的名片，使司马光文化在光山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传承，更好地宣传光山，发展光山，县里成立了司马光文化研究会、司马光教育基金会，新建了司马光纪念馆、司马光广场，以司马光名字命名了道路、宾馆、中学，出版了与司马光有关的研究专著，策划制作了《少年司马光》系列动画片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建设了司马光小镇、司马光油茶园，推出了司马光家宴、司马光火车专列、司马光酒、司马光茶，把司马光元素渗透到教育、科技、文艺、餐饮、经贸、旅游等各个领域……

看来，要想使司马光以后的千年文脉延续不衰，必须像司马光那样正本清源，直面现实，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忠诚老实地做学问。

这，才是对司马光文化的最好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