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程 希

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莅临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为“亲情中华 战疫有侨”专题展览作开幕讲话

陈嘉庚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侨领、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特别是他一生倾心倾力创办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村的义举，使他成为中国教育近现代化历程中的一座丰碑。而他进一步拓展其教育理念，为开创新中国华侨文博事业进行的擘画、奠基和构建实践，影响就主要限于侨界了。所幸中国华侨文博事业近年来取得长足进展，在202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公布的全国第五批一级馆名录中，中国博物馆协会华侨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四家成员单位榜上有名，一级馆成员单位增至六个。华侨文博事业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获得显著提升。在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这是对他生前在有华侨的省市逐步推进建立华侨博物馆，以及建立一座“世界华侨博物馆”遗愿的最好告慰和纪念。缅怀和重温陈嘉庚先生创办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座以“华侨”冠名的博物馆的初心、理念及其遗愿，是我们作为华侨文博工作从业者，不断推动华侨文博事业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以及进一步发扬光大嘉庚精神的力量源泉和精神鼓舞所在。

陈嘉庚先生筹建华侨博物馆的设想与目标

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对华侨的重视，使得陈嘉庚先生通过教育助力中国近现代化发展的理念和抱负得以一展宏图。由于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均被纳入新中国国家公办教育体系，不再有筹措经费之虞和繁杂校务缠身的陈嘉庚得以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拓展其新的教育版图。1949年，他撰写了《博物馆陈列商榷》一文，显示出其对于教育的关注和思考开始转向博物馆。1950年，陈嘉庚先生正式回国定居，将主要精力都用于了推进华侨博物馆的建设。

陈嘉庚倡议在北京修建华侨博物馆的函

陈嘉庚先生首先对中国当时博物馆的现状及文物市场进行了考察调研。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博物馆约30座，陈嘉庚先生参观考察了其中半数左右。他目睹了“我国昔日不重视博物馆之陈列”的诸多落后与空白，认为“博物馆关系社会教育颇巨”，“是文化教育机构的一种，与图书馆、学校同等重要”，“数万人口之小城市，即有设立之必要”，因而决意通过兴办博物馆，继续其教育报国的理想，并将其建校办学侧重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理念进一步扩大为旨在使更多普通民众终身受教，以及强调华侨教育的大教育理念。

即将竣工时的华侨博物院

在参观山东济南的广智院时，他发现院内陈列有文物书画、植物标本，又有溪流泉水、园林绿化和各种建筑景观，漫步其中，环境清雅、不仅身心愉悦而且可以学有所获、得到感化教育。这给了陈嘉庚先生极大的启发，因此萌生了在厦门也修建一处场所供人们游览学习和休闲娱乐的想法。他认为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形式更能够教育人民追求文明进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回到厦门后，他立刻着手进行修建鳌园的规划。同时，着眼于华侨博物馆的筹建，在考察调研过程中陈嘉庚先生还从各地文物市场收购了青铜器、陶瓷器、书画、钱币等文物和各类工艺品等约八千件。这些文物和工艺品奠定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座以“华侨”冠名的博物馆——华侨博物院的藏品和展品基础。

此时的陈嘉庚先生已年逾古稀，但他带领广大海外侨胞以兴建博物馆的方式参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坚定而远大的。在短短十年时间，他主持完成了厦门华侨博物院（一期）和集美鳌园露天博物馆的建设，并在《中外华侨永存爱国世界博物观》一文中进而提出了在有华侨的省市均兴建华侨博物馆的建议，“如广东、福建二省华侨最多，将来（华侨）博物院可发展至数十处”。他还认为，“北京是首善地区，为爱国归侨胞集中所在，应当开先引导……希望海内外爱国侨胞共同发动，大力支持，促成盛举，是所至盼”。

他建议先行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处设华侨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并于1960年7月，带头捐资50万元人民币，作为在北京建造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资金。他初步设想将该博物馆定名为“北京中外华侨永存爱国预筹世界博物院”。次年3月20日，陈嘉庚先生又致函全国侨联（1994年更名为中国侨联）常委会，建议将该博物馆的名称改为“北京华侨世界博物院”，并对博物馆的规模和设计均提出了具体设想，还再次承诺由他自己负责解决建造费用。陈嘉庚先生的这一动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许。周总理告诉陈嘉庚先生待当时的国家经济困难局面好转后，由国家投资建设华侨博物馆而无需嘉庚先生自己负责解决博物馆的建设投资。此即2014年10月建成于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由来。

陈嘉庚先生兴办华侨文博事业的开创性实践

（一）兴建露天博物馆——鳌园

陈嘉庚先生首先决定以不占良田为原则，用填海造地的办法，在集美学村东南角建立一座以集美解放纪念碑为主体的公园式露天博物馆——鳌园。鳌园所在地原为一座三面临海、由一片海边礁石自然形成的荒屿，因退潮时很像一只大海龟将头伸入海中而得名“鳌头屿”，鳌园建成后亦由此得名。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舍外景                        摄影/木 易

鳌园从1951年9月集美解放纪念碑奠基动工开始，至1957年整体修建完成，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在当时共耗资约60万元人民币，由陈嘉庚先生亲自设计并精心组织施工。建成后的鳌园主要由五十米长的游廊、集美解放纪念碑和陈嘉庚陵墓三个部分，以及鳌亭与命世亭等鳌园入口外围延伸景观组成，是兼具人文、自然景观，供民众游玩、休憩的公共开放场所。鳌园整体布局奇巧，从空中俯瞰，宛如一只大海龟憩在碧波之中，在平面图上呈繁体汉字“圖”字形，造型独特而优美，融纪念性、艺术性和游乐性于一体。

鳌园全景

鳌园之所以成为“露天博物馆”，并被认为是陈嘉庚教育实践的拓展和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拓创新之作，主要在于园区内通过闽南流派石雕，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时代气息相结合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文化特色，及知识传播和公共教育氛围。陈嘉庚先生在鳌园内主持创作了共计666个石雕精品，内容有中外历史、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科教文卫和工农业生产场景等诸多题材，展现了浮雕、沉雕、圆雕、镂雕、影雕、线雕等几乎所有闽南传统石雕技法和高超的技艺水平，因而鳌园也有闽南“石雕博物馆”之誉。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洋洋大观的鳌园石雕是陈嘉庚先生将教育启蒙与民间艺术相融合，以“博物大观”和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进行的新中国文博事业开创性实践之一。而以华侨作为博物馆专门标识和教育对象的华侨博物馆（院），则是陈嘉庚先生通过兴办文博事业，拓展其教育理念和教育版图的又一创举。

（二）创办新中国华侨文博事业

在兴建鳌园的同时，陈嘉庚先生也在积极推进着“华侨博物馆”的创办。1956年9月20日他亲自撰写了《倡办华侨博物院缘起》一文，提出“建议由华侨设立一所大规模的博物馆。馆址可设在华侨故乡出入国的港口，即可给国内人民公共应用，又可给归国华侨观览，两者均收其益。”在该文中，他不仅表达了带领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强烈意愿，还首次表露了通过兴办文博事业对华侨进行教育的理念，反映出其希望通过对华侨施以更多教育，增强华侨的故土意识，密切与祖国关系的良苦用心。同时，陈嘉庚先生还带头认捐10万元人民币，作为建馆费用。兴建过程中，陈嘉庚先生对于华侨博物院的规划方案、选址、筹款、藏品征集以及馆舍的总体设计、建筑风格、陈列布展等等，无不悉心过问、亲力亲为。在他的带领下，华侨博物院一期工程（即华侨博物院现有馆舍）所需建设资金37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海内外侨界人士筹集到位。华侨博物院的院址也是陈嘉庚先生亲自选定的。院址所在地在当时还很荒凉，但他认定“这地方很好，宽阔又安静，地处市区与南普陀和厦门大学之间，交通方便。”

按照陈嘉庚先生的设想，拟建的博物馆，以华侨博物院为名。对于华侨博物院的总体功能和目标任务，陈嘉庚先生经过多方考察后形成了明确的规划。他看到南洋各地及国内外其他博物馆，多陈列该地出产物品和前代古物，认为“单陈列地方物产，乃系（博物馆）前时体例。……其他足以启发现代智识者尚多，倘能参加陈列，裨益人民，良非浅鲜。”因而“华侨博物院应是国际性的机构，不受地区限制，与国内博物馆亦无抵触。世界各国凡华侨涉足所及物产风景、民俗风尚、社会文献等有关材料均得兼收并蓄，以供众览。外以明了党情，由此开通民智，不但为国内一般人民所需要，即使对国外华侨也有周览参观的价值。”为此，陈嘉庚为华侨博物院规划的发展蓝图十分宏伟，拟建五座大楼、设四个馆。“华侨博物院内部的机构，暂拟为四馆：第一是人类（历史）博物馆，陈列古代历史文物和现代民族标本等；第二是自然博物馆，陈列动物、植物、地质、生理卫生等标本；第三是华侨和南洋博物馆，陈列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经济、政治以及华侨情况等文物、模型、图表；第四是工农业博物馆，陈列祖国革命及新建设的实物、模型、图表等。其他博物馆得依需要及条件许可，依次增设。”这样的规划可以说从一开始就为华侨文博事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方向，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华侨博物院现有馆舍，是原规划5座楼中的一座。其外观融合中西建筑风格，呈现出与厦门大学校舍风格统一的典型“嘉庚建筑”特色。为体现华侨建馆的特色，他根据兼有中国传统样式和南洋风情的设想，在长达80米的展厅中，设计了三座中国传统建筑的重檐屋顶和须弥座为基本造型和主体结构，两座泰缅等国建筑风格的展橱组合于其间，形成鲜明中式风格与浓郁南洋风情的相映成趣，营造了祖国文化与侨居国文化融为一体的独特氛围。甚至对于进入博物馆的台阶设计，他都提出要求：“大门前的石阶应为半月形，石阶是大众参观博物院的必经之地，要雅致美观，且每阶须宽一尺一寸较好上下。”

在藏品和展品方面，陈嘉庚先生在自己亲自前往各地收购文物的同时，发动南洋华侨社团征集到华侨文物和动植物、矿物标本两千余件，号召海外华侨“把珍奇的纪念品以及有关公私纪念的文物捐献出来，以丰富本博物院各内容”，华侨博物院现有6000余件文物藏品，大部分由陈老先生当年出资购得，有历代陶瓷器，青铜器，古钱币，古字画、古代雕刻工艺品、动物标本和外国工艺品、陶瓷、玻璃器皿、油画作品等。这些藏品分为祖国古代文物展和自然标本陈列两个专题展示于新建成的展览大厅内，陈列面积2800多平方米。其中有14幅中国古代书画和9件陶瓷器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二、三级文物总计有270件。

鳌园集美解放纪念碑

1959年5月14日，厦门华侨博物院（一期）建成开馆，陈嘉庚先生亲自主持了隆重的开馆典礼。这不仅是陈嘉庚先生与华侨博物馆的“缘起”，同时还是中国华侨博物馆事业的开端。这座建筑面积达4千平方米的大楼主体共6层，用优质雪白花岗岩砌成，雄伟壮观，周围是宽广的大庭院，树木成行，一片葱翠，环境优美。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一级馆证书

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这是第一座完全由华侨集资兴建的博物馆。该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首座华侨博物馆，开创了新中国华侨文博事业和民办公共博物馆之先河。在陈嘉庚先生亲自办学的宏大教育事业中，这是陈嘉庚先生教育理念的又一开创性实践——通过博物馆教育加强华侨与中国的联系，也反映出华侨对新中国建设的满腔热忱。华侨博物院与集美鳌园、集美学村、厦门大学—起，共同构成了陈嘉庚旨在培养精英专业人才与提高普通民众素质相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播现代社会文明相结合的理念与目标。

但遗憾的是，陈嘉庚先生去世后，华侨博物院原来的规划并未能付诸实施，他在北京兴建华侨博物馆的设想和计划也被搁置和拖延下来。改革开放后，经过中国侨联、侨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的多方提议和共同努力，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增强，兴建“侨博”的事项又开始被有关方面纳入议事日程。2005年7月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项目建设书给予正式批复，批复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作为国家建设项目立项。2014年10月21日，在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建成开馆，告慰了陈嘉庚先生的遗愿，也使长期以来海内外侨界的共同期盼终于得以付诸实现。

如今，经过10年的努力奋斗，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已成为拥有馆藏文物藏品6万件（套）、图书资料1万余册、展示空间5000余平米、年开放时长2500余小时、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侨专题博物馆，也是世界上首个以跨国移民为专题的历史文化博物馆。此外，更能让陈嘉庚先生欣慰的是，其一手创办和倡建的华侨博物院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在其诞辰150周年之际，双双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

陈嘉庚先生兴办华侨文博事业体现出的教育理念及后世影响

倡办博物馆，是陈嘉庚先生晚年致力于公共服务与社会教育的一个方向。是与他一直以来通过改善民众生活，提高国民素质，助力中国近现代化发展的努力一脉相承的。早在1927年时，他曾印制《增广校正：验方新编》，广为赠送派发，希望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帮助人们减轻病痛。抗战胜利后，他出版了亲自撰写的《战后建国首要：住屋与卫生》《我国行的问题》《民俗非论集》《东北观感集》等著述，对于公共卫生、交通运输、移风易俗和城市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诸多中肯建议和具体设想，反映出他在经营实业获得成功后回馈社会，致力于公共服务和社会教育的持之以恒，以及对于新中国建设的热切期盼；同时也反映出在不同时期，他开展公共服务与社会教育的着力点是不同的。最终，他以华侨文博事业为新的开拓点，继续延展和丰富了其一生教育理念和公共服务的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又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思想、灵感之源。

在致力于华侨博物馆的兴办之前，通过创建或资助集美学村、厦门大学、新加坡南洋中学等众多涵盖初级启蒙至专门职业技能培训和综合高等教育的各种学校，陈嘉庚先生的教育理念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提倡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第二，提倡教育平等和致力于教育普及，包括男女享有同等受教育权和贫富享有同等受教育权，向贫寒子弟和落后地区提供奖学资助；第三，尊重教师在学校的主导作用，注重师资的培养；第四，提倡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振兴实业培养专门人才；第五，关心和重视对于华侨的教育。

教育职能的体现是博物馆的关键目标。博物馆是陈嘉庚教育理念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陈嘉庚的教育理念通过其兴建华侨博物馆的实践得到了更充分地体现和实施。陈嘉庚先生创办华侨博物馆，进一步延续了其兴办学校教育中开放性、平等性、慈善性，以及寓教于乐的理念和目标，也同样突出和兼顾了对于华侨的教育。在其亲自撰写的《倡办华侨博物院缘起》中，他指出：“博物馆是文化教育机构的一种，与图书馆、学校等同样重要，而施教的范围更为广阔。学校为学生而设，图书馆为知识分子而设。博物馆的对象不限于学生或知识分子，一般市民，无论男女老幼，文野雅俗，一入其门都可由直观获得必需的常识。”

他认为“一般人民参观了博物馆，见所未见，眼界大开；学校师生参观了博物馆，可由实物而与书本相印证，专门学者参观了博物馆，可接触书本以外新发现的事物，有助于更深入的研究。”因而，他对兴办华侨博物馆的任务和目标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是日日开放，给一般人民参观，有利于社会教育；第二是协助厦门大学教学研究，并供其他学校和学术机关的参考；第三是配合南洋研究所工作，有助于对华侨情况的了解；第四是供给回国华侨参观并协助华侨文教事业的进展；第五是协助学者从事其他科学研究。”

华侨博物院馆舍

这些论述不仅彰显了陈嘉庚先生有教无类的公益性大教育理念，以及他对于博物馆直观性和实证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普及性和终生性，以及寓教于乐等教育优势的深刻洞悉，也反映出他爱国家、恋故土和济苍生、护侨众的一片赤诚。时至今日，国内华侨博物馆（包括纪念馆、美术馆、艺术馆等）的总数已超过130余家，但主要职责仍是由陈嘉庚先生当初设定的目标和任务或沿用或发展而来，即第一，博物馆通行的全面、持续、开放的社会教育；第二，支持关于华侨的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第三，强调和突出为侨服务意识以及华侨教育；第四，对华侨特有文物的收藏和保管；第五，以华侨为榜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内景                               摄影/木 易

“我是华侨，很希望侨胞也来尽一部分责任”，“由华侨设立一所大规模的博物馆”，“既可给国内人民公共应用，又可给归国华侨观览，两者             均受其益。”陈嘉庚先生以华侨冠名博物馆，一方面是要表明这是华侨创办的事业，并以此来鼓励更多的海外侨胞支持和参与这一事业，从而密切华侨与新中国的关系。他指出，创办华侨博物馆“是为了表达华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深情厚谊和作为华侨与国内人民感情联系的纪念物；同时有助于普及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有助于国内人民对华侨、侨居地人民的风土人情的了解；并促进我国与华侨、侨居国的文化交流。”这些认知，既是与他此前的办学理念相通、相承的，也反映出他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超前领悟和新中国文博事业发展的高瞻远瞩。

目前国内各华侨博物馆主要以地方性兼顾整体性华侨历史、华侨社会形态发展脉络为主要展示内容，即各地华侨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多以所在省市华侨出国史、创业史、贡献史为策展思路和模式，着眼于让更多的人知道华侨这个群体的存在，使得华侨博物馆有了关于这个群体的集体性纪念馆的意义。虽然这并不是陈嘉庚先生兴办和倡建华侨博物馆的主要目的，但在突出华侨这一群体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以及成为华侨华人及其后代寻根寄托和精神家园方面，其实际效果显然比陈嘉庚先生最初的预期做得更好。

各地华侨博物馆以华侨为专题策划、打造的展览，原本是为了使得国内的社会公众对华侨有一些比较系统、全面地认识和了解。现在帮助海外华侨华人的后代懂得自己的来历、祖辈们所走过的道路与他们自身当下处境的由来，也成为华侨博物馆工作的一种基本现实需要了。国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不少华侨历史博物馆，但内容大多限于当地华侨华人的历史信息。有关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跨时空、全貌的介绍还得有赖于中国的华侨博物馆，这是中国各个华侨博物馆今后应更多意识到的责任与使命。与此同时，华侨博物馆教育华侨的职责也是一以贯之的。华侨博物馆是华侨教育的辅助和延伸，也是至今为数不多的专门针对华侨的教育机构。虽然海外华侨教育自二战以后已逐步转变为华文教育及汉语言教学，但华侨博物馆至今仍被视为华侨的精神家园和对故土乡情的缅怀之地，可以说是陈嘉庚先生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之一。

通过兴办华侨博物馆的实践，陈嘉庚继续了其教育报国，旨在全面提高中国人素质的努力，更通过使华侨博物馆成为海外侨胞与祖（籍）国连接的纽带，强调对华侨的教育和树立了华侨这一群体的爱国榜样，进一步密切了华侨与祖国的关系。跨国移民并非中国所特有，但华侨是中国所特有的，而且对于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或称“独特”作用。创办华侨文博事业反映了陈嘉庚先生本人因华侨和侨领身份而具备的跨国视野和中西合璧的教育思想，反映了陈嘉庚远超同时代人的远见卓识和无愧于“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侨领风范。他以华侨博物馆这样一种形式，强调了华侨这一群体的存在，向世人真正展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何以为“侨”、何为“侨力量”的独特作用与贡献。当然，陈嘉庚先生本身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独特“侨力量”的典型范例。然而，仅限于从华侨、从中国来看华侨文博事业的意义，显然是不够的。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内景                                  摄影/木 易

陈嘉庚先生是将博物馆通行的社会教育理念与专门针对华侨的教育理念相结合来兴办华侨博物馆事业的。他开创的华侨博物馆事业，不仅是将博物馆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实践，还成为将华侨华人和祖（籍）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和纽带之一。如今，华侨博物馆在一般博物馆的意义上，还有着以华侨这一群体为主题的集体纪念馆性质。近年来，通过文物讲述华侨爱国故事，阐释华侨爱国精神，充分发挥华侨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是各地华侨博物馆最突出的宣传教育成效，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总之，陈嘉庚先生开创的华侨文博事业，再次实现了其“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誓言，践行了其一生矢志以求的教育理念，为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打开了通过华侨了解中国历史和认识世界的又一扇窗口，为后人留下了开阔认知眼界、获取励志力量、激发创作灵感和启迪深入思考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

（作者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