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万伯翱

马未都是名人，外界说他是收藏家和鉴赏家，我认为除此之外他更像是一个学者。

作者与马未都（右）

我俩相识也有二十多年了，又因同属知青，还都入过伍，后又当过编辑（我曾长期担任《中国体育》杂志总编辑），且同热爱写作，自然共同语言就多起来。无论是见面饮酒品茶，还是微信上谈天论地都很惬意。每当彼此的新著付梓出版都会互赠，喜欢收藏点小玩意的我竟也找他去鉴定个不是文物的文物，让他见笑。疫情期间虽不能经常见面，但他的书我是经常放在枕边读着。有时夜不能寐时，就会情不自禁地从床头上翻出他送我的好几本书来读，巴咂着他那不短不长、饶有味道的“马氏文稿”，反而是愈加兴奋起来，越读越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有学问的兄弟！

他是在京城军区大院里成长起来的，他虽生长在北京，祖籍也是山东，所以我们是货真价实的“老乡见老乡”。马未都的父亲马丹林，一个胶东半岛盐碱地镆铘岛的农家子弟，十几岁参加革命，我见过老人家那穿军装挎着盒子炮十二响的照片。从指导员、教导员到政委，解放后又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空军总医院。马丹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革命老战士，而马未都是一个有故事的“老炮儿”。14岁弱冠时，他跟随父母前往东北五七干校，过上了吃不饱、穿不暖、住不上屋的艰苦军旅生活，后来中学没毕业，就走向了社会。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对他的不断了解。

第一次知道马未都的名字是《编辑部的故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情景喜剧，成为当时的追剧，那时他是“马编剧”。其实，在之前他是“马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创作发表小说《今夜月儿圆》，而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编辑部做编辑，当编辑之前却是一位机床工。估计《编辑部的故事》源于他在编辑部当编辑，据说剧中的李冬青一角的原型正是马未都。认识他时已是“马馆长”，当时刚刚创办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随着他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在《百家讲坛》侃侃而谈成了当今的“马网红”。

我的胞弟仲翔是我与马未都的“媒人”，他俩能够“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神聊”，以至于仲翔去世（2022年11月7日）后，马未都即刻写下了《壬寅寒冬祭》，在十篇名人祭中不是名人的“万老二”却被他排名在首位，可见他哥俩真是情深谊长。文中他写道：“看着二哥的遗照，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饭桌旁的悄悄话，此时此刻只能默默地对遗像说了：‘二哥，人生有短有长，多长都是短，多短也是长，关键是要活个明白。’在这个混沌不开的世界上，二哥是明白人，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人生既有格局，也有饭局，还有饭局中的觥筹交错和窃窃私语。万仲翔先生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年立冬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记得在吊唁中，马未都胸戴白花臂佩黑纱，跟我追忆他俩的交往说：“我是很珍惜和二哥吃饭的机会。每次我都会有意无意地和二哥打听些过往，虽然他年长我只有11岁，但这11年重要啊，他眼中的世界，他经历的故事，远比一般人丰富而曲折，这也正是我所欠缺的。”还说，“与二哥聊天，既可以佐证我年轻时模糊的记忆，又可以补充我够不着的丰富生活。”

透过马未都的这些文字，他有谦卑之心，更有交谊之情。我曾不止一遍地读他的《背影》，这算得上是一部有情有义的祭文合集，他之所以能够去为故去的亲朋好友写作，足以说明了他有种热血情怀。

仲翔和马未都虽然相差11岁，但有共同之处，看事情都会举一反三颇具哲理性，特别是都在通达中透着一股不易觉察的清高和幽默。仲翔生前曾跟我说，无论走到哪里，马未都都会被人呼上一声“马爷”，而这声“爷”，和马未都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都说人的脾气和本性是逐渐养起来的，自然也和生长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老北京独特的文化背景培育了马未都的文化底蕴。《背影》一书中记叙了他早年的成长经历。马未都尽管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更没接受过文学培训，但他对文学艺术的热情和特有悟性成就了他。就像开国将军和部长们一样，文化不高，甚至于多数相当于二三年级的文化教育程度，更有的干脆就是个牧牛娃、放羊孩，但后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既是书本上的，更是征途和烈火中的锤炼。他说自己在文化系统里算不规矩的，东跑西颠，呼朋唤友，上下九流皆有朋友。难怪读他的文章有充沛的情感和饱满的动人细节，这就是他的经历。如今的马未都已经是著作等身了。他说，文章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榜样。写书时，花甲之年的他更加能理解那些文人和战将的人生历程，“我这个岁数开始对人生有很多感受，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所以包括写书会有很多代入感”。这一点，我这个精神矍铄的耄耋愚公是十分认同，也且有深深的同感。

马未都并不是一个甘于安分的人。从报社编辑到职业鉴赏收藏家，马未都走得应该不会那么通畅，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他肯定也为钱不少发愁啊！但这也成了他的财富。同时他带给社会的不完全是物质的藏品，更是精神的愉悦。2023年，马未都邀请我到位于上海中心大厦37层的上海观复博物馆参观，不知这是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博物馆，反正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为了一睹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络绎不绝的观众不乏情侣和老人，卷头发的老外比比皆是。一处美其名曰“东西馆”吸引了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工作人员说：“上海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里面展示的每一件藏品都兼有东西方两种元素。”几只“观复猫”争相购买，数百种文创中的“新古董”，其原型是生活在北京观复博物馆的几只猫咪的形象。猫是马未都的爱宠，无论是在书房还是博物馆里猫是随处可见，写文章有猫陪伴，鉴定文物也有猫随行，猫好像成了他的灵感之物。我知道皇帝中有乾隆，作家中有巴金、夏公（衍），画家中徐悲鸿等等都是喜猫一族。

今年“五一”前，马先生更是陪我巡游他的北京观复博物馆，一件件价值连城的宝贝让我惊叹不已。参观中我边看边请教，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有趣闻。其中，一只高20.7厘米的康熙年间斗彩海兽天字罐，虽然盖子是新配的，但这只产自景德镇的郎窑绿釉梅瓶是白求恩摸过的“革命文物”。马未都说，这是从白求恩好友瑞恩手里买来的；1983年从大导演李翰祥后人那里花四千元买来的明代罗汉床和椅子如今已经翻了150倍之多，价值高达几十万元。说到椅子，中国从东汉时期一改“席地而坐”的习惯，创新了“椅”，让中国人成了“高坐一族”；还有一件李一氓老革命家生前使用过的紫檀家具，重达一二百斤。他的后人们常常来马未都的博物馆瞻仰，算是睹物思人。说到这文物背后的故事，马未都是娓娓道来，还有一只底座为镂花状元青花莲池鸳鸯纹执壶，更是珍贵。马未都说这是他所见过的“唯一”一只；他从美国购得的唐如意形枕，原是一尊宋元物品。上镌：去秋除事酒，破梦直须茶……

由此来看，作为收藏家的马未都把自己当成一位文化布道者，他通过最通俗平实的各种方式，让人们接近文物，读懂文化。记得他对着铜铃一敲说：“诸位听好！这可是一千多年前唐朝的声音啊！”也因此，马未都把观复博物馆打造成民营博物馆的典范，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盈利的博物馆之一，最起码在大都市上海是有门票和文创收入。他除了收藏还在研究博物馆的运营，马未都认为除了门票和文创收入外，提倡“以物养物”，建议文物合法合规流通。他说：“清朝的罐罐瓶瓶何止几千个，唐朝的铜钱大概有上百麻袋吧，你留50麻袋行不行？可以流通一些，供社会爱心人士和收藏家收藏，这不乏也是一种民间很好的文物保护吗。”

马未都有“京城第一收藏家”之美誉，尽管自己收藏了那么多珍贵文物，但在文物面前，人人都是过客。他曾许下宏愿，博物馆内的文物不留给马氏后代，毕生珍藏将在他百年之后全部捐赠国家，毫无保留。这让我想起了同为马氏的马衡老爷。马衡是金石鉴赏家、石鼓文专家、书法家，他是我的总角之交马思猛的爷爷，我和思猛是北京育才小学的同班同学。童年时代我曾多次见过常穿长袍的马老先生，但那时不知道他有这么牛，更不懂得这么牛的重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任命过马衡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几十年来，随着和马家三代人的深入交往，逐渐意识到了老先生真的是牛。因为马衡不仅仅战火中守护19万余件国宝奔走大半个中国，更是将自己收藏的甲骨、碑拓等400多件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病逝后，其子著名戏剧家、文化部顾问的马彦祥，遵守遗言又将其家藏的孤本金石拓本、图书等1.4万余件（册）文物全部捐献国家。

这是马衡的真实故事，也是马未都拜见过的前辈。其实每个藏家都有自己感天动地的故事。徐悲鸿为了防止国宝名画《八十七神仙卷》流入海外，不惜一切代价收购后，在画上题大段跋并刻了一枚“悲鸿生命”的印章；张伯驹在抗日年代为了保护《平复帖》将其缝入衣服夹层中，躲过了战争的劫难……时代传承的不仅是文物，还有传统的中国文人的爱国风骨。从这一点上来讲，马未都是这些文保大家的优秀继任者。他曾经在海外从欧洲人手里买回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陶瓷玉器，也正在利用政策在海南三亚筹备工艺美术交易中心，再建一个文物博物馆呢，让流失海外多年的珍贵文物能尽早回老家。

一路走来，马未都的板寸鬓色霜染，但狡黠的眯缝眼的眼力却愈加地道。总感觉他一生时时刻刻都在横扫海内外“捡漏”，比如一件清代黄花梨床，当时出价120万，对方还硬是不卖，隔了三年这主儿在澳门赌博输掉了家产，主动找到马未都要求收购，马就装成大爷一改口给了59万，卖主被黑社会威胁着要砍掉手指头就赶紧送上门来。我知道马未都也曾为了喜爱的文物四处张罗着借钱，可就是不知是否也“打过眼”呢？除了“捡漏”，我想恐怕也有上当被骗之类事发生，只是他不好意思对我讲支吾着言语罢了。还有，半生收藏下来，他的身价如何？历经厚重历史的藏品，也让马未都的收藏人生更显质感。记得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文物就像雪茄，文学就像卷烟，吸了雪茄以后就特别不爱吸卷烟，觉得卷烟没味。所以，一旦喜欢上文物以后，很难再继续钟情于文学。”马未都这样解释从文学彻底转行到文物的兴趣变化。

看破浮华，心随我意。无论是当编辑，还是收藏大家，做学者，都是对人生的一种态度。甚至是穿衣打扮，每次见到马未都时都是干净的衬衫，常修剪着利落的平头，刮得干净的脸蛋儿，这么大的学者专家有时回到家里也是一名“伙夫”“吃货”。他曾在家中为我忙里忙外烧菜煮面，最难以忘却的就是“马氏老北京炸酱面”，特征是菜码多于面。饭后品着我钟爱的香茗就天南海北地聊天，他谈话干脆直接，不掩不饰，性情时更有京腔京韵的大白话，形如逗贫，但仔细琢磨颇有深意。突然他冒出一句：“大哥，至于这些东西怎么捐？该怎么保护？我还是有些担心手中文物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