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朱小平

清末有“江南四公子”，即常熟杨圻、元和汪荣宝、江阴何震彝、常熟翁之润。其中以杨圻（1875-1941）名气最大。他原名朝庆，后改圻，字云史，以字行。出身官宦世家，祖父为安徽凤阳知府。其父杨崇伊是清末出名人物，光绪六年进士，监察御史。叶昌炽曾评价他“深沉阴鸷”。戊戌变法始弹劾康有为，参劾文廷式落职回籍，后上慈禧再行亲政折，为清议所鄙视，一时声名狼藉。维新变法失败，杨崇伊绝对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并未得重用，外放汉中知府，回乡因庇娼夺妓，被劾革职永不叙用。

       

宦海幕府半生涯

杨云史与他父亲品行有别，少以才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顺天乡试南元（第一名），二十七岁任户部、邮传部郎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清朝驻新加坡副领事。杨家与李鸿章联姻，杨崇伊女嫁李鸿章孙李国杰，云史十七岁娶李鸿章长孙女李国清为妻，随岳父李经方出使英伦，见识大增。他在官场生涯总计十六年。

民国后任吴佩孚秘书长。他坚称自己是只入幕，非做官。但吴佩孚非常信任他。吴之机要信札电函多出其手，文辞典雅，人几诵之。如大吏间往来电文，落名款后无非缀“叩”“拜”之类，而吴电文末名字后常署“倚戈再拜”，字间可见吴自命儒将的气派，大概也是杨云史的点睛之笔。又凡吴所历战役，云史必有诗记，时人谓之为“诗史”。陶菊隐曾写《北洋军阀史话》，迄今似乎还无人写北洋战争史话，若写，云史的“诗史”无疑是重要参考。

杨云史

“七七”后吴佩孚拒日伪诱惑，坚不下水，与云史遣夫人狄美南持信进京恳劝有极大关系。也有说他是受章太炎之托劝阻吴佩孚，但无论如何他是劝阻吴拒日寇拉拢的关键人物，因吴极欣赏他，平日几乎言听计从，当然吴本人一向奉行三不主义，即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娶妾，以爱国自矜。若个人无主见，任谁劝阻亦无用。不见曾任过日伪“教育督办”的某人，多少名流相劝，不是仍然沐猴下水吗？

吴佩孚因拒绝下水，被日寇以疗牙为名害死，云史痛书挽联：“本色是书生，未见太平难瞑目；大名垂宇宙，长留正气在人间”，感慨其未见家国光复，但长留正气，堪称式范。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吴的“本色”，但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应该值得首肯，云史亦值得一赞。

云史知大势，从不肯与奸佞同流合污。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因与云史之父相契，又欣赏云史才名，特电邀聘为顾问，他不为所动而婉谢。他性情直率，绝不趋炎阿谀。吴佩孚退隐后，他一度应张学良之邀，至沈阳为参议。张为父开丧时，一时各界挽联云集，但称颂阿谀者居多。独云史书联不作谀词：“义师寡助，孤德天邻，每为明公太息；内有大丧，外有强敌，此非将军哭时！”字里行间可见云史忧国之情慨。“九一八”后，云史归常熟。不知东三省沦陷后，张学良想起此联否？

 

一时齐唱念家山

云史在流落江南后又蛰居北平，七七事变，杨云史未走脱滞留北平，蜗居北船板胡同。日寇亦图谋拉拢，派人拜访摸底，探测其对时局感想，他慨然答曰：“我无感想，我的感想：我是中国人，只知爱中国！”他之同僚旧友如江朝宗、王揖唐等皆粉墨下水为伥，而他贫至典当度日，亦不为所动。

1938年避寓香港，1941年逝世，年67岁。他颠沛流离的十年中，正是中国抵抗日寇最艰苦、惨烈、悲壮之时，云史发表大量诗歌，讴歌浴血将士，振奋民族气节，表达了誓死抗日的不屈精神！

他的《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于1926年由吴佩孚资助，中华书局铅印出版。晚年拟编《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续编》，在自序中说增编共23卷，其中词六卷，计诗2683首、词314阕。但惜乎在日寇侵港时佚失，子女后来尽力辑补的“续编”于2012年在香港出版，但数量仍与云史手订稿本相差不少。而抗日题材所佚亦不在少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上海社科出版社（2004年）又出版《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恐仍非全本。

云史现存抗战诗篇，不仅密切关注时事，亦倾尽肺腑，奋笔高歌。前线将士喋血捐躯，云史笔下可歌可泣，如《辽东儿曲》：

国亡家破满人间，

怜尔哀歌宁武关。

坐上辽人皆堕泪，

一声齐唱念家山。

其二

四月关楼杨柳青，

黄莺啼雨满长城。

辽东子弟家山破，

莫作春风出塞声。

字里行间道出东北父老沦陷后的悲愤心声。1936年百灵庙之战，百姓争做棉衣劳军，云史大为感动，作《寒衣曲》勉励前线将士：

壮士听我言，

急起勿失机。

披衣开步走，

提刀去如飞。

其二

春来脱衣时，

衣锦还家乡。

金鞭敲马镫，

壮士意飞扬。

诗人是何等殷切期望将士们奋勇杀敌，读之那炽烈的爱国情感仿佛扑面。百灵庙大捷后，云史喜赋《赠傅宜声将军》四绝，其中一首云：

似闻穷寇意难平，

轻敌由来戒胜兵。

诸葛出师无壮语，

一生谨慎太聪明。

这是以他长年军旅幕僚之经验，告诫傅作义勿轻敌自骄，这就不是泛泛贺捷虚语，而是发自赤诚之心。

他还作《赠十九路军》数首：

一战昆阳楚汉分，

及身犹见气如云。

貔貅百战几男子，

天地英雄十九军。

其二

引狼数见中行说，

破敌威惊戚继光。

三十七年犹恨事，

少年我已鬓成苍。

诗中交织着对抗战将士的讴赞，对汉奸言论的痛恨；甲午海战至抗战爆发正好三十七年，少年衔耻，鬓发苍然，从心底期盼雪耻。正如他闻签《塘沽协定》，愤而赋诗“纪痛”，所以抗战中他每每写诗书赠抗战将领傅作义、宋哲元、苏炳文等，及写广西抗战的《苍梧将军歌》，皆笔下激昂，盼望战胜倭寇，收复河山。1941年7月，他在香港时，适逢66岁生辰。抗战维艰，香港别有用心之徒散布和谈谬论，云史忍无可忍，愤而写长诗《攘夷颂》，诗序长达千余言，表达“华夏神胄”不可凌侮的凛然之气，不久即溘然长逝。诗魂自此如排云孤鹤渺入碧空。

据我所见，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以抗战诗词激励国人，用力之勤奋、创作之多产、激情之澎湃、艺术感染力之强烈，还未有超过云史者！读他的抗战诗词，字里行间仍然会感受到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在跳动，一腔忠愤喷薄而出的吟唱仿佛仍徘徊在天地之间。故而，这位曾经为抵御外侮的苦难民族而呐喊的爱国诗人，是应该值得后人永远怀念的！

 

逢人誉我称诗史

“少年自负凌云笔”，杨云史以诗名遐迩，其诗有盛唐遗风，长篇诗体尤见功力。钱基博(钱锺书之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称他为“绝艳奇才”。张百熙称他“诗格名贵，益可见其人品之高”。钱仲联先生撰《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将他列为“五虎将”之一的双枪将董平，评语是“近代学唐而堂庑最大者，首推杨云史”，看来云史在当时诗坛流派同光体与“诗界革命”之间，是另立一帜的。

康有为题签

云史名作迭出，作《天山曲》，长达两千字，钱基博评赞为“自有七古以来，无此长篇”。全诗气魄雄阔，诗句瑰奇，“琵琶凄绝一声声，大雪纷纷马上行”“沙场风压貂裘重，阵云满地衣香冻”，与唐人边塞诗几可相埒。又《檀青引》写咸丰年间宫廷乐师流落民间，间叙外寇火烧圆明园惨况，声情并茂，跌宕铺陈，甫出即获京师伶界传唱。时人喻比纳兰容若，其实纳兰并不能长歌，气魄亦远逊云史。或有比之吴伟业《圆圆曲》、樊增祥前后《彩云曲》，但二人皆是写风尘中人，尤樊增祥为赛金花而不惜粉饰，从立意上大输云史，相比境界也更为逊色。

他因写长篇古风被誉为“诗史”，但那只是感慨朝代更替兴亡，他真正堪称诗史者，还是那些深刻触及底层百姓苦难、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动荡的诗篇。在当时“人皆称其似少陵”，诚如他自己所云：“逢人誉我称诗史，语自心伤故国来”，他作《南昌军幕感怀》：“白骨如山诸将贵，黄金满地五丁愁”，指斥军阀恶行。又如《由津浦路南归青徐道中》：

午雨溪流活，

春山药气浓。

川原明似锦，

盗贼密如蜂。

县僻无人迹，

村荒有虎踪。

如何谈治理，

不以计兵农。

军阀混战下的城乡惨状，令人惊悸。他的《拉夫行》，哀叹百姓的生离死别，不逊老杜“三别”风韵；《卖儿辞》：“米贵儿身贱，能充几日粮；临行教儿语，须学叫人娘！”这等惨痛，直教人掩泪不可卒读！他哀时多艰、忧国忧民，写下《中原纪痛诗》《哀中原》《耕烟谣》《哀流民》等大量纪事诗，包括他由北京南下，目睹日寇铁蹄蹂躏，写下《哀广州》《巴山哀》等。他曾劝告吴佩孚：“将军如有意，第一是苍生”，“歌诗我辈哀”，始终贯穿着他的诗史创作。他有《甲戌除夕》：“一年忧国泪，半世异乡人”，道出诗人之心境。他曾说：“抑闻海内人士答我者曰：云史诗如少陵。嗟乎，我又何不幸为诗人而为少陵也”，杜甫的“诗史”传统在云史笔下发扬到了极致，自古以来，诗人能如此之多之广的笔触“哀民生之多艰”是极为罕见的。

 

不留冷眼酬故人

一向倨傲自命不凡的康有为，与云史在吴佩孚五十寿宴上相遇，他目空一切，挥撰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自矜无人能出其右，连吴大帅也三鞠躬，连称“无价之宝！”其实下联尾句是唐人刘禹锡成句“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央”，只有一字之易。这诗是赠名相裴度的，比喻吴佩孚，有些用典不当。上联用典更不成话：“牧野鹰扬”是周武王伐纣的典故，如何与吴相比？

但如此自负之人一晤云史，顿有相见恨晚之意。云史因父亲当年曾弹劾康有为，不免尴尬，但康却谈笑自若：“此往事耳！政见各行其志，何足介意。况君忠义士，何忍失之？愿与君订交。”他还赞云史为“旷世奇才”，“四海冠绝，天下第一才子”，称其长歌“誉为诗史”。并为《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题写书名。康是除了光绪皇帝眼睛里谁也不夹的“圣人”，竟对云史如此推崇，可见云史之才确令他有佩服之处。1937年，康有为逝世十周年，云史约各界名流发起追悼大会，并作祭文怀念，可见云史之重情谊。

其实云史与他父亲的政见并非一致，陆丹林在《革命史谭》书中载：云史任新加坡副领事任内，两广总督张人骏遣刺客宿云史寓，图谋伺机刺杀孙中山，云史马上请田桐转告孙中山注意防范，又苦劝刺客利害得失，刺客动容，遂放弃暗杀计划。由此可见云史虽是官员，内心还是同情革命党人的。虽然云史之父与维新派水火不相容，但云史对维新人士却甚为景仰，参与变法维新的陈三立逝世后，他写挽联悼念：“是为吾辈所宗，斯世斯人，合以寒泉荐秋菊；报道先生已去，今年今日，不留冷眼看残棋”。“是为吾辈所宗”，道出诗人对陈三立的景仰之情。

 

直教人生死相许

 云史是有情有义之人，不仅对友人，对妻室亦情深意笃。他发妻李道清有词集《饮霞词》，未几病逝，后续弦漕运总督徐仁山之女徐檀，徐为才女，号霞客。云史因生计日蹙，受江西督军陈光远屡次邀请，于1911年始入幕为高参。当时吴佩孚听闻叹道：“陈光远何能驾驭江东不羁之才？”果然云史看不惯陈光远穷兵黩武，萌生退意。徐夫人作书致云史云：“园梅盛开，君胡不归？”云史见书，马上留函挂冠而去，其所留陈光远辞书云：“不禁他乡之惑，复动思妇之怀。清辉玉臂，未免有情；疏窗高影，亦复可念。清狂是其素性，故态因之复萌；敢效季鹰烟波之清，乞循林逋妻子之情，予以休暇，遂其山野，庶面云在山，靓妆相对，此中岁月，亦足为欢”，四六骈句，风姿华采，不卑不亢，情理交融，其书可见明人小品的遗韵。鲁迅曾评赞明人小品，是污浊里的一抹光辉，云史之书亦可称明人小品文的余脉，尤“见梅思妇”之情，一时传为美谈。亦可见徐夫人见识不俗，才使云史“江山万里”的襟抱不致污浊。吴佩孚闻之大喜，疾遣人邀云史至洛阳入幕。

江山万里楼，摄于上世纪20年代

云史与霞客甚为情深，尤敬佩夫人大义。徐霞客逝世，云史大恸，泣作《哭亡妻怀夫人》《悼亡》《秋柳怨》等篇，尤其痛怀夫人的《呕血篇二百二十韵》，更是锥心刻骨，令人感叹！

云史避居香港后，他的第三任夫人狄美南一直陪伴他含辛茹苦共度时艰，将他的诗稿珍藏。云史逝世后，狄美南料理毕殡事后，即服安眠药殉夫。情深至此，正应了古人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杨云史逝世后，他的子女们一直不懈搜集父亲的遗诗，孜孜矻矻，以寄托对父亲的怀念之情。

杨云史之长女杨全荫，是父亲第一任夫人李道清所生，她是李鸿章儿子李经方之女，十八岁嫁给杨云史。杨云史诗集《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附有夫人李道清《饮霞词》一卷，可见也擅写诗词。家风所致，女儿杨全荫著有《绾春楼诗话》，不知是否受父亲诗风熏陶，推崇豪放诗格，书中曾记辛亥革命时女诗人杨雪子，记其作“《送军事团北伐》古风一首，意殊遒壮,气吞万夫,真堪掷地作金石声也”。大为赞美之下甚至说杜甫诗句“车辚辚，马萧萧”、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若与杨雪子相比，“徒见气馁而已”。但杨全荫父亲诗风大有豪气，不知她是否评论过？杨全荫是词人，著有词集《绾春词》，但无由得见词风是否豪放一格？她丈夫毕倚虹也是词人，原名振达，号几庵，著有《光绪宫词》，包天笑称其“风神俊逸”，还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小说家，其《人间地狱》当时甚获好评。但从他编选《销魂词》，评家认方多哀感之作，不外纳兰之风。但夫妇均为词人，堪称珠联璧合的才子才女。杨全荫一定受到父亲的指教，才有了父女享誉诗坛的美名。

 

自将名节视高洁

杨云史一生不喜庆寿赠酬、步韵唱和，但诗名满天下，是被时人视为社会名流的，是名流则难免被利用，有时却不过情面，不得不违心题咏。举例说，1936年赛金花死后，张次溪和后当汉奸的潘毓桂最为热心，发起拟葬陶然亭香冢侧，并立碑碣，策划除云史写诗碣外，还有与章太炎、钱基博、唐文治并称“国学四大师”的金松岑撰碑文，齐白石写墓碑，还要拟请吴佩孚写碑额、潘毓桂写墓表等。金松岑曾写《孽海花》前六回，后放弃，在《为赛金花事与友人书》中云“因赛之淫荡，余不冒污笔墨”，他回复说：赛的自吹“多不足凭”，“我文自当留身份，不能作谀墓语”。1900年，云史父至京帮办议和，住李鸿章寓所贤良寺，云史在此见过赛金花，质疑：“向壁造为异说之耸听……宁有不知耶？”曾求证写《孽海花》的表哥曾朴，知赛金花行事多属虚构。强调写其人需格外谨慎，万万不可溢美。还说他父亲根本就没听说过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赛金花的“义行”。

陶然亭        摄影/马力

当然，云史不屑，热心人大有人在。齐白石最为热心，赠画为葬资，甚至多次表示百年后葬于赛金花墓侧，殊令人匪夷所思。胡适、傅斯年也热心走访，刘半农还写了传记《赛金花本事》。熊佛西曾写过《赛金花》剧本，国民党下令不得排演。1937年，夏衍的《赛金花》公演，时逢东北沦陷、华北危机，表现外敌侵略、清廷卖国，随后被通令禁演。其实当年给德军当过翻译的齐如山先生，早就揭穿过赛金花的自吹谎话。美化赛金花，如同将汉奸的情妇“作家”捧到天上，其实是一个对民族节义观的极大侮辱。所以鲁迅曾讥讽：“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云史重气节，对无气节的败类一向鄙夷不耻。如他曾咏钱谦益、柳如是：“故国词臣新大夫，可怜红粉费踌躇。高台爱妾都无恙，从此先生死所无”，极尽嘲讽之笔。说明云史对“贰臣”连带柳如是是有定评的。

杨云史自书诗

潘毓桂在寇氛日深之际，如此之低级不堪，其心甚不可问。他后来下水自甘堕落，也是其来有自。他在宋哲元军中任职，向日寇出卖二十九军作战计划，致使南苑失守，赵登禹、佟麟阁殉国，可见一贯有认贼作父之心。最后是潘毓桂写墓表并为赛金花立碑，响应者只有樊增祥将自己吹捧赛金花的前后《彩云曲》一自书，一请张伯英书，连张大千的《彩云图》刻碑立于陶然亭内。抗战胜利后赛金花墓被铲平，一场闹剧烟消云散，可见人心所鄙。潘毓桂写墓表被人斥为“其臭不可向迩”，1945年以汉奸罪被捕判刑瘐死狱中。

记得1941年上海被日寇占领后，百乐门舞厅的舞女陈曼丽，因痛恨日寇，拒绝日本军官邀请跳舞，被当场枪杀在舞池边。赛金花与之相比，品行立可云泥之见，潘毓桂等为向外敌献媚招摇的赛金花涂脂抹粉，真是不知天下有廉耻二字！云史一向自矜不浊，明清以来士子有捧伶妓的遗风，号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人也不能免俗，云史也是被时人称为具有晚明士林气质的人物，虽无关大节，确也很令人有珪璞之瑕的疑惑。包括他曾与风尘中人赠诗唱和，也是时代使然，不可苛求。六朝南齐名妓苏小小，清代才子袁枚极仰慕，刻章曰：“钱塘苏小是乡亲”，有求他赐墨者辄钤此印。一位求字者见他书毕钤此印，色愠不悦：与妓相提有失身份。袁枚说：多少年后，知苏小小者胜君多也。今日西湖仍然有苏小小墓，曾一度毁坏后经民意认可，由政府重新修葺。假设今日问卷调查年轻人，知赛金花与杨云史者孰多？恐怕结果堪忧。平毁了赛金花的碑刻不等于糟粕消逝，这有一个引导崇尚道德节义的问题。

 

不负诗人不负花

梅花自古为高洁之象征，杨云史甚爱梅花，常以自喻。他笔下多咏梅以抒胸臆，云史有《梅花绝句》多首：

喜见梅枝篱落生，

水云来去有清清。

江南酒暖横长笛，

一坐无言出塞声。

其二

雪堂红萼向人愁，

赤壁江深雨雪流。

天下悠悠兵马里，

晚来煮酒上黄楼。

其三

寂寂寒溪云水涯，

将军岸㥽共浮家。

此花堪折吾须折，

不负诗人不负花。

其四

薰笼火暖红楼夜，

此际江山最有情。

一客坐中新入塞，

新诗从此起边声。

杨云史画梅（载1936年《青岛画报》）

他的咏梅诗不仅“脱却寻常脂粉气”，还流泻出对纷乱家国“悠悠兵马”的关注。“一客坐中新入塞，新诗从此起边声”，这就不仅仅是在咏梅了。云史不仅以诗名，书法亦佳，又能画，尤其酷爱咏梅、画梅，但绝不轻易赠人。但1931年却肯挥毫画梅为流民助赈。他感吴佩孚知遇之恩，绘巨幅梅花相赠，吴佩孚赠他对联：“天下几人学杜甫，一生知己是梅花”，对联言简意赅，概括云史笔下“诗史”特征和追求人格高洁的品质。诗史之评价于云史而言，尤见于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际。

无论处于何种时代，人，皆无完人，但恐怕应正直立世，大节不亏。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中说名士需具备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不知云史符合否？冯先生又将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云史归属哪种境界？我个人认为起码是不以名利丧失做人行事的准则，大节上是一个有气节、有襟抱的才人的境界吧？

太纯粹的才人在世界上几乎很难生存，除非蝇营狗苟同流合污。假设清朝未灭亡，他也许会在仕途上继续升迁，以他的人高于众和处事原则，临风鹤立众必非之，人生的结局或许是个悲剧。云史曾自叙行状说：“我少年时，闻有诗人我者，则色然怒，今闻之则欣然喜”，固然写诗当不得饭吃，晚年贫病交加的他一生追慕杜甫，竟也似病死孤舟的杜甫而客死香岛，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能以诗名终其一生，为后世所铭记传诵，宛如“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能豁然“欣然喜”，能至死不渝的坚守做人底线，值得后人纪念，不是很好的“天地境界”和人生归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