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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轼到闯南洋

文、摄影/杜雨涵


甲辰年初,导师给我布置了一项研究课题《苏轼对海南后世的影响》。我在初中、高中、大学的课本里都读到过苏轼的诗文,他是我最仰慕的宋代大文豪、大书法家。接到这个研究课题,我立即跑到图书馆,把介绍苏轼的著述一网打尽,足有半米多高。青灯黄卷,研读一卷,又研读一卷,寻找研究的突破口。终于,我在《故宫里的苏东坡》(祝勇著)里看到苏轼的多幅画作,大都是瘦竹、怪石。作品是艺术家的品节,艺术是民族的品节,苏轼为什么钟爱瘦竹、怪石?苏轼的精神品节与瘦竹、怪石有什么关系?这似乎是我千寻万觅的突破口?

一个人的精神品节和他的出身经历有关,一个人的精神品节又可以左右他未来的发展方向。

苏轼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均为大文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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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五公祠苏轼塑像


童年、少年的生活是人的母本生活,接受的文化是人的母本文化,成年以后的精神品质的发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延伸。如果把刚出生的爱因斯坦送到非洲的原始部落,充其量可以把他培养成优秀的猎手,绝对培养不成伟大的科学家。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轼为什么一生坎坷,做官四十年就有三十三年被贬谪?就是他自小养成的从道不从君,认理不认人的品行,不为权贵低眉,全为自己胸中的浩然正气,以瘦竹的品节自律,宁折不弯,必然被盛行拍马溜须、阿谀奉承的官场视为狰狞怪石,遭受排挤、迫害、坐牢、贬谪,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苏轼与这个法则格格不入,他不易折谁易折?然而,就是他的倒霉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美食家,造就了东方的莎士比亚。

宋神宗赵顼即位,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苏轼很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便上书反对。王安石权高位极,神宗变法心切,苏轼只能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其秉性不改,御史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苏轼因此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其政敌王安石劝谏说情,苏轼才躲过此劫。

那年,44岁的苏轼被降为团练副使,贬到黄州,人生跌入低谷。初到黄州,苏东坡身无银两,只能住在僧舍,与僧人一起吃粗茶淡饭。后来,朋友为他向郡中请得东坡荒地五十亩,他带领家人垦荒耕种,掘井作塘、种植桑树与蔬菜果树,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此时起的。他就在这个时期,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名作:“赤壁三咏”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吟出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言。

苏轼的自救精神对他后来被贬儋州起到非常大的精神作用,对海南后世百姓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后世的闯南洋实质是一场浩荡壮阔的自救运动。

1086年,神宗死,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司马光被启用为相。苏轼被召还朝,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他看到保守派压制王安石革新派尽废新法,秉性如竹的苏轼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抨击保守派执政后的腐败乱象,又引起保守派的排挤打压,再遭诬告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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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荣归故里


嫉恶如仇、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累犯忌讳的苏轼必然遭受一次一次的打击。

1094年,58岁的苏轼因新党执政再次被贬惠州,惠州当时属蛮貊之邦,瘴疠之地,气候迥于北方,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苏轼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1097年,苏轼再次被贬海南儋州。海南荒蛮瘴疠、是朝廷理想的流放之处,“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苏轼抱着必死的想法,买了棺材,并立下遗嘱。海南教育落后,隋、唐两代326年的历史中,没有出过一个举人、进士。但是,苏轼没有想到,没有文化的儋州却懂得善待文化。

苏轼客观上传播了大陆文化,他指导百姓打井取水,为他们看病开药收取诊费,开办学堂收取束脩,吸引了无数渴望知识的学子,讲学作诗,造就了海南历史上首位状元姜唐佐。

自宋朝苏轼和众多贬官来到海南,确立了儒家思想,官学私学兴起,使教育得以高速发展。据《海南岛古代简史》的记载,海南自宋至清,涌现出767名举人、96名进士。仅明朝就有595名举人,62名进士;清朝有157位举人,22位进士。尤其是明代的琼籍人士,无论学术思想、政绩及对后世的影响都特别突出。

作家杜光辉和学者阎广林、李长青的《岭南之冠——唐胄》中有这样的文字:在贪腐成风的明清两代,从海南走出的官员,无一贪腐,涌现出王佐、唐胄、海瑞等名臣。他们用廉洁的手臂挽起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是一个难解的历史密码。

这个密码正是贬谪文化对海南后世起到的重要作用。

儒家文化具有两面性,仁义礼智信仁爱和谐,虚伪媚上注重表象。宋代以前,儒家文化对海南的渗透和影响相对薄弱,很多地方还是儒家文化的处女地。李德裕(唐朝),还有宋朝的苏轼、李纲、赵鼎、胡铨、李光。这些贬官大都是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化大家,同时又是廉官谏吏,注重道德修养,胸怀浩然正气,被贬至海南,却给海南本来阴霾就稀薄的文化天空,带来一片晴朗的阳光,对海南后世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明清时期从海南走出的官员全为清廉谏吏,有它的文化渊源。


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出现了蒸汽机,轮船的出现导致了中国沿海地带闯南洋的人数急剧上升。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百姓生活困顿,清廷允许民众前往海外谋生,当时英国殖民者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来开发南洋各岛,大量的华工涌入南洋。从1840—1940年,约1000万人出境,其中95%到了南洋。

闯南洋的实质和苏轼的自救应该为同一性质。

当年在南洋闯荡的侨胞,其人生际遇与苏东坡何其相似。失败,崛起,再失败,再崛起,不屈不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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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侨回国抗战机工塑像


现在媒体报道的多为华侨中的成功人士,更多的远赴南洋的创业者,或是葬身大海或是魂游异乡,除了在他们家人中留下最多三代人的记忆,以后就杳无音信,历史从来都是成功者书写的。

祝清坤原籍是海南万宁人,1926年11月2日出生。祝清坤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家里经济条件极差,11岁就与亲戚一道赴马来西亚槟城谋生。祝清坤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咖啡厂当小工,月薪3元。祝清坤发现他的工资与有文化、懂技术的人相比有天壤之别。让祝清坤明白了知识的重要性,他白天做生意、晚上到夜校读书。太平洋战争以后,祝清坤发现人们喜欢喝咖啡,专门去学炒咖啡豆,再次返回咖啡厂当技工。而后决定自己当老板,克勤克俭积累资金。8年后,19岁的祝清坤创办了均记茶行咖啡粉厂。名义上办了厂,当时只是承租了他人咖啡厂里的一口铁锅用来炒制咖啡粉。每天天没亮,就起床炒咖啡豆,炒完咖啡豆磨成咖啡粉,又骑着脚踏车沿街售卖。脚踏车上的8桶咖啡粉,重量超过150斤。

经过多年的勤劳俭用,祝清坤在1952年买下一个店铺,创办了均记茶行咖啡厂。业务从槟岛慢慢扩展到威省、北马和东海岸各州,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在东南亚创办了华人企业王国,涉及橡胶、旅馆、房地产、建筑业、金融市场、贸易行业等多个领域,拥有10余家企业和其他多家企业的股份。

王绍经是海南琼海人,生于1860年,在家排行老大。王绍经自幼聪颖,虽家境贫寒,但父母仍对其寄予厚望,送他入私塾读书。可是,读了一年家中再也拿不出钱支付学费,王绍经便辍学。18岁时成婚,婚后生下长子王先树。1884年初夏,24岁的王绍经辞别妻儿老小,踏上南下新加坡征程。只带了4块光洋,外加两瓶辣椒桔。初到新加坡的星洲,与别人挤在一起,睡在琼州商家的大铺。做“挑脚”,卖篓叶。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走遍新加坡大街小巷,码头港口,赚来人生第一桶金200元。

王绍经又到马来西亚和印尼山区办起土特产杂货店,收购当地山货、皮货等,运到新加坡和海南做制鞋原料,事业逐渐兴旺。王绍经曾找四位同乡合伙经营,股东先后去世,合股又没有书面合同,王绍经仍将股东的本钱和红利分给他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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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骑楼


当时,由于交通不便,邮政业务落后,南洋华侨要汇钱赡家很不方便。王绍经出资在家乡琼海县嘉积镇创办“批局”,为华侨办理汇兑服务,深受华侨和家乡眷属的欢迎。清政府为此嘉奖王绍经为“资政大夫”,国民党政府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为邮政局。

经商致富之后,王绍经又向汇兑、房产、银行、保险等行业进军,成了新加坡12位著名富商之一。

 

苏轼的精神品质和贬谪文化对华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了他们的创业史上,更体现在他们功成名就后,报答祖国,报答家乡。

抗战时期,世界各地的华侨都自发地向祖国捐赠银元物资。仅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东南亚的一些海南籍华侨,毅然放弃海外的舒适生活,回归故里,参加抗日战争。许多像吴乾刚那样取得巨大成功的华侨富商,将家产变卖,带领全家回到海南。后人问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回乡,他们以林则徐的名言作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海外侨胞还组织南洋华侨机工队到缅甸参战。抗战爆发后,日军封锁东南沿海港口,中国军事物资补给通道被日军切断。国民政府又开辟西南通道,连接缅甸——昆明的滇缅公路成为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却因缺乏司机和维修技术人才,致使苏联和美国的军用物资滞留在缅甸仰光,无法运往抗战前线。1939年,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发布《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号召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来自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的3200余名南洋华侨响应,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1942年的三年时间里,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抢运50万吨军需物资、15000辆汽车和其他民用物资。3200多名南侨机工有1500多人牺牲失踪,平均每公里就有1人牺牲。抗战胜利后,仅有1000多人返回南洋。

抗日战争结束后,华侨为祖国、为家乡投资建设许多项目。海外侨胞以财富回报海南,为推动海南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海口南洋骑楼老街文化馆资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在南洋定居的海南华侨,一年就邮回2000万光洋。海南华侨中的富商巨贾大多在老街创业或捐助公益。南洋船王何达启拥有老街近半地产商铺、森堡船务公司、精华公司等;海南侨领王绍经创办大亚旅店和裕大纱布公司;传奇女商人吴玉琴经营“九八行”和“梁安记”商行,几乎承担了海口的进出口生意。还有文昌地区那些闻名遐迩的“白延圩”“符家宅”以及“南洋美丽汇”等建筑群。

这些建筑每一砖一瓦,都体现出华侨对故乡深厚的情感,诉说着一代代华侨对家乡的思念与回报。

海外华侨还大量援助海南农作物。1902年,华侨曾金城自马来西亚将第一批橡胶树苗带回那大洛基乡西领村,成为国内最早引进的橡胶树种。来自马来西亚的琼籍华人何麟书,于1906年将巴西的橡胶树种,移植到乐会县的琼安胶园。1908年,来自马来西亚的琼侨,将咖啡树苗引进那大获得成功。还有一位在三亚藤桥成立了“陈赵隆实业有限公司”,以种植槟榔和甘蔗等为主。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橡胶生产国。

苏轼和贬谪文化,对海南及海外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只是一段历史的回响,更是对后人心灵的持续触动,苏轼和贬官文化已是华裔共有的文化记忆与精神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