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祥

 

2024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荒漠上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向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无数个日夜里，无数的科技、工程、后勤保障人员与荒漠为伴，终于完成了堪称奇迹的任务。那一天恰好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的生日。从书香门第到满门博士，钱家几代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对真理的追求。从远赴巴黎求学到毅然回国，这位铭记祖国的科学家一生都在绽放。

 

箴言

北京海淀中关村，一个特殊的“村落”。它坐拥中国几乎最多、最重要的高新企业、科研院所，以及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多所高等院校。但要问这里最有价值的地方，答案却是3栋编号为13、14、15的“特楼”。

有人把中关村的这3栋斑驳的矮楼称作“中国科学的神庙”。据不完全统计，“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有8位都曾住在这里。钱三强就是第一批住户之一。当时，钱家住在14号楼的203。他的家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书多。直到今天，钱家的书房仍保持原样。客厅正中夫妇二人的照片下挂着四个大字：从牛到爱。

1937年，钱三强和父母合照

钱三强之子，如今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钱思进说，这四个字是爷爷钱玄同写给钱三强的。彼时，钱三强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

1913年10月16日，绍兴一户书香门第喜迎新生儿。身为文字学家的父亲钱玄同给儿子起名“秉穹”，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次年，随着钱玄同在北京的高校任教，一家迁入北京，住在琉璃厂香炉营头条。

1919年，父亲把6岁的秉穹送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发蒙，第二年转学到孔德学校。学校由蔡元培创办，提倡德智体美劳平衡发展。这与国学大师、新文化运动主力干将钱玄同的育儿之道很贴切。

儿时的钱秉穹阅读甚广，从期刊到古典小说、新小说，乃至外国小说都有涉猎。典籍里的闪耀灵魂和父亲开阔的胸怀，自小融入他的血液中。

小秉穹的乒乓球打得好，曾在市级比赛中获男子单打第四名。同学给小伙伴里排行老三的钱秉穹起了个“三强”的外号。后来钱玄同偶然看到了孩子们的书信，遂征询起来：“你愿意改名为‘三强’吗？”

原来，钱玄同认为，这个“外号”通俗易懂，正符合新文化运动宗旨，即中国文字要朝着大众化、平民化方向改革。再深一层，孩子在德、智、体三方面争取进步，也是父母所期望的。秉穹马上响应。

1926年起，钱秉穹就成了“钱三强”。

快乐而充实的少年马上过去。1929年，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面临升学方向的选择。就在这时，又一位伟人的思想来到了他面前。

一次偶然的机会，钱三强读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籍。书中描绘的未来中国深深地吸引了钱三强：以兰州为中心建成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设立大港……

行走于黑暗涵洞的人对前方的光明会格外激动。于是，钱三强找到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好了，我以后要学工科，将来做一名机电工程师！”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开明的父亲的支持。

钱三强心中的目标是上海交大。但当时交大是英文授课，而他在孔德学校学习的是法文。为了实现目标，他打算先读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第四班收的是德文、法文考进来的和英文程度较差的。钱三强开启了恶补英文模式，运动场不去了，歌也唱少了，课堂上努力做笔记，下课后在图书室或家里学习。学期考试得了65分。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说，他是属牛的，倒真是有股子牛劲。

在北大期间，钱三强读了不少科学著作。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对原子构造的叙述吸引了他。他还经常旁听清华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和萨本栋的课。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物理学上时，他已经在北大读完预科和三年的本科。

钱三强的选择极其果断，没有一丝犹豫：重新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一年级。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说：“原子核科学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20世纪30年代，是该学科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时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

彼时，钱玄同再次显示出大家风范，为钱三强书写了一幅字——“从牛到爱”，其寓意有二：一是勉励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牛劲；二是在科学上要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自此，“从牛到爱”这四字箴言成为了钱三强的座右铭，也成为他终生行事的准则：“铆足牛劲”刻苦钻研，“勇执牛耳”舍我其谁，甘当为原子能事业奠基的“拓荒牛”。

这份手书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伴随着钱三强。他曾经把它带到了巴黎和里昂，后又带回国。在他逝世后，子女们还将这四个字刻在其墓碑上。

这幅字的原件，一直悬挂在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的故居里。九十多年前的纸张早已泛黄变脆，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却跨越时光之海，来到今人面前。

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钱三强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次年，在研究所严济慈教授的鼓励下，钱三强获得公费留法名额。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去世界上最先进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学习。指导他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她是居里夫妇的女儿，与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一同被称为“小居里夫妇”。

赴法行期在即，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本就患有严重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钱玄同受此刺激，病重不起。病榻中的钱玄同察觉出儿子内心的不忍，强忍着痛苦劝导：“这次出国，是极难得的机会。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

7月17日，钱三强开启远赴巴黎的行程。

初到法国，钱三强一边在居里实验室学习核化学知识和技术，一边到法兰西学院学习制作和改进云雾室。钱三强勤学严谨的态度和过硬的本领，让“小居里夫妇”十分欣赏。他很快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继续留在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

1946年春天，钱三强与清华大学同班同学何泽慧在巴黎结婚。婚后不久，钱三强迎来事业的高峰期。

历经几个月的艰苦努力，钱三强与何泽慧在难以计数的裂变径迹中，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此前国际上一直认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为两个碎片。

这个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二战后物理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成就。西方媒体将钱三强、何泽慧称作“中国的居里夫妇”，法国科学院将用以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亨利·德帕维尔物理学奖学金授予了钱、何二人。

年纪轻轻就取得瞩目成就的钱三强夫妇，却在这时再次做出了令人诧异的选择。

 

归来

1947年，34岁的钱三强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最年轻的研究导师之一，也是第一个获得该职位的中国人。当大家以为钱三强将长期留在居里实验室工作时，钱三强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国。

面对众人的不解，钱三强回答：“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1948年初夏，钱三强向“小居里夫妇”郑重提出回国的要求。弗莱德里克·约里奥起初感到很惋惜，但是在听了钱三强的陈述后，立刻表示理解和赞成。他对钱三强说：“我要是你们的话，也会这样做。”他将当时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钱三强，并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钱三强带回中国。伊莱娜·居里在跟他们惜别时说：“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就这样，钱三强带着这些炽热的情谊和殷切的期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1950年，在钱三强的主持下，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但由于经济困难，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组建之初，研究所就面临买不到仪器的困境。身为所长的钱三强只好发动大家到旧货市场找零件自己制造仪器。有一次，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堆里翻找零件，竟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钱三强组织所内人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形象地将之比作“吃面包从种小麦开始”。

也是在这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主席意识到，为保卫国家安全，以戈止武、以核制核，是当时摆在中国面前唯一且最有效的自卫途径。

钱三强在清华大学

1953年，钱三强向党中央建议发展原子能事业，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否具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前提。第二年，在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主持下，中国地质勘探队首次发现铀矿资源，并采集出第一块铀矿石。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建设原子能工业。这天下午，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物所）所长钱三强和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地质部副部长刘杰来到中南海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丰泽园。

这天举行的是一场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带了一块黄色的铀矿标本，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作了预测。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刘杰作了补充。钱三强讲了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聚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情况。他们用盖革计数器接近铀矿石，放射性物质使仪器发出响声——证明我国地下埋藏有铀矿。

钱三强建议，中国当务之急是建造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这“一堆一器”是原子能事业起步的关键设备。由于科技和工业基础落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没有能力自行建造，而苏联已有成熟技术。早在1953年，由钱三强任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期间，就曾想尽办法寻求合作的可能。

这一次，启动原子弹研制的时机终于到了。

这次会议正式拉开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序幕。后来，在由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和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领导班子组成的原子弹工程决策系统中，钱三强作为原子能科学界的代表，始终担任科技顾问的角色，为研制原子弹制定技术规划与战略，为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1955年，钱三强作为团长，率领由40余名科技人员组成的考察队去莫斯科的热工研究所实习。这些人回国后，成为原子能研究院的技术骨干。经过几年的发展，钱三强培养了我国第一代核科学技术人才，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5年4月，钱三强作为中国代表与苏方谈判，签订了苏方援助中国发展原子能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向我国援建一座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简称“一堆一器”。

中苏协议签订后，国家建设委员会成立建筑技术局，负责筹建“一堆一器”，钱三强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一堆一器”选址，最终选定了北京房山坨里，也就是今天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所在地。短短几年，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在这里拔地而起。

1958年，“一堆一器”顺利落成，标志着中国跨入了原子能时代。

1948年，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及女儿在回国的轮船上

但就在此时，中国科学家们面临的真正考验也即将来临。

 

功勋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巨响，罗布泊荒漠上空绽放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创举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那一天，恰好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这声东方巨响，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礼物。

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中国科学家为这声巨响奉献了青春、甚至生命。

就在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步入正轨时，1959年6月，苏联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协议约定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60年8月，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并带走了所有图纸和技术资料。

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因此陷入严重困局。一批半截子项目上无法上、下不能下，工程技术设计、专用设备研制、新型原材料供应以及生产等都遭遇重创。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国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

苏联专家撤走后，当务之急是重新排兵布阵，这是原子弹研制成败的关键。此时的钱三强身兼数职，他是当时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副部长，又是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同时还是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研攻关任务，还肩负起向核武器研制的关键岗位输送人才的使命。在他的推荐下，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奔赴荒漠，负责原子弹理论设计，从此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8年；他推荐自己的“左膀右臂”王淦昌、彭桓武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学术带头人，他们的誓言“我愿以身许国！”至今仍激励着无数科研人员；他邀请核物理学家王承书三次转行，从零开始，王承书三次坚定的回答都是：“我愿意！”；年仅35岁的朱光亚被他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并成长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吴征铠、程开甲、王方定等人，在钱三强的指派下，分别承担了关键技术攻关和组织工作，为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还有许多重量级科学家——郭永怀、于敏、周光召、黄祖洽、陈能宽、吕敏、陆祖荫、忻贤杰、胡仁宇、林传骝……他们那段人生转折性的经历，几乎都与钱三强有关。在被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

“知人善用”，正是钱三强担任科学研究领导工作所特有的才能。

1964年10月16日，当全世界还在对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感到震惊时，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背后的玄机，操盘的正是钱三强——

在研究原子弹的同时，1961年初，钱三强找到黄祖洽，让他负责氢弹“先行一步”的工作，后又把何祚庥点将到轻核理论组，并找到当时还是原子能所研究员的于敏，让他一起负责氢弹的研制任务。和轻核理论组同时成立的还有轻核反应实验组，配合和支持氢弹理论预研工作。此后，钱三强通过多次谈话，为轻核理论组、轻核反应实验组指明了研究方向、目标任务、重要课题、工作步骤和方法等。

在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的科研使命后，钱三强继续为中国核事业发展出谋划策。他组织学术交流，参与策划北京高能粒子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他多次在重大科学战略问题上为国家建言献策，大力倡导我国核电站建设和发展，并前瞻性地指出，从前核工业是以民支军，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从军工走向民用，让核技术更多地为人民服务。

钱三强常自比“卵石”“沙粒”，并坚决拒绝接受“原子弹之父”的美誉。他说：“中国原子弹研制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与世长辞，享年79岁。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钱三强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基石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启真湖畔，钱三强的雕像神态和蔼，手捧书籍。周围原子状的雕塑提醒过往师生这位老校长的治学成就。

今年6月11日晚，浙江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启蒙”课程第八讲在紫金港校区的教学楼里举行。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青年科学家们与浙江大学彩虹人生思政宣讲团的宣讲员一起，探讨科学家精神，传承新时代下的创新创业之梦。

时光漫漫走远，学者的愿望也在逐渐圆满。为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界奠定发展基石，是这位老科学家晚年的重要目标。

在原子能科学上，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所有“满门忠烈”之誉。数百名科技精英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包括实验物理学家赵忠尧、杨澄中、戴传曾等；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朱洪元、王承书等；放射理论化学家杨承宗、肖伦等；计算机和真空器件专家夏培肃、范新弼等。

从1959年起的6年中，原子能所共向全国输送科技人员914人。在被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其中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一线。

1978年，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着手恢复学部的工作。他主持起草了筹组学部有关文件，并拟订了《学部暂行组织条例》。他积极推动了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 “以人为本” 的方针，并倡导建立“以项目为中心”的管理体制。

1955年，钱三强、何泽慧全家合影

他还兼任浙江大学校长，致力于提高学校的教育工作。1979年4月，钱三强第一次与浙大师生见面时，就向浙大师生员工提出，要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培养和鼓励“创新”精神。钱三强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为浙大的人才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钱三强的言传身教下，三个孩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获得博士学位，如今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大展身手。

自钱三强去世后，家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直到今天，钱家的书房仍保持原样，台历的日期还定格在30年前，书桌边是何泽慧最喜欢的旧藤椅。只是墙上挂着的照片，多了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