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隋 倩

舍生忘死

邓稼先常说一句话：“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因此，无论哪里出现了问题，邓稼先总是不顾一切地想方设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有一次，时间已过午夜，忙了一天的邓稼先刚刚睡下。电话铃响起，工厂核材料加工车间报告说，一个重要部件的加工出现了一些问题。邓稼先马上一边通知司机备车，一边穿好衣服，拎起公文包出了门。等钻进已经发动的吉普车，他才发现，情急之下自己竟然还穿着拖鞋。长期以来，他似乎已经形成了习惯，只要情况紧急，便可以瞬间屏蔽掉一切无关紧要的信息。当时大雨倾盆，吉普车在漆黑狭窄的山路上颠簸着。山坡上的泥沙、石块在暴雨的冲刷之下，松动了根基，时常直冲而下，危险异常。经验丰富的司机师傅也不免紧张起来——他们的车几乎是在盘山路上强行前进。可等到了河边，师傅不得不刹住了车。河水已经完全淹没了桥面，不能再向前开了，否则真有可能车毁人亡。车外大雨如注，心急如焚的邓稼先用力摇着司机的肩膀，大声喊道：“不要停，来不及了。冲，往前冲！”司机回过头去，对邓稼先喊道：“不能再开了，老邓，你可是大科学家呀！”邓稼先没有丝毫犹豫，严肃地望着司机师傅说：“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师傅当然明白眼下工作的重要性，更理解邓稼先的急迫心情。他重重地点了点头，说：“好吧，老邓，你坐稳了！”说着，一踩油门，向着记忆中桥面的位置冲了过去。车子开上桥面，浑浊的河水立即通过车门缝隙灌进了车厢。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颠簸，二人终于赶到了工厂车间。紧张了一路的司机师傅禁不住后怕，竟一下子累倒了，可邓稼先却二话没说，一头扎进车间，一干就是一天一夜，直到故障排除。

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紧张工作，一点一点地侵蚀着邓稼先的精神和身体。起初，大家发现邓稼先常常愣神儿。党委书记提醒说：“老邓，不行，以后不准你再骑自行车了，你的眼神是直的。”邓稼先一愣，这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也许只是想工作的事情太过集中投入吧。于是，他不以为然地笑道：“那还不至于，不至于那么厉害，我骑车子的技术可蛮好呢！”可时隔不久，党委书记的话真的应验了，邓稼先连人带车掉进了路旁的泥水沟里。过了50岁，邓稼先明显感到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年轻时，只要几个小时的熟睡就可以缓解连续熬上几个通宵的疲惫，可如今，依然魁梧的身体渐渐出现了衰老的迹象。

对于原子弹工程一线的研制人员，最可怕，也是最难以避免的伤害，就是来自核材料钚239和铀235的放射性核辐射。

放射性的辐射伤害既可能源于某种天然物质的核素，也可能通过人工核反应产生。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柄典型的双刃剑。当人只受到天然本底放射性照射（如人们在户外受到的存在于土壤和空气中的天然放射性元素辐射照射）、医疗检查照射或安全检查照射等少量射线照射时，一般不会有不适症状发生，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是，射线强度和能量越大，受照时间越长，对人体的伤害就越大。自从1896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在研究铀矿的荧光现象时，发现铀盐矿发射出类似x射线的穿透性辐射以来，进行放射性物质研究的科学家们，在为科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奉献了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居里夫妇曾经长期受到难以诊断的怪病的折磨。虽然皮埃尔·居里丧生于意外车祸，但是居里夫人最终是被过度辐射引发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夺去了生命。她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事后发现，居里夫人生前使用过的实验簿等许多物品都受到强烈的放射性污染，其中一本菜谱的放射性将持续50年之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邓稼先一直跟进核材料加工进度，经常出入工厂车间，频频接触放射性物质。开密封罐查看测试结果时，原有的防护措施抵挡不住新材料良好的放射性强度，使邓稼先及在场的所有人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大家都明白，从事核武器制造的人，受到核辐射的伤害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用他们的行话，这叫“吃剂量”。细品之下，这个貌似云淡风轻的称谓之中，包含着的不仅是坦然幽默，更有些许悲壮。面对着无形却实际存在的危险，大家不得不用轻松的方式缓解内心的担忧和焦虑，这分明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之中的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明知超限度地“吃剂量”会带来怎样的伤害，也会担心害怕，但没有人躲避，也没有人因此停下手上的工作。一切都有序地进行着，像什么也不会发生。邓稼先更是无暇在意。

也许从接受任务的那一天起，邓稼先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初他对妻子说的话，绝非虚言：“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煎熬

倒数计时——按动起爆——耀眼火光、轰然巨响、蘑菇云升腾——人们欢呼雀跃。普通人印象中的核试验紧张刺激，惊天动地，振奋人心。可就在这高光时刻到来之前，对于邓稼先及所有参研人员而言，却是黎明前的黑暗。

每次核试验之前，周恩来总理总要亲自听取专门汇报，检查工作准备情况。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会场上的邓稼先说话都有些颤抖。细心的总理发现后，开玩笑说：“稼先同志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你可要负责啊！”总理一句幽默玩笑让在场的同志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邓稼先夫妻和两个孩子合影

原子弹起爆的时刻，行话称作“零时”。为了这个特殊时刻的成功，所有人必须全力以赴。经过复杂而危险的生产装配，制成之后的核弹试爆之前，还必须再次检查各个部件、各项参数，安插雷管。而在准备将核弹用飞机送到空爆点或是送入深井进行地下试验之前，有一个必经的手续就是请负责人签上自己的名字，确认该枚核弹一切正常，可以正式开始试验。可这绝非是签上一个名字那么简单，签下它，就等同于挑起了千钧重担，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中国未来的命运就系于这爆炸成功或失败的一线之间。而在邓稼先的生命之中，却无数次担起了这常人难以承受之重。

原子弹试爆，事关重大，不能出错。为了签下的这个名字，邓稼先无数遍地自问：这枚核弹，在原理方面没有一点漏洞了吗？几十万个数据，是否都计算准确？所有的零部件质量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这一批的核材料性能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出现万一？有没有把握？虽然经过了千遍万遍严密的理论计算，但计算毕竟是计算。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在没有经过试验，也无法进行实验室试验的情况下，谁可以有100%地把握？

签字之后的他更加心神不宁，甚至出现阶段性的全身冰凉。此时他的心中，被一种无法表达且令人无措的焦虑不断地填塞着、压迫着。他常故作轻松地笑着说：“签下这个字，就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了。”正式试爆前，他常在帐篷里避而不出，有时候会突然想到一个尚无完全把握的数据，马上一遍遍复核；有时候又会呆呆地坐在那里愣神，连自己也不清楚到底在想些什么。有时候睡到半夜，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原来是忽然想起了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他立刻叫醒几个帐篷里的人，连夜商量研究对策。到了试爆当天，邓稼先总会努力整理好自己的心态和表情，大步来到指挥现场，用平静和自信的面容稳住所有人的心绪。

邓稼先心里十分明白，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自己越要放平心态，他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紧张的心绪平复下来。

每次大战在即，他都会在一个叫作马兰的小镇待上几天。这时候，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外出散步。对这个小镇，也许所有参与核试验的人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就是因核试验而生，名字则源于此地戈壁之上顽强生长的马兰草。马兰草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就有记载，通常它的叶子深绿狭长，花朵紫色嵌白。在干枯无垠的荒漠上，它们默默忍受风沙、干旱、核辐射，却依然能开出明艳动人的花朵。每当来到这里，邓稼先总会去看看它们。那一丛丛马兰花，紧致繁茂而又旁若无人地尽情绽放，格外引人注目。在邓稼先眼中，它们显露的是大自然爱美的天性和无限的生机，这种特殊的美会令他的内心恢复平静，萌生感动，汲取力量。

住在试验场的帐篷时，邓稼先还有一种常用的放松方法，那就是叫上李医生，一起到戈壁滩上抓呱呱鸡。呱呱鸡是当地的一种野鸡，又叫石鸡。它们常常成群结队，窜到靠近山坡的农田里觅食。它们看上去似乎有点儿懒，一般只“近地”行动——受惊后的第一反应是径直向山上狂奔，情急之下才会飞，但通常飞不多远又落回草丛之中。清晨和黄昏，雄鸡们常站在光裸的岩石上引颈高歌，由缓到急发出“呱呱”的叫声，因此便得了个“呱呱鸡”的绰号。每次去抓鸡，邓稼先就像回到童年一样，想办法和这些不愿飞的懒家伙斗智斗勇。经过一番较量，偶尔会有收获。可是，这样的快乐短暂得就像美梦一样容易惊醒。曾经有一次，正在放松身心的邓稼先突然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人发现计算结果中存在问题，核试验要终止！邓稼先好不容易松弛下来的神经又一下子紧绷起来，他的心就像从万米高空急坠而下，浑身的肌肉顿时僵住了。他们立即坐上吉普车来到深井口。李医生发现邓稼先脚步明显忙乱，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奔到井口扶梯边，一把扶住了他，嘱咐他小心脚下。邓稼先下到井中，完成了检查，随即躲进帐篷，闭门沉思了起来。

换了别人，也许此时考虑的只有兹事体大，谨慎为上。既然发现了问题，无论大小，为确保万无一失，肯定是停止试验最为保险，作为负责人，至少不会因为事故而背负重大责任。可是，邓稼先纠结的并不是这些。字已经签了，现在却要终止试验，这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啊！核弹已经装好了雷管，要拆除或起吊，都是万分危险的事情。要检查和改动装置，必须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卸掉那些已经拧死的螺丝钉。况且，现在并没有可靠确切的证据证明发现的问题是致命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个人名誉永远排在实事求是的后面。为了验证问题的性质，他井上井下连续忙碌了两天两夜。严重的焦虑折磨得他隔一小会儿就得跑一趟厕所，但是大脑仍在正常而高速运作。他运用能想到的各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对数据进行了反复的核查推算，究竟需不需要终止试验，一定得找到确切的证据。夜深了，筋疲力尽的邓稼先不得不躺在铺上休息一会儿。身体是倒下了，眼睛却还大睁着，望着天花板出神。突然间，他又翻身坐起来，拿过纸笔演算起来。他使用拿手的粗估方法得出了结论，即使已经发现的计算错误是事实，造成误差的幅度也不会对核试验的成功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反复验证之后，邓稼先果断做出决定，核试验照常进行！事实证明了邓稼先的判断：此次核试验完全成功！事后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能顶住压力，作出继续试验的决定，需要他拥有多么大的智慧和勇气啊！

惊世巨响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西北大地上寂静荒凉的罗布泊，一座百余米高的铁塔静静矗立，直指苍穹。凛冽的冷风裹着沙尘袭过，沉睡千余年的楼兰古国依然在沉睡。就在此刻，60千米以外的白云岗观察所，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解放军指战员翘首以待；同样在此刻，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静候在电话机旁。还是在此刻，数百千米之遥的高空，美国KH-4锁眼侦察卫星也在无声地窥视着这块土地上即将发生的一切。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那一声惊世巨响！

高塔顶端托举着的一个球状物体，是人们目光和注意力的真正焦点。它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这个数字的特殊含义在于，自1959年6月开始，苏联先是“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继而停止执行援助我国太阳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于是，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596”工程，第一颗原子弹代号为“596”。这个日子，是中国核武器事业扔掉拐杖、完全自主的开始。铭记它，就是牢记中国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志气和本色——中国的原子弹诞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困苦之中，它是一颗不靠外援的“争气弹”。

蘑菇云下欢腾的人群

一切准备就绪。

为了准确测试这次核爆炸的威力，检验其杀伤力，没有选用可能投偏也不易跟踪的轰炸机投弹方式，而是采用了“塔爆”——将原子弹放置在塔顶引爆的方式。而在铁塔周围60千米范围内，布置了3000台测试仪器和近一百项效应测试物，包括飞机、坦克、舰艇、自行火炮、牵引火炮、临时搭建的大桥、舰艇上层建筑、各种车辆、建筑群等，还包括狗、白鼠、小鸟、牛、马、羊等各类生物。

下午2点30分，北京的专线电话中传来了周总理的声音：“中央批准，试验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

下午3点就是起爆的零时。时间越临近，气氛越焦灼。人们既兴奋又紧张。只要看见邓稼先，无论是谁，总忍不住想问：“老邓，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只是笑，不回答，实在躲不过，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他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位老一辈科学家，在试爆的前几天，由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由北京接到试验场。六年前，他毅然接受原子弹研制任务。六年来，他为此鞠躬尽瘁。这枚即将引爆的核弹凝聚了邓稼先及所有参研人员六年来几乎全部的心血，其调动和激发出的智慧，连他们自己也禁不住叹为观止。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扎扎实实，只要稍有疑问，必然反复计算论证，不厌其烦地经过无数次严格的冷试验、局部试验、缩小比例试验，才走到了今天。对于试爆的成功，应是把握十足的。可是即便如此，频频接受这样的发问，作为工程负责人的邓稼先，其内心的压力仍是巨大的。

零时迫近。倒数计时空前地震撼人心。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爆！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铁塔顶端能量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不断翻滚着直冲云霄，形成耸立在天地之间的蘑菇状的烟云。蘑菇云变换着颜色，就像有位隐形的巨神在施展魔法，令一颗转动的宝石发射出耀眼的光辉。人们期待的伟大时刻来到了。起爆前隐蔽在各处的人们几乎被这声巨响震撼得愣在原处，直到看见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才回过神来。躲在掩体中的人本该透过瞭望孔观看，可六个瞭望孔根本满足不了那么多双期待的眼睛。兴奋的人们已经顾不得许多，雀跃欢呼着如潮水般涌出掩体。人群也似被引爆了一般沸腾开来。奔跑、跳跃、拥抱，滑下沙坡，甚至就势打几个滚，人们无以宣泄内心喷薄的喜悦。

此时的邓稼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六年来所有的辛劳、煎熬、重压，似乎都在瞬间随着蘑菇云飞到了九霄云外，他的脑海中只留下两个字：值得！所有的付出，得到了超值的回报。这样的喜悦、满足与激动，是什么样的理智都难以控制的，滚烫的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时刻，一个震惊世界的时刻！

这个时刻来之不易，不仅是因其饱含着邓稼先及所有参研人员夜以继日、奋战六年的艰辛，还是因其孕育诞生的国际环境之险恶。尽管苏联人轻蔑而骄傲地认为“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而包括中情局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也完全不相信中国人能自己搞成原子弹，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苏等大国对中国原子弹工程的高度警惕，甚至蓄意破坏——罗布泊上空时有侦察卫星掠过，监视着这里的一举一动；在核爆试验迫在眉睫之际，美苏之间频频接触，用心险恶地谋划一场联合行动，企图对中国原子弹制造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精准打击乃至彻底消灭。他们的目标直指位于兰州的核燃料扩散工厂。为此，中央紧急商议决策，一边加快生产铀燃料，一边在西南地区择地再建新厂。张爱萍将军曾回忆道：“力争美未破坏前能拿到铀 235，到那时即使炸毁了，我已得到足够的核燃料。同时，如敌先在我生产燃料前炸毁，我还有新建厂可再生产，只不过延缓我试验时间而已。”由此可见，当时的国际环境远比罗布泊的自然环境更加险恶，科研人员的处境已经危险到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

这个时刻震惊世界，因为这声巨响打破了一切质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原子弹爆炸后在高空形成了放射性云尘。此后的几天，它自西向东环球飘移，飘过日本，飘过阿留申群岛，飘过太平洋，飘过加拿大和美国西部……它满怀着自豪与骄傲，向全世界宣示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美国人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只可惜他们所有自我安慰式的判断被事实一一击碎。从“中国原子弹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到“从单个的一次核试验到有效的核武器系统，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再到“中国核试验放的是一枚钚239制成的原子弹”，直到最终信服“中国人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使用了先进的内爆型设计来爆炸裂变材料”，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第一颗核弹比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设计得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一点”“要谨慎地估计中国的力量，直至有更多了解”。

世界舆论被点燃了。香港《新晚报》的报道冠以醒目标题《石破天惊是此声》，感叹“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之一”，高呼“1964年10月16日这几个字应该用金字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新加坡《阵线报》强调：“中国核爆炸是改变世界的壮举。”法国总统蓬皮杜在法国国防机构的发言中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地位。

世界各地的华人更是扬眉吐气。香港的《新闽报》断言：“中华民族不是次等民族，白种人第一的时代已经过去。”香港《晨报》以《中国人的光荣》为题，颇有意味地说：“中国之月亮原来也是圆的。”中国之强大，令华人挺直了腰杆。

可以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其影响之深之广，超越了国界，超越了人种，超越了民族，它成为一种无声的外交语言，令年轻的新中国，让全世界的华人，重拾久违的民族自信。而这一次只是邓稼先今后十数次组织核试验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