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世旭

划痕

一位朋友给我发来网文《全面评价鲁迅》，拜读后发现，所谓“全面”，其实是全负面。

判断将近一百年前人事的是非真伪，像我这样专业研究者之外的读者，唯一可以依凭的是被“评价”者本人的文字。尽管作家的文字与作家本人并不完全等同，文字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这价值很难说与作家本人的价值完全无关。

由于时代的缘故，鲁迅的书是我这一代人读得较多的书。我得到的印象是：

一，鲁迅当然不是不可以触碰的偶像、不可以讨论的圣人，他一样喜欢开玩笑、吃零食、上馆子、看电影、肺结核还嗜烟，也打茶围，有旺盛的荷尔蒙，会误会，会偏执，爱发脾气，也容易感动，尖刻决绝，也温情顽皮。

二，鲁迅对传统文化负面及国民性弱点的批判所达到的深度，无人可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谓“恶毒的天才”。

1935年，鲁迅摄于上海

三，像所有广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一样，鲁迅难免被消费。《全面评价鲁迅》本身就是一种消费。

总之，鲁迅的文字在中国人的精神史上留下了太深的划痕，这划痕是无法抹去的。

 

放下

《弘一法师渡人无数的五句话》在网上流传颇广，五句话的主要意思分别讲万事皆缘、苦乐皆福、得失有因、自在不争、无须执念，云云，可以归于一个词：放下。

应该说，道理都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浅薄冥顽，我还是难免疑虑。

李叔同留下履痕的福建晋江草庵              摄影/刘志峰

我对李叔同先生的才华很仰慕，早年到西湖，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他出家前封印的洞窟，如同埋葬了他前半生的墓穴。后来到福建泉州，又特地寻访了他故世前住的寺院：一座陈旧不堪的小庙，一间狭窄发霉的禅房，一张灰白板床，靠着黄黑破落的旧报纸糊的墙角。想起他临终前的绝笔“悲欣交集”，想起他给昔日好友留下的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想起后人借“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对他的颂词“如春满花开，如皓月当空”，不免感慨系之。

半世风流半世僧，去世前，他心中应该还是有所念念的吧。

一个人真的放下了，随处都可以放下，何须入空门。身体不过是皮囊，心灵才是精神的故乡。二十多年前游南普陀，见石刻“海天佛国”，心里忽然生出四句：“佛界无佛，空门不空，唯其自心，莫问西东。”我不信佛，无意妄言偈语，只是觉得，凡将“放下”说出的人，其实都是未必放下了的人，放下了的人什么也不会说。

梁实秋有篇文章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

有道之士，对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自然更能欣赏沉默的境界。这种沉默，不是话到嘴边再咽下去，是根本没话可说，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寂然，唯迦叶破颜微笑，这会心微笑胜似千言万语。莲池大师说得好：世间严醯醇醴，藏而弥久而弥美者，皆繇封固牢密不泄气故。古人云：二十年不开口说话，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旨哉言乎……言语道断之后，性水澄清，心珠自现，没有饶舌的必要。

然而“不饶舌”其实也并不等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言语道断之后”是不是一定就“性水澄清，心珠自现”是大可怀疑的。真正说得透彻的是《红楼梦》里的跛足道人：“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

真正的放下乃是寂灭。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放下，活着就是没有放下。所谓放下，不过是一声无奈的叹息，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

 

逻辑

一个视频声称：“费孝通先生说，东方人不讲逻辑，只讲修辞。”我对费先生完全无知，无法确定他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其出何典，视频语焉不详，举的论据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就完全不合逻辑。”但这个论述的漏洞是明显的，即“逻辑”与“修辞”并不构成对应关系：“梅花香自苦寒来”是文学的比喻，并不是逻辑的结果。西方人类似的文学比喻同样多如牛毛。强调讲逻辑是不错的，但是用“梅花香自苦寒来”证明东方人的只讲修辞不讲逻辑，用一种思维概念来否定一种文学比喻，却是校偏了准星，达不到论证的目的。

 

风范

日前查找资料，从网上看到徐怀中老师五年前获茅奖的消息，一年前他已故世。怅然良久。

我与徐怀中老师只有一面之缘，但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回忆。

混迹文坛，除了在大会上远远地看到名作家或只是听到他们的名字，我与他们几乎没有直接交往。1980年在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进修，许多同学后来声名鹊起，如日中天，我只能仰望，再不敢随意联系，更不敢自称“同学”。

除了生性拘谨，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写作太过不堪。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的座谈会上，大评论家冯牧讲话，近在咫尺听到他说“据说《小镇上的将军》之后，陈世旭就再也写不出作品了”，真是五雷轰顶；几天后住在北京一个防空洞里的招待所改稿，同房间一位宁夏作家煲电话粥，电话那头的人知道我也在房间里，脱口说：“他啊，就那样了，写不出了。”宁夏作家赶紧捂住电话对我笑说：“公刘，他夸你呢！”深更半夜，听筒里的声音一清二楚，宁夏作家的掩饰更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公刘是我从小崇拜的诗人，他的话，我听着就像死刑宣判。

冯牧和公刘两位老师都没有恶意，他们反映的是文学界的一种舆论，更不可能想到类似的舆论对一个好不容易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年轻人有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那时候，省里的好心人正在考虑顶住不同意见把我调回省城，自从十六岁下乡谋生，我在农场和小镇待了十六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带着妻儿回到日渐衰老的母亲身边。

幸好，调动很顺利。但写作却一直不见起色，时常受到同行名家有心无心的挖苦和嘲笑，最直言不讳地干脆说“你已不在读者视野了”。然而，好心的关切并不缺乏。全国第四次作代会，偶然与徐怀中老师同座。小学我就听说过他的《我们播种爱情》，心里惴惴的。看到我的代表证，他轻声说：看了你在《人民文学》发的《惊涛》，挺好的，可你为什么又接着发跟前面的结构完全一样的《惊涛续篇》呢？艺术是最忌重复的！

我呆呆地看着他，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会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写得特别艰苦，完全找不到感觉。他很快就回了信，说：别着急，你有那么多生活积累，多学习，多磨炼，慢慢就会长进的。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徐怀中老师，也不便再写信打扰他。如今，他已离世，听他教诲的可能性没有了。不过，虽然我的写作依旧没有长进，但我牢牢记住了他的长者风范：不管是不是熟悉的人，只要有机会就要尽可能给人以肯定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