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忆郭宝昌
文、图/刘树生
在一份沉甸甸的情感面前,一切文字都显得苍白。
一
我和郭宝昌还有树纲、及明我们四十多年的交情了。那时他住东二环保利大厦旁边的“十字坡”,一个居民楼的五层。我是每隔一两天就会蹬着我那破自行车去找他聊天。造访不分时段,有时下午,一聊就到夜里;有时就大清早堵被窝。那年代,大家都没有电话,都是随时敲开门,进屋就开聊!不像现如今见个面得提前半个月打招呼!宝昌会做饭炒菜。聊饿了,他就一边聊着一边在厨房鼓捣吃的。他嗓门大,我在小厅里也能听得很清楚。
应该说,他炒的菜好吃,哪怕是土豆丝也不错。有一次他来我家,我也给他炒了俩菜,先上的蒜苗炒肉片香干儿,他看了看撇着嘴“唉,东西是好东西,让你给炒糟践喽!”第二道菜给他炒了土豆丝,他坏笑着说“您这叫土豆丝吗?整个一土豆棍儿!”说罢就亮开他那标志性的嗓门哈哈哈地大笑起来!我住十三层,不夸张地说,他笑起来那大嗓门,楼下都能听得见!
吃完饭,接茬聊。聊的一部分内容后来都被他写进了《说点你不知道的事》那本书里;还有一部分关于电影创作方面的内容,成了我日后研究第四代、第五代电影的资料。他推崇当时李陀、张暖昕夫妇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他理解的是“电影就是电影”所以“扔掉戏剧的拐棍儿”乃至“用综合艺术的语言塑造银幕形象”,这些都是应该进行实验的。于是后来他拍出了《雾界》,是彻底的实验电影。应该说《雾界》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出现在第五代电影之前。可惜它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八十年代,那是一个艺术繁荣的年代,又是一个成就哥们儿感情的时候。宝昌幼年凄惶,缺少亲情。所以对哥们儿的情感极其看重。有一次格格对我说“你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多么重要!”
宝昌比我大四岁,而且我们相识都在中年。怎么论上“发小”呢?
所谓“发小”,老北京是指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说这话的是宝昌。那是六七年前。我的大儿子刘涓拍一个大戏《谋圣鬼谷子》。涓年轻,资质不够。我请了宝昌。我说“宝昌,涓拍一个大戏,得找个靠山。用一下你的名!”宝昌一拍腿,豪爽地,“没问题,我的名让孩子随便用!”其实宝昌对涓儿很了解,儿子拍的一些作品也都看过。再加上李陀、树纲、及明几位老友的推崇,就这样宝昌做了这戏的总导演!期间他毫不犹豫地对涓儿说“你小子怕什么?大胆地拍,拍好了算你的,拍砸了算我的!”在宝昌的指导和保驾下,刘涓和一众创作人员呕心沥血了几年,完成了大型历史情景剧《谋圣鬼谷子》。
还是回过头说“发小”的事。就是在出品方的一次宴请中,我俩挨着悄悄说话。宝昌很有感情地对我说“树生,咱们算是发小了吧?”我一下愣住了。老北京把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才称作“发小”。他年长我四岁,我们相识于中年,怎么说和发小也不太沾边。不过紧接着就是感动了。这是他从心里把我当成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了!我没法接这话茬,只是连连“嗯嗯”几声。就这样,我们哥俩,竟然没逻辑地成了“发小”!格格说我在宝昌心里位置很重,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只有照顾弟弟妹妹的份儿,一生缺少“哥哥姐姐”的关爱。可是天怜我哉,在宝昌、树纲、及明这些年长于我的亲人般挚友那里,弥补了我情感上的缺失……
2022年11月17日,我给格格发了微信,说要去看宝昌。可是她马上回复“不行啊树生,我们正在医院做检查呢!”我心里咯噔一下,心里一阵子紧,预感到不好。
肺癌!这可怕的恶魔出现在几天后的检查报告上。我急迫地让格格把所有的检查报告,片子发给我,我转给在协和放射科的同学何家琳,她是专家,宝昌送过她书,对宝昌极其尊崇。她的建议是,“这么大岁数,不要做放化疗,安下心静养,加强营养,提高免疫力……”
这其实是告知了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可我知道,他那时正在拼命地对长篇小说《大宅门》进行最后的精雕细刻。
宝昌生命最后那段时间里,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用他生命最后仅存的能量,挣扎着创作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宅门》。虽然这长篇已经在心里酝酿了几十年乃至一辈子。可他毕竟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啊!他每天要口述六个钟头,请人录下来,他再整理成文字。期间时时因为剧咳和疼痛而中断。可为了他一生的心愿,他不忍心把这些东西带走,他拼尽性命,要把这部著作留给世人!他一丝不苟地反反复复地增删修改,真是奋不顾身,肝脑涂地。当我通过格格微信知道了这情况时,极度恐慌!
腊月里天儿格外的冷。我担心他,微信给格格(因为宝昌一直不再回微信了),格格告诉我,他在对长篇小说进行最后的工作。就这样一直熬过了春节,熬过了正月十五。期间还写了对好友刘树纲的追思文章。他身体不行,没有到会。追思会上悼念稿是演员祖峰代替他读的。祭奠文稿中对朋友的真情思念,那如滴血般的悲诉,听着让人心揪得慌。
就这样他熬着最后半盏油底儿的枯灯,终于等到了六十万字巨著的付梓出版!
写了这些,似乎他是那么的悲壮惨烈。可是宝昌在生命尽头却不孬,依然刚强乐观,依然是那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他的坚韧,他的乐观,他的刚强都给了哥们儿们以振奋!
二
春去立夏时分,天渐热。忽然想起来,重病在身的人是不能吹空调的。觉得应该给他一把扇子。于是找出空白扇面,一面抄写了心经,一面抹了幅荷花(其实我根本不会画),随同布丁奶奶给宝昌的深州大蜜桃,一起闪送了过去。
想不到宝昌高兴得不得了。他很快回复:“谢谢树生兄赠桃,你真心细,知道我是深州人。这是我奶奶妈妈的老家,只在七十年前吃过一次深州蜜桃,老家专门来人送来一大筐,先挑最好的送给北院老爷子。我只吃过这一回,早忘了什么滋味了。直到八十年代初,在晩报看到一篇文章,说五八年大炼钢铁把桃树全砍光了烧小高炉,现在只找到七八棵老桃树,要重新培育树种恢复深州昔日辉煌,今天吃了你送的桃儿,感觉又辉煌了!”
过了一天格格发来宝昌手拿扇子的亮相照片,真神气。
看宝昌虽然消瘦却神采飞扬的身影,心里很暖且欣慰。次日宝昌微信过来:“树生贤弟,看到你端庄秀丽的小字,实实在在的是一种享受!谢谢!这一夏天可以过得十分清凉舒适了。”紧跟着格格又把宝昌的赞语微信过来:“夏至端午暑炎炎,宝字宝画宝爷扇。——酷暑日树生贤弟赐扇,乐甚、幸甚!”
我把照片发给孩子们,他们高兴地以为宝昌大大的病好了!唉,当时就想,这么神采奕奕、这么乐观、这么自信豪气的宝昌,这盏灿烂光明的灯怎么就能熄灭在生命的尽头?!
三
宝昌七十九岁时,办了个规模很大的八十大寿贺宴(北京人讲究过九不过十)。好像是在城东边的一个大礼堂里。来了不少影视界大腕,高朋满座。一些平日少见的朋友也都见着了。很多人都见老。当年生龙活虎的田壮壮也花白胡子拉碴,显得苍老。(壮壮属龙,比宝昌小一轮,比我也小八岁)让人看着难受。
贺寿宴办得红火,宝昌喜庆得很。比他获得终身成就奖还要高兴。席间宝昌拉我上台,隆重介绍说“树生是我四十多年的哥们儿,他是研究第五代的专家,要想了解第五代电影,就看他那本书!我看过两遍……”我则展示了给宝昌抄写的小楷《醉翁亭记》。因为宝昌爱喝酒!
那是上世纪一九八八年,我们合作电视剧《雪泥鸿爪》(八路军护送赵城金藏的故事),拍这戏阵容强大。编剧是我和树纲兄,导演是宝昌,摄影侯咏,美术霍建起,后来都是影坛大腕。开拍前在我家的小门厅里挤了一桌饭菜。我拿出两瓶去衡水讲课,朋友送的老白干。宝昌喝得美了,说“这酒真好!没喝够,还有吗?”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宝昌才四十来岁,正当壮年,《大宅门》还怀在他肚子里呢!嗨,这一晃……
八十一过,宝昌、树纲都明显老。先后都拄上了拐棍儿。可能是感到时日不多。宝昌开始加快速度,要完成自己一生想干成的几件紧迫事情。先是预谋《了不起的游戏》关于京剧的研究专著。他一生痴迷京戏,有一肚子话要说。可他是搞创作的,搞起理论研究有些力不从心。我也对他搞理论没底,在什刹海游船上聚餐时,我向他推荐了俄国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意思是能写个通俗小册子就可以了。宝昌不以为然,他的目标是部理论著作!后来请了陶子(社科院研究员陶庆梅)合作,但其巨繁的劳动也还是可想而知,写写停停,写写停停,后来完成了,写作时是每写一篇就微信发过来一篇,后来真的是把我惊着了,明明这就是一部能够填补学术空白的力作呀!这得付出多大的劳作和心血呀!书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续几个月位居三联书店图书销售榜首。在三联书店组织的研讨会上。宝昌坐我旁边。发现他真的老了。耳朵也不大听得清声音,腿脚也不利落。有些聚会孩子们去接他,因为是商务车,得连拉带拽托着他屁股推上去,他是明显虚弱啦!宝昌有一次跟我说“树生,最近只能走二百多米。”唉,人要老,总是突如其来!打那后,我们三家人(宝昌、格格、树纲、及明和我们家)的聚会就频繁起来。
之后,树纲就查出了肺癌。之后就是检查,治疗,住进“安宁”关怀……
与树纲告别的那天,宝昌大哭一场!临别时他拉我手“树生,过些日子咱还得聚……”眼含着泪。
谁知这次,竟然是最后见面,再也没聚成啊。
再想聚,只能追忆。
四
宝昌出版《了不起的游戏》和《大角色》时,聚会上,小布丁(我孙女)拿着书请宝昌爷爷给签字留念。宝昌非常高兴地为他喜爱的小布丁签了字。还高兴地合影。在快门闪动前的一霎那,他一下揽住布丁,头贴在孩子肩上,镜片后眼睛潮湿,隐约含泪。当时我有些奇怪,这么喜兴的事,没来由就难过起来,很不解。当今天,当宝昌离开我们的时候,才突然悟出了他当时心境,他心底可能潜意识地已经有了一种来日不多的预感……
宝昌感到了时日不多,对《大宅门》创作只能拼了!
我劝宝昌:
“千万不能太逞能!事不能做得太满。满招损,天道亏盈!长篇小说写到哪儿算哪儿吧!
不要精益求精修改了!交给出版社处理。《红楼梦》曹雪芹也留给高鹗一口饭吃。”
他好像听进去了,回信说:“你说得真及时、本还想较劲,听你的,放弃了。”
看到他的微信高兴了一阵子。这下他终于可以放下身上重负,静养身心。这样至少可以延缓病情。至少可以多陪我们老的小的几年!
可我还是高兴早了。他食言了!从来一诺千金的人居然食言了!!他又开始了长篇的精心打磨。因为他要把完成稿发给远在美国的小说家、评论家李陀。他相信李陀,他们既是好友也是知己,宝昌相信李陀的慧眼识珠,更相信他的直言不讳。
可是李陀在大洋彼岸情况不妙,刚刚胯骨粉碎性骨折,住院治疗。每天能够清醒的时间也就是一两个小时。但他还是坚忍着看宝昌的长篇。
他刚刚看过几章就给我发来微信: “长篇刚看了一部分,觉得不错。你可以告诉他。等我看完再和他谈意见。”
我微信给格格转宝昌。这一下他振奋起来,他生命油灯的微光又烧起来——那可是一盏几近枯槁的残灯啊!他拼尽全力,熬干了生命最后的几滴油,把长篇小说修改完成!他把完成稿发给了李陀,并忐忑不安地期待着李陀的评价,并想让李陀给写序。
“陀爷,不得不给你发信息了。每要发信我总会觉得不知该对你说些什么,说什么都没劲,干脆闭嘴!我的状况一直不好,气虚气短体力日衰。行走吃力,一年多咳嗽不止,经常说话困难,吃了太多的药,不见效。活着,拖!我很乐观,说那些虚的都没用。完全不知道还能干点儿什么。长篇《大宅门》出版社已进入二校,关于序的问题扯皮两个多月了,他们说找人写,但所找之人都是我不能接受的,一个完全不了解我的人怎么可以为《大宅门》写序呢?我也咨询了陶子(社科院研究员)、净植(三联出版社编辑),都一个看法。今天下午才与出版社定下来,请陀爷来写,别人没这个资格,而且你若不能写则此书不要序了。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吧。真不知道你现在的状态如何?有精力写么?哪怕几百字也可。如不行千万不要勉强,别的废话我都不再说了。”
李陀的病情严重,胯骨骨折后在顽强地接受治疗,很痛苦。但一生挚友的事,拼老命也得完成他临终的重托。他忍着疼痛在看长篇。他怕宝昌累,总是先给我微信。
“啊,看到宝昌小说!想不到,真高兴!你先给宝昌透个风,他的小说我快读完了,很棒!是一部大作品,是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我全部读完之后给他写信。说实话,听他要把电视剧《大宅门》改写成长篇小说,我是有怀疑的,觉得电视剧《大宅门》已经很经典,有必要写成小说吗?现在看来我错了。”
作为几十年的老朋友,耄耋之年的李陀忍着刺骨的剧疼,咬牙坚持着看完六十万字的长篇,又拼尽全力把序写完,而且是精心尽力地把序写成了一篇分量很重的万字学术论文!他先把序发给我看,我看了非常震惊。想不到一位重病痛苦中的耄耋老人(他比宝昌还年长一岁,八十五啦),居然也是拼着性命完成了一生好友的重托!看完这序,我不由一阵阵心酸和震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过命交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为艺术无私奉献的舍命精神:写长篇小说的人是在拼命;写长篇序言的也是拖着病体躺在病床上拼着老命在写……
李陀微信讲了他这样拼尽全力写序的缘由。
“树生,这篇序是下了功夫,宝昌对文学、对艺术一辈子的诚实和执着,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应该被更多的人认识,应该让所有今天还愿意为文学艺术做些事的人尊敬和学习。希望这篇文字能有这个作用。另外,你说文中的许多看法都很新,我很高兴,这里的确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概念,如‘悲剧小说’,如‘语言肌理’,其实都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中没有过的,如果从理论上展开讨论,空间很大。不过,估计能理解的人也不多。(李陀)”
这中间,宝昌摔了一下,昏过去半天才清醒。醒来还惦记着李陀写序的事。
李陀知道宝昌摔了很担心。因为他亲历过。老年人是非常怕摔的,一般的规律是,摔、骨折、卧床、长期不能活动,然后是血栓,然后是心脑梗,然后是走人……
李陀得知宝昌摔后,马上给他微信过来。
“这时候摔倒可是大事,要去检查一下,千万!年纪大了,绝对摔不起,可能会引起别的问题,一定要查一下。这序你觉得可以,我就踏实了。不过,我给树生、小陶、净植寄去了,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我再认真改一下。别的不多说了,养病要紧,等你身体好了,咱们找朋友一块聚,有多少话要说啊。(李陀)”
在疫情封控放开之后,一直都一个人封闭在楼上的宝昌不知为何也阳了!这可吓坏好多人。那时宝昌两口,他在楼上,格格在楼下。除格格每天到楼上门口放一天的饭菜之外,余下时间都是宝昌一个人在与新冠搏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下完蛋了,他难逃此劫!也可能是他觉着还有事情未了,也可能是苍天可怜他。他竟然在一周后转阴了!他的主治大夫非常惊讶,大呼“奇迹呀!”“郭宝昌能熬过这波疫情,真是奇迹!因为他长期抽烟,肺都糟烂啦!能逃过此劫真是天大的奇迹!”
我心中暗想,这可能是他人生大事未了!他呕心沥血创作出的长篇小说《大宅门》虽然付梓,却还没有见到样书呢!
五
长篇终于付梓出版。宝昌迫不及待地让出版社赶出样书,决定于10月21日,在我们经常聚会的满福楼举行亲朋好友签字赠书的仪式。他的预期是至少请一百人,在生命最后时刻,他要再热闹一回,风光一回!当时我有些急了,他这是不要命啦!必须制止他!
迫不得已地给格格语音说“这会不能开!”
格格说“不行啊树生,根本劝不动啊!他固执得要命,还骂人。劝不了!”我说你让他接听!格格手机里传过来非常虚弱的声音“……是谁呀?”“是树生,他跟你说。”
声音极度弱“树生啊……我说不了话啦……”
我说“你不用说,就听着……”
我非常严厉地指出开大型会签字赠书的危险弊端!我说“你也不想想,就那个乱哄哄的环境,就你这身体,会开完,你还回得来吗?”
他不说话,沉默,后以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哼唧,“树……生,你……跟格格说……吧……”
格格接过手机说:“算了吧,劝不动……这人的固执,没辙!”
劝不动,只好依从他。孩子们也都动员起来做准备。开车护送的,摄影要请专业的。争取给宝昌留最后的美好影像!
然而、可是、竟然像晴天霹雳一样地惊传噩耗!宝昌终于是人而不是神!没能实现他生命最后愿望,正当他期待着与众亲友聚会的时候,他突然重重跌倒!真像他在书上的题词“呱嗒一声落了地!”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风扑灯灭,巨星坠落!令人心碎!后来想,这结局何尝不是宝昌的性格。“呱嗒一声落了地”一语成谶。像一位爷的性格,一生嘎巴力落脆,连离世都痛快,爱咋地咋地!
唉,写到此,悲伤在喉,什么也说不出了。四十三年的交情,这期间像连续剧一样熙攘纷乱的场景,都挤在一起,说不出来了!
六
宝昌一生重义。说他“义薄云天”亦不为过。在十字坡楼上聊天时,他讲述了和第五代诸君的交情。彼时他刚刚平反获得了拍片权。《神女峰迷雾》给广西厂赚了钱,一下提升了他的地位。他荣任电影厂艺委会主任,那会儿,一众五代年轻人,都是他忘年交。张君钊、张艺谋、何群、萧峰等和后来拍摄《黄土地》而投奔到广西厂的陈凯歌,一大群电影学院七八班和年轻的电影人都汇聚在他的周围。后来这群人为了获得拍片的机会,成立了“青年摄制组”,筹拍电影《一个和八个》,这片子在厂领导层几乎遭到一致反对。认为有政治和票房风险。宝昌挺身而出,用他自己的政治艺术前途做担保,力挺一众年轻电影人,终使影片得以立项开机。事实证明《一个和八个》确实有风险,也险些断送了宝昌的政治艺术生涯。然而宝昌用他的担当,成就了第五代电影的开山之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广西的郭宝昌(当然还有西影的吴天明),就没有中国的第五代电影!所以后来拍摄《大宅门》时,几乎所有五代的大导演们无一例外地来给他捧场!这成为了中国电视史上的一道风景和奇迹!说到底,“众星捧月”都是被宝昌为人的义气所感召!当初拍摄《大宅门》时,出品方认为郭宝昌名气还不够大,想换导演,当时主演陈宝国力挺郭宝昌,怒摔九万酬金:“这戏如果不是郭导拍,我退出!”出品方想用重金聘张艺谋来导,张艺谋仅一句话就回绝了投资老板“你们知道我和郭宝昌导演是什么关系吗?”
萧瑟秋风今又是
篆刻/彭海忠
且以永日
篆刻/殷燕召
在我和他的交往里,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他的一生中,但凡予他有恩的,必然以心相报!有次聚会,突然有人匆匆进来说“师娘不好……”当时他脸色大变,立马离席,让格格开车赶去医院。所说的师娘是电影学院离世老教授田丰的夫人。就因为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学生,田教授不顾一切力证他清白。田老师离世后,他把田夫人当亲娘般孝敬,养老送终!
还有很多很多。已经在各种媒体上都大量传播,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宝昌的义气深深植根在我心中。义是什么?义是超越一切名利权力之上的精神!以至于在我改编电视剧《三国演义》写到“华容道关公义释曹操”时,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宝昌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