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丹  宋旭民

政协会议

在新政协召开之前，先成立筹备会，司徒美堂和陈嘉庚等七名华侨代表被推举为筹备会委员，于6月15日和9月1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了两次筹备会。由于司徒美堂8月13日才由美返港，并未赶上第一次筹备会。在他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报告了3个月来的筹备工作，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还审核通过了十五名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司徒美堂和陈嘉庚名列正式代表榜首。

司徒美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签到

9月21日至30日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怀仁堂是中南海内主要建筑之一，原为仪銮殿旧址，是当年慈禧太后训政之所；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将其改为怀仁堂。为了召开政协会议，毛泽东请司徒美堂的老乡、广东新会的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将其改建为会场。才气纵横的梁思成不负众望，带领着徐悲鸿、叶浅予等人，仅仅用了18天时间，就完成了令毛泽东和代表们十分满意的改造工程。怀仁堂本来是一个四合院，改建工程的主体是在原来的天井之上加盖一个可容纳千人的小礼堂，礼堂在室内的设计上致力于照顾代表们开会的舒适感，外观则使其尽量与原来的宫殿建筑融为一体。

9月21日晚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当夜，浦熙修给上海《文汇报》发去题为《人民代表欢聚一堂开国盛典隆重举行》的专电，满怀兴奋地描绘了悬挂在会场的复杂而美观的人民政协大徽章的式样：“中间秋海棠叶之红色中国，高踞白色地球上；上面又高插四面大红旗。淡蓝色的光线自地球周围发出。再外围，上半圆以蓝色齿轮；下半圆以黄色嘉禾，象征工农。”参与这次盛会的代表一共有662人，年纪最大的有92岁——司徒美堂是少数年长的几位之一，最小的才22岁，周恩来称之为“四世同堂”。

会议先由周恩来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通过了89人的主席团名单。朱德作为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并请毛泽东致开幕词。之后，刘少奇等11人先后发言，司徒美堂是最后一个，其发言题目为《华侨热望新中国的出现》，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位代表先生：

我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一个凶恶的敌人——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政治推翻了。现在我们大家来共同协商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大计，这真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大喜事。我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出席这个会议，飞越半个地球跑到北平，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致贺。

海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但从来得不到祖国真正的爱护，以致在海外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压迫，回来国内便受贪官污吏的剥削欺骗。所以很长时期热望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今天，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这个愿望是达到了，使我们感到万分的兴奋！

华侨远处异地，国内情势，未能透彻明瞭。现在我回到解放了的北平一看，觉得中共人员那种刻苦踏实、英勇牺牲的精神，对建国大计那种反复协商、尊重各方面意见的优良政治风度，实在值得我们佩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并进而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大因素和保证。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是为争取广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护！同时相信，我们既能把三大敌人打倒，我们就有办法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比如，我们工业落后，要赶紧的进行生产建设。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政策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到祖国来。中国有无尽的富藏，尚未开发，因此，国外华侨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搞好，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达到完全胜利以及建设新中国的途径上，一切明明暗暗、大大小小的反动派必将继续施其阴谋毒计，挑拨离间，封锁破坏，所以困难是有的。但我们相信，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我们必须继续团结奋斗，发挥民主精神，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不断前进，巩固这个胜利，并发展这个胜利。

谨祝大会完全成功。

据竺可桢日记，美老的发言连同翻译一共持续13分钟。这篇讲话是司徒美堂真情实感的流露，也表达了海外华侨共同的心声。会议期间，他非常认真，每会必到，认真听取报告发言，用心参与讨论，充分发挥了华侨代表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个文件，以及关于国都、纪元、国歌和国旗的决议案——以北平为首都，恢复北京之名；纪元用公元；国歌用《义勇军进行曲》；国旗用五星红旗。9月30日，大会选举出180位全国政协委员，司徒美堂是其中之一。

香港华商报1949年7月10日《新政协人物剪影》这样评价司徒美堂参加新政协的原因：“司徒的生涯，充满着古老中国那种义侠社会的气氛。他平易近人，‘三教九流’的朋友无所不识；他年纪虽大，而精力旺盛，记忆力强，有如中年人。他的社会威信，是由他参与了斗争的人民群众中产生出来的，而他也永远站在被压迫被欺凌的人民这一边。爱打(抱)不平，也是由于他的出身使然。同时，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老华侨，自然而然地热爱祖国民族，他今日之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正是这两种仇恨——阶级仇恨，民族仇恨——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司徒美堂以八十余岁高龄万里归来参加政协会议，并不是个别现象，当时还有张元济、周善培等数十年不参加任何党派、不过问政治的老人，此次也都积极参会。张难先在9月24日会议上的发言颇能说明其中缘由：“此次所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家都欢欣鼓舞，不顾衰老，毅然参加。这实在是看见解放军军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拥护人民政府。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论定国号

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期间，司徒美堂参加了论定国号的座谈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确定表达了看法。

9 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了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的请柬，邀请他于次日上午十一点半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参加午宴，有重要事情相商。第二天上午，当他们到达饭店时，发现参加午宴的有张元济、何香凝、马寅初、简玉阶等二三十人，都是“长老”级别的人物。周恩来先说明召集大家前来座谈的缘由：在日前的政协会上讨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当时之所以把简称写入《共同纲领》，是为了照顾一部分人的感情，以示不忘辛亥首义之功。可是对于这个简称，一直有人表示反对。所以政协常委会让他出面，召集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听听大家的意见。

这些老先生知道议题之后纷纷发言表态，他们的意见也分为两派。一派以黄炎培和何香凝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辛亥革命的果实，是许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而且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号，一旦改变，可能感情上不容易接受。另一派以司徒美堂和周致祥为代表，他们则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号，不需要简称，尤其不要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黄炎培甚至认为，可以先保留简称，五年后政协换届时再修改。

周致祥是前清进士，他认为中华民国是祸国殃民的一个称号，而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表明这是一个不同于中华民国的新政权。司徒美堂听了丙鹤口译的三人发言后，主动要求说几句。他说：“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敬重孙中山先生，但是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因为这个称号与老百姓没关系，而且二十二年来被蒋介石和国民党CC派弄得乌烟瘴气，导致天怒人怨，令人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丢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五年之后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却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番话快人快语，掷地有声，既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也代表了海外华侨的呼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接着，马寅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和陈嘉庚也赞成此议。车向忱补充说，人民一时接受不了新国号不要紧，只要宣传教育工作做得好，老百姓很快就会习惯的。沈钧儒则从法律角度加以说明：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缩写，并无其他简称；而且将来以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立盟约，在行文上也多有不便，所以还是不用简称的好。他觉得，即使去掉简称，也并无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

大家的意见很明了，反对一派占压倒优势。最后，周恩来对讨论会做了小结；“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去参考，由他们来做最后决定！”

开国大典

毛泽东热情评价司徒美堂的爱国行为：“过去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出过力，对人民做出过贡献，现在人民胜利了，我们绝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司徒美堂满怀爱国报国之心，作为年龄最大的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紧接着又作为七个华侨代表之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即开国大典。

9月30日傍晚，政协会议即将闭幕，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中南海工作人员唱票、计票的空当，全体代表又驱车至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仪式。在仪式上，毛泽东用悲壮的声调一字一顿地朗读了由他起草的碑文，之后代表们一起为纪念碑培土奠基。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开始的纪念碑兴建工程，依然是梁思成主持，直到六年之后，这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才最终建成。

投票结果出来后，司徒美堂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饭后又在勤政殿举行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预备会议，讨论第二天开国大典的程序、阅兵、游行等事项。散会时已是后半夜，回家途中，他和司徒丙鹤看到准备游行和阅兵的队伍已经开始集结，街上灯火通明，一派喜庆气象；回到北京饭店，东单广场上战马嘶鸣，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

毛泽东致函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

次日下午两点，司徒美堂先参加了在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毛主席红光满面地站起来说：“我宣布，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全体委员现在就职了！”随后全体委员乘车出中南海东门，经由故宫西华门，登上天安门城楼。司徒丙鹤对于陪同美老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十月一号下午两点还在开会，人民政府宣布就职。毛主席带着我们上天安门。那时候还没有电梯，只能慢慢走。我们就站在天安门城楼东面第二根柱子下面，目睹我们伟大的祖国举行开国大典……司徒美堂说，我一个老华侨，一个老洪门，从小孤儿，今天我很感动，光荣。”这里要作一点说明：网络上介绍司徒美堂参加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文章，常常错将长髯白须的张澜先生的照片作为配图。其实美老到五十年代才开始留胡须，而且他一生爱穿西装，只在定居北京以后才偶尔穿中式长袍。而且，司徒美堂在六十三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的排名靠后，不可能站在离毛主席很近的地方。

宽阔的广场上坐满了前来参加盛典的人，红旗、标语、气球、提灯，汇成了欢乐的海洋。当毛主席出现在城楼主席台上时，广场上的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连城楼上喜庆的大红灯笼都为之激荡。女记者杨刚的一篇题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通讯中，写到了典礼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天安门前新开辟的广场上，几十万人民一次次发出“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毛泽东则在城楼上通过播音器回应：“同志们万岁”。“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目睹这样盛大的场面，听到毛主席以雄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司徒美堂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他说：“这一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刻，真是光荣，这光荣是属于美洲全体爱国华侨的。”后来，他多次回忆参加盛典的情景：“1949年10月1日，海外华人盼望已久的宿愿实现，我们独立团结的祖国宣告成立了。当我站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看着一望无际欢乐的人流通过下面的巨大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为毛主席在那次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感动。”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受：“我还能看见中华民族有昂首挺胸的这一天，使人吐了一口憋在心里几十年的‘弱国之民’的闷气。”

在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阅兵等仪式举行完之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群众举着灯笼火把开始游行。整个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大家的热情还未褪去。不觉入夜，明月生凉，可司徒美堂的心是火热而激动的，为了分享理想得以实现的喜悦，他邀请政协代表李子诵、香港《华商报》老总刘思慕，连同秘书司徒丙鹤一起，来到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就着二锅头，美美地吃了一顿涮羊肉。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广东人来说，这典型的北方食物竟然如此可口，这大约是他心情兴奋的缘故吧？

此时，他满怀感慨地回想起自己的大半生。自从14岁到美国以来，到如今已近70年，他像其他旅美华侨一样，有如无父无母的孤儿，受够了美国的欺压，尝遍了酸甜苦辣。在清政府时代、北洋军阀时代、蒋介石时代，他们一次次回到祖国，可得到的永远是失望与屈辱。他们希望祖国强大，带着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回国投资，却要遭受海关关员的敲诈、码头打手的勒索；投资的广东银行为宋子文吞并，电车公司因遭军阀敲诈而破产，唯一侨资民办的新宁铁路被蒋介石破坏……侨汇迅速贬值为废纸，侨胞房屋常常被霸占，凡此种种，都令他们心惊胆寒。可是现在，噩梦终于醒了，他能够亲眼看见庄严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喝彩声中诞生，从此华侨有了民主的政治地位，侨资有了发展的好机会，侨胞能得到尊重和保护，一切都是崭新的样子，华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为祖国贡献了，这怎不令老人家兴奋呢？

60年后，93岁的司徒丙鹤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精神矍铄，头脑清晰。他说：“60年前开国大典时，我陪同美堂先生走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时，他是83岁，而我是33岁。时至今日，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嘉宾，恐怕只剩我了。”虽然物是人非，可是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