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瞿弦和

作者简介：瞿弦和，印尼归侨。中国侨界杰出人物，曾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首歌。确实，人生中会有起伏的旋律，也会有歌词中反映的苦辣酸甜与喜怒哀乐，而且它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那就是对人生的追求。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之歌，与煤特别有缘。

也许真的是巧合。上大学时，我就以工作队员的身份赴阳泉市一矿井参观学习，后来在晋中市昔阳县李家庄公社王家山大队参加“社教运动”，每天早上都要到几里外的小煤窑挑煤烧炕。我挑的煤不沉，瞅着前后两筐煤一颤一颤的，我突然觉得煤是那样可爱，那样不可或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青海省民族歌舞团当演员，第一次“下基层”慰问就去了青海大通煤矿的小煤洞露天广场。1973年调回北京，我又进入中国煤矿文工团工作，踏遍了百里矿山、千里煤海，为煤矿工人服务了大半辈子。即使是退休后参加公益活动，也总与煤有关，我曾专程赴中国矿业大学参加校庆活动，朗诵诗歌《煤啊，我的情人我的黑姑娘》。似乎“煤”这个字，早已和我融为一体。

说来也是有趣。一次，夫人张筠英安排全家人参加旅行团去国外旅游，没想到我们刚抵达南非，就带着行李奔赴第一个“景点”——金矿。

在金矿广场上，矿工乐团奏起《迎宾曲》，夫人调侃我：“又下矿啦？”我不以为意，径直跑到矿车雕塑前说：“先给我照张相。”夫人说：“你还真着迷了。出发前一天，你不是刚从矿上回来吗？”

紧接着，我习惯性地帮大家戴矿工帽和矿灯。有些人不愿意戴，觉得影响形象，我告诉他们下井时戴上矿工帽和矿灯才能确保安全，还带头做示范。大家问导游，下井时要坐哪种电梯？导游一时语塞，不知如何解释，我抢着说要坐“罐笼”。夫人在一旁哭笑不得……

此行还到访了阿联酋的迪拜。在迪拜，我一边带着孙子玩儿汽车冲沙，一边想起矿区汽车的“漂移”。

顶级赛车手都会“漂移”，这需要技术和胆量，一般的司机是不允许随意仿效的。而在内蒙古包头的石拐区，通往包头矿区的路上有许多连续的弯道，司机不得不经常踩刹车，摩擦声成了那条路上独具特色的声响。久而久之，这变成驾驶员与乘车人的别样乐趣，甚至有人刻意去制造这种声响，一旦成功，驾驶员会说：“怎么样，好听吧？”

除了有趣，更多的是感动，这是我人生之歌中久久不能散去的回响。

记得一年冬天，我们赴包头矿务局演出，除了在剧场演出，还去矿区医院慰问。院长对我说：“有几位卧床的伤残矿工行动不便，能不能到病房看望他们一下？”“没问题！”我带着满艳，跟随院长来到住院部的病房。

满艳是回族歌唱家，眼睛大大的、眉毛浓浓的、眼窝深深的，唱民歌是她的专长。我们向卧床养病的矿工表达了慰问，矿工没有回答，两眼直愣愣的，嘴角微微动了几下，似乎是想说什么。满艳心领神会，马上说：“我给你清唱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吧！”歌声一出，矿工的泪水顺着眼角就流下来了……他没想到歌唱家竟然为他一个人演唱，还是在病床前！他用力撑着床想坐起来，满艳赶紧走过去，让他躺好，坐在床边继续深情地唱着。

院长说今天的探望，这位矿工一定会终生难忘。满艳也不断地重复说：“从没这么唱过歌，我的手现在还在抖！”

气温的剧烈变化以及繁重的演出任务，让纤弱的满艳病倒了，她发烧住进医院。没想到值班大夫正是那天陪我们去医院慰问的大夫，她特意在家煮了小米粥和鸡蛋，送到满艳的病床前。我到医院接满艳时，恰好看见这一幕，泪水一下子涌出，这就是真挚的矿山情啊！

我问满艳：“幸福吗？”她眼含热泪，频频点头。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我告诉满艳：“明天演出的地点在山上，要步行一段路。你还没有痊愈，就留在山下吧，别去了。”当时，她并没有表态。

等到第二天出发时，我发现她依然在队伍中。上山的路很滑，大家相互搀扶着，准时抵达。对我们而言，走这样的路，是家常便饭。

演出开始了，满艳在正式演唱前说了一段话：“我来这里演出时生了病，非常想家，可咱们医院的大夫对我像自家的亲人一样，为我单做了病号饭，下面我用歌声表达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唱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哎……谁不说俺家乡好……”唱到这一句时，满艳不能自已，哭到几乎唱不下去了，在场的很多观众都流下了热泪。

“煤矿就是我的家”——这是中国煤矿文工团所有演职人员的共同心声，人人都愿意为这个大家庭做一点实际的事。比如“老煤矿”——国家一级演员、资深演奏家郭一，他在开滦矿区举办过一百场独奏音乐会，他创作的民乐合奏曲《煤海春潮》多次在“五一”音乐会上奏响，他参与筹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并长期担任秘书长一职，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国韵悠长——2022中国民族管弦乐新年音乐会”，八十五岁高龄的郭一坐着轮椅来到观众席，当我介绍他时，全场观众向他献上了掌声和欢呼声。

其实包头矿务局的赵总工程师在慰问演出时不止一次告诉我，包头矿区有不少煤炭专业的大专毕业生，他们都很年轻，但矿区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能看到专业文艺团体演出的机会很少。希望你们每年都来，也希望你们能派辅导员常驻，从而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把他们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很可惜，我还是没能实现赵总工的愿望，中国煤矿文工团每年有近二百场演出，很难保证有求必应，全国的矿区，恐怕一辈子也跑不过来。

一晃过了几年，一天，在煤矿文工团的家属区，有个人在老远处叫我：“老瞿，团长。”我走近一看，居然是赵总工！真没想到在这儿重逢了。

赵总工与夫人来京后没有住宾馆，而是住在煤矿文工团。不过煤矿文工团哪儿有招待所啊？就是一栋简易的三层楼——一层是车库，三层是小排练厅，二层有几间司机休息室，后来改成临时客房。那客房太不像样儿了，是筒子间，只能放两张床、一张桌子，洗手池和厕所都在楼道的尽头，一个蹲坑男女共用……再说了，团里也没有食堂呀！

我急忙说道：“赵总工，我给你找宾馆。”他笑了：“小屋很暖和，住得很舒服，出门就可以买饭。你快忙吧，不用管我，听说明天你又要出发了！”我给部领导打电话，他说：“是包头局的总工程师赵嘉礼吧，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不是公务，绝对不告诉我们。”

等我从矿区演出回来再去找他时，得知赵总工两口子已经回包头了，他留给我一件紫红色的毛背心，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鄂尔多斯产的，很舒服，按你身材挑的。”一股暖流在我心间荡漾，我真是既感动又愧疚！那件毛背心至今没拆封，我一直珍藏着，每次看到它，我都会在心里默念，这是煤矿人给予我的至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