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香港集友 风雨兼程

1949年5月，陈嘉庚受毛泽东的邀请，以华侨首席代表的身份赴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开国大典。途经香港时，陈嘉庚在次子陈厥祥家中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受邀出席当地华侨华人组织的集会，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在北京，他在政协会议预备会上发言说：“海外华侨希望看到的强大、民主政府就要在中国出现了。海外华侨听到中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无不喜出望外。”这番发言道出了海外侨胞的心声。新中国成立后，陈厥祥和香港集友银行的同人们怀着同样欣喜的心情升起了五星红旗。

1950年，陈嘉庚（右）与次子陈厥祥在香港合影

1950年2月，陈嘉庚从北京返回新加坡的途中在香港停留了4天。陈厥祥告诉他，香港集友银行计划增加资本。陈厥祥后来在《集美志》中记载，当时“以增资之事奉告，先父颇为赞同”。1950年，陈厥祥请常务董事叶采真赴新加坡招股。在陈嘉庚的促成下，董事长陈六使出资40万港元，董事李光前出资30万港元，并指明捐献给集美学校，以私立集美学校基金的名义入股香港集友银行。1951年，李光前再出资100万港元，捐献给集美学校，以集美基金的名义入股。这次捐赠，李光前的得力助手李引桐出力不少。陈厥祥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基金于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为本港行股东，集美基金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为本港行股东，此二个基金是由儿为负责人。”至此，除了这些义捐款，还有一些私募款，再加上原有股本，香港集友银行的资本增至200万港元，其中捐给集美学校的共有170万港元。

香港集友银行增资时，正逢香港经济转型。“二战”结束后，得益于从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等地流入的资金以及安定的社会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香港的转口贸易和金融业快速复苏。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峙、争斗愈演愈烈，实行自由港政策的香港也受到了波及。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又联合40多个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导致香港转口贸易大幅下降，这对其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此时，正值西方工业化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亚、东南亚等地转移。香港抓住机遇，利用从内地流入的人才和技术，大力发展纺织、服装、电子和玩具等轻工业，经济结构由以转口贸易为主向以轻工业为主转变。轻工业、房地产业相继发展起来，为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提供了新的业务。

资本增加了，又赶上新的发展时机，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集友银行的业务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1950年4月，为了方便对外服务，香港集友银行迁至中环雪厂街10号旧显利大厦地下营业。1952年，香港集友银行获准为香港外汇银行公会会员以及香港银行票据交换所会员行，是当时22家直接交换行之一。业务虽颇有进展，但面临的困难和波折也不少。当时，由于悬挂五星红旗以及集美学校的两个股东基金户，港英政府及一些西方国家怀疑香港集友银行与新中国有特殊的政治关系。香港集友银行多次向港英当局申请为外汇指定银行均未能获得批准。陈厥祥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九年来，每年向当地政府申请为外汇指定银行均未能得其批准，因为政府方面对本港行股东基金户甚怀疑，其原因有二点，第一是咱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基金，第二是咱悬挂五星国旗，当地政府认为本港行与祖国有特别政治机构关系。”此外，银行存在美国纽约上海商业银行中的一笔资金被美国政府冻结。陈厥祥在信中告诉父亲陈嘉庚：“本港行于一九四九年中经常由吕宋客户委托本港行转美国纽约上海商业银行转交沪之上海商业银行侨汇款项，及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间，当时本港行有余存账尾款项约二万美元在纽约的上海商业银行，美国政府获悉此项消息后，立即下令将本港行所存约二万美元冻结，此事发生后经用种种方法向其交涉无效……”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香港集友银行虽处于香港这样的自由港，也无法避免受到冷战的影响。

冷战阴霾笼罩世界，新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为突破封锁，中央将目光转向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香港，并赋予其特殊的战略定位。当时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廖承志向中央建议暂缓收复香港，认为保持现状既有利于香港的发展，又为新中国同世界交往保留了一条通道。毛泽东也认为香港原有地位，有利于新中国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为此，中央作出了暂不收回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决策。这一决策使香港成为新中国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对双方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香港集友银行凭借地利之便，本着一贯的爱国立场，通过扶持集友银行厦门总行及其上海分行，协助陈嘉庚修复、扩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支持新中国建设，为祖国经济、文教事业贡献力量。20世纪50年代，尽管香港集友银行的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总经理陈厥祥及董事会仍然竭尽全力推动集友银行厦门总行复业及增设上海分行，不仅筹划联络而且在资金上、业务上提供帮助。在港行的支持下，厦、沪两行的侨汇业务和出口结汇业务颇有起色。厦行在1959年度业务总结中写道：“十一月港行设立北角支行，扩大了收汇面，今年侨汇增长情况如以第二季度为100%，则第三季度为96.3%；第四季度为169.57%。……由我行加强联系争取记收、加强服务工作及港行努力争取，今年出口结汇叙做数为本行办理出口业务以来最多的一年。”

香港集友银行不仅与内地诸行在业务上互相扶持，而且密切配合，共同协助陈嘉庚支持祖国教育事业。1952年8月1日，《集友银行股东会报告书》中写明香港集友银行“逐月盈余尽先拨助私立集美学校经费，为国家培植建设人才，本行始终为教育而经营”。香港集友银行初创时股本为10万元港币，经过两次增资，到1951年股本达到200万元港币，其中170万元港币为李光前、陈六使捐给集美学校的义捐款。至此，集美学校持有的股份约占香港集友银行股份的85%。据张其华回忆，集美学校所持有的香港集友银行股份的股息，早期股本少时是每年8万元港币，1951年股本增加后为12万元港币。据陈嘉庚计算，李光前、陈六使捐给集美学校的170万元港币，每月至少得利1万元港币，每年就是12万元港币。陈嘉庚在1955年2月的遗嘱第五条中写道：“香港集友银行股本200万元，其中义捐股本170万元，指明为集美学校基金，每月至少得利6厘，即为港币1万。”1963年7月22日，时任香港集友银行总经理陈厥祥为此专作说明：“香港集友银行除办理一般银行业务外，看重联络侨胞沟通侨汇，引导侨资。其义股部分，股息盈余全数补助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忠实执行校主遗嘱。”“未增资前义股壹佰柒拾万元，遵照校主遗嘱，每月应付股息港币壹万元，逐期拨付私立集美学校，今后当继续执行，若年底结算后该壹佰柒拾万元应派之股息及红利超过此数，应照补。”

1959年11月，香港集友银行北角支行开业

陈嘉庚在世时，这些股息由他自己经办，据张其华回忆：“多用于购买集美学校扩建所需的建筑材料，一分钱都没有浪费。陈嘉庚先生自己有一本账，集美学校建筑部需要多少材料，他自己就直接写信到香港。当时香港集友银行下属有个集兴公司，集兴公司的经理是集美人陈德丰。陈嘉庚写信给香港，由香港方面的集兴公司办理。”1961年陈嘉庚去世后，集美学校所需建筑材料则直接由集美校委会建筑部发函到香港联系。香港集友银行对集美学校建设的贡献不仅在资金方面，更重要的是帮助学校采购当时稀缺的建筑材料和物资。张其华回忆：“当时买这些材料不容易，进口的材料控制很严，需要得到外贸部批准。学校每批材料进来，都要打报告到中央，得到外贸部的批准才能进口。海关属于外贸部。进口材料，厦门海关不敢批准，都需要外贸部的批文，厦门海关才敢放行。有时候是香港交钱，广东发货，比如当时广东的‘五羊牌’水泥，这种水泥我们当时在内地买不到，因为这种水泥有出口的任务，所以我们只好到香港去买，变成香港交钱，广东拿货。”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香港工业发展加速推进，带动经济高速发展，人均收入大幅提高等原因，银行存款数激增。大小银行纷纷开设分行。香港集友银行连续开设了多家分行，还购置了几处物业，经营渐有起色。在此期间，遵照陈嘉庚的嘱咐，陈厥祥的长子陈克承入职香港集友银行。陈厥祥在《集美志》中写道：“先父着克承回香港切实在集友银行任职，为社会服务。”随着香港集友银行业务水平不断提升，经过陈厥祥和陈克承等管理层的多方努力，1959年8月，集友银行获准为外汇授权银行。随即，银行在英国伦敦汇丰银行开立外币存款户，开始直接经营外汇进出口业务，并建立海外代理关系。同年11月，银行购置行址，在香港开设第一家支行北角支行。1960年，又在九龙漆咸道240-242号地下购置行址，开设第二家支行红磡支行。开设两家分行后，香港集友银行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在香港银行界声誉日隆。因此，1962年香港银行票据交换所为提高工作效率，将直接交换行由原来的25家减至16家时，香港集友银行仍能在其中保有一个席位。从1951年到1963年，香港集友银行的股本翻了一番多，从200万港元升值为450万港元，又招50万港元，达到500万港元。1962年，香港集友银行购入德辅道中76-80号物业三幢，成立诚信置业有限公司，筹建总行大厦。至此，香港集友银行已初具规模。总经理陈厥祥在1963年编撰出版的《集美志》中回顾该行十六载风雨历程时说：“自开幕至现在，蒙旅港各同乡及各界人士之支持与爱护及本银行各同仁之通力合作，为社会顾客服务。十六年来惨淡经营，本银行之业务方有今日之初基也。”

第三节  加盟中银 羽翼渐丰

1965年前后，香港发生了一场银行危机。这场危机从1961年廖创兴银行爆发挤提风潮开始，到1965年达到高潮。其间，香港本地多家中小型的银行遭挤兑，更有几家银行倒闭。香港经济连续几年都处于不景气状态，中小银行经营极为艰辛。香港集友银行虽然尚能勉力支撑，但也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再加上港英政府重订《银行业条例》，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使其处境更为艰难。

廖创兴银行挤提风潮爆发后，港英政府制定并通过了《1964年银行业条例》，其中要求每家银行至少保证流动资金比例为25%。1965年银行危机，又促使港英政府于1967年对《银行业条例》进行修订，其中至为重要的一条是将银行实收股本的最低限额从500万港元，提高到1000万港元。香港集友银行的股本为500万港元，尚需增资500万港元。

如何渡过难关？1964年香港集友银行总经理陈厥祥去世，董事会推选陈克承接任总经理。面对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他和董事长陈六使、董事陈光别、李引桐等人想了很多办法。陈六使在集友银行存款近100万港元，陈光别存款数十万港元；陈克承拿出物业来担保，其他董事也以现金、股票、物业作为担保。这一系列措施使得银行流动资金比例保持在20%，但仍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要找谁来投资呢？当时集友银行可选择的合作对象不止一个。据李引桐回忆，有人推荐印度尼西亚华侨参股。集友银行与华侨关系密切，历次增资皆以华侨资金为主。在香港银行危机中，不少华资银行选择与实力强劲的英资、美资银行合作。这些银行背后是经济发展逐渐进入“黄金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商业角度来说，这两者似乎都是不错的选择。亲历此事的陈光别回忆道：“面对此艰险局面，陈六使董事长，李引桐、陈克承总经理及其他董事等均十分担心。为了渡过这难关，董事会考虑了各种措施，包括邀请外人加入我行。我不禁想起六四年赴京时，明理兄意重深远地叮嘱：‘光别兄，你千万要告诫克承，若银行有困难时一定要背靠中国银行，要谨记其祖父在星（新加坡）之事业受某外国银行催迫致垮的惨痛致训。’大家经一番琢磨，遂决定请香港中国银行援助。”1968年7月，集美学校委员会授权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代管集美学校在香港集友银行的股份，奠定了双方合作的基础。同年11月，董事长陈六使召集董事陈光别、陈佩贞、李引桐、王素虹、白圻甫、陈克承、陈友志，举行董事会，决定委聘中银香港代管集友银行。据当时亲历整个过程的李引桐先生回忆：“（1968年）11月1号中行请吃饭。11月2号董事会接受中行。11月30号七点卅分集美（学校）股票才交出来，这就是托管过程。12月1日六使请银行职员吃饭时说：‘学校是国家的，你们要为国家办事。’”

1970年，为达到香港《银行业条例》规定的1000万港元的最低资本额，董事会决议增加资本，并邀请中国银行注资参股。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注资500万港元，使香港集友银行的股本达到1000万港元。中国银行占股最多，达50%。此举在某种意义上保住了香港集友银行的招牌。香港集友银行正式加入中国银行的大家庭，融入国家建设事业当中。香港集友银行董事长仍由陈六使担任。1973年他病逝后，董事会推选陈光别接任。陈克承辞去总经理一职。中国银行委派原宝生银行的吴钰荪担任总经理，原交通银行北角办事处主任黄定方任襄理，王定而当会计主任。香港集友银行加入中国银行的两年后，集友银行厦、沪两行先后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自此，集友银行只余香港一家，肩负创行初衷和使命，继续前行。

中国银行1912年成立，1917年于香港设立分行，在民国时期先后承担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外贸专业银行等职能。1929年，中国银行在伦敦开设中国金融业第一家海外分行，并陆续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相继设立分支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及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包括其香港的分行，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凭借积累多年的国际化经验，中国银行成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统一经营管理国家外汇，开展国际贸易结算、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汇业务，全力支持国家外贸发展，并充分发挥其在港澳及海外机构的作用，成为新中国融入世界的金融通道。中国银行具有雄厚的实力、丰富的专业经验。其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自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接管了多家华资银行，初步形成后来的中银集团的雏形；不仅资金充裕，而且汇集了庄世平、张锡荣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金融人才。

有了中国银行作后盾，集友银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优势，立足香港努力拓展本地业务。20世纪70年代，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多次增资，集友银行的资本不断增加，由1000万港元增加至2000万港元；1978年再度增资，由2000万港元增加至3000万港元。资本增加的同时，集友银行还陆续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1972年9月，在湾仔轩尼诗道319号开设东区支行（现湾仔分行前身）；1979年3月，自置九龙荔枝角道235-237号地下开设深水埗支行；同月成立全资附属机构集友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多元化业务。随着资本和分支机构的增加、营业范围的扩大，集友银行的市场地位及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渐渐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自从1968年集美学校在香港集友银行的股份由中国银行代管后，二者之间断了联系。据张其华回忆：“1968年的7月份，香港集友银行委托中国银行管理，就交出去了，与集美学校方面就没有联系了，包括经济账目也不再有往来。”香港集友银行与集美学校虽然没有了直接联系，但是继续通过为国家建设作贡献来支持学校发展。国家发展好了，集美学校的发展自然会更好。香港集友银行配合中国银行香港支行执行国家的外汇政策以及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在为香港与内地的进出口贸易融资，为国家获取计划经济所需要的黄金、外汇，为香港制造业、房地产业发展提供资金等方面，尽了一己之力。（连载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