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艳芹

一

获悉杨晓升老师的中篇小说集《海棠花开》于今年2月份正式出版发行，由衷地为杨老师高兴。尽管之前在杨老师的朋友圈里陆续拜读过此书所包含的四个中篇小说，我还是第一时间在当当网下了单，买回来重新学习和收藏。

也许与他的从业经历和多年来创作报告文学有关，杨晓升老师的小说呈现出明显的“问题意识”。从《海棠花开》到《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阴差阳错》《教授的儿子》等四个中篇，无不体现出作者关注当下、关注社会、关注焦点、关注生活等浓重的“问题意识”。《海棠花开》以一个老北京四合院为切入点，通过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变迁、赵家三代人的恩恩怨怨，探讨中国传统家庭中亲情、伦理、孝道、人生等多方面问题；《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是以上海一个新生儿父亲去家政公司招聘保姆的故事为背景，引发出十年前的一个惊人大案，即新生儿母亲当年冒名顶替自己的同学上大学的事件，牵出一大批涉事当事人，从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阴差阳错》中，患病儿子被确诊肝癌，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验血时却发现儿子并非亲生，遂追溯到三十年前儿子出生时的医院，方知护士抱错孩子，造成了两个家庭不可回转的悲剧；《教授的儿子》直击教育和出国热问题。教授夫妇望子成龙，为了不争气的儿子能在国外读个大学，东拼西凑地筹措儿子的留学资金，甚至不惜卖掉京城的一套房子。谁承想儿子竟然习惯了西方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父亲去世后再次出国，多年未归，置独居的母亲于不顾，直至母亲孤独终老、抱憾而死。

尽管每篇的切入点各有各的不同，却始终围绕各自的中心“问题”展开，因而杨晓升老师的写作极具“问题意识”，亲和、平朴的语言背后，处处闪烁着他思想的光芒。

二

《海棠花开》这本书极大地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关怀。杨晓升老师作品的显著特点就是对人的关心与关怀，尤其是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一点，在《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和《阴差阳错》中表现极为突出。《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始终围绕受害者（即保姆）的命运与遭遇而书写。从女孩上学时的优异成绩到毕业结婚后的家庭窘境，以及在同学家做保姆时不得已的寄人篱下，杨晓升老师皆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追踪、关注与关怀，尤其结局部分，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尊严，让不法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和制裁，极好地体现了作者对正义的坚守和支持，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怀。《阴差阳错》里的故事，在现实中确实时有发生。医院管理懈怠，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出现抱错婴儿之滑稽且悲催的事件，给两个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主人公刘星的不幸，是两个家庭的不幸，也是全社会的不幸。杨晓升老师以极其细腻的心理素描方式，表现出对刘星及两个家庭的同情，以及对此类社会事件的关注和关心。

弱势群体因处于底层，往往被社会忽略，杨晓升老师感同身受地为他们发声，尽可能地在作品里为弱者讨回一个相对的“公道”。这是情感上的悲悯，也是一个作家的文学情怀衍生并升华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关怀。

三

杨晓升老师把对生活的深刻体察、认知和感悟，巧妙地镜化到作品里，彰显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海棠花开》中，杨晓升老师把对家庭、伦理、孝道、亲情等等人文关怀与情结，艺术地嵌入到老北京四合院三代人的恩恩怨怨里，通过不停地制造矛盾又化解矛盾的方式，达成文本与思想的和谐，最终指向为：对“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呼吁和倡导；《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是近年确有发生的高考事件之一，而受害者遭遇的命运不公，到底该由谁来买单？作者的揭露，意在唤醒良知，也是对滥用职权者的谴责与嘲讽；《阴差阳错》是由医院责任导致的两个家庭的悲剧。而人命关天的大事，仅仅是一两个护士的粗心和失职吗？作品不啻于揭示，更多的是对社会的警醒；《教授的儿子》则直击近年来的出国潮，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导向等问题。针对一些家庭缺乏对国外教育的正确研判，和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权衡而盲目跟风的现象，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映射出当下数万家庭关注的高考，以及孩子们将何去何从等热点和焦点问题，以引起全社会的深思。

四

杨晓升老师的写作，多在报告文学和小说之间切换。不管是非虚构或者虚构作品，他的写作一直根植于现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现实生活和百姓命运持之以恒的热切关注。”著名评论家孟繁华先生曾对杨晓升老师的小说创作这样评价：“他的创作延续了报告文学对现实关怀的传统，这种关怀有时未必是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更多的可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这一点，我绝对赞同。此书收录的四个中篇，除了对现实生活的深入挖掘和探索，在凸显“问题写作”的可辨识色彩下，表现出杨晓升老师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担当。一个作家除了要对生活进行讴歌和赞美，还要把发现和揭示问题视为己任。人性的扭曲、良知的泯灭、改革发展中的阵痛等，都需要作家持久地关注，而这些正是杨晓升老师一直追求和努力的方向。他揭露并警醒，呼吁且呼唤，不管小说还是报告文学的创作，杨晓升老师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问题写作背后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