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程 希

梁启超访问加拿大期间与侨领合影

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处境，特别是中国移民因美国排华法案而遭受的严苛和不公正对待，是梁启超关注华侨华人问题的缘起。在梁启超之前，华侨华人或被视为“化外之民”“天朝弃民”乃至“挟洋自重”的逆贼，或可被利用为与洋夷周旋角力的缓冲和工具。梁启超通过在海外十余年的工作、生活和游历，不仅对海外侨社有了亲身体验和考察，而且对华侨华人的处境和地位，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外交涉的影响，都有了更全面的思考和更深入的认识，其通过书信游记、政论建议、人物传记等留下的诸多华侨华人研究文献，不仅是开创中国华侨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对后世华侨华人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全球史观、区域国别史研究盛行的当下，其关于华侨史的开创性研究仍然是值得回顾和反思的。

除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处境，梁启超对华侨华人的关注，主要是从中国的国力发展和国际竞争着眼的。从中西社会文化的对比中，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要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考量中华民族未来。其民族主义思想体现到华侨华人研究中，便是其“华侨殖民论”的提出。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对比了外国人在中国和中国人在外国的情形，他一方面鼓励海外华侨华人要勇于开拓，努力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况，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可以依靠殖民改变受制于他国、遭列强欺侮的境地，而且他认为，政府的支持对殖民事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他建议中国政府应直接或间接奖励出洋，扶植殖民。其于1903年出访加拿大后写就的《海外殖民调查报告》，是关于加拿大，特别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华侨华人情况的描述，但从标题即可看出他是将华侨华人等同于“殖民者”来看待的。

梁启超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师生合影

1905年，梁启超根据《明史》《明通鉴》，魏源的《圣武记》，日本人北村三郞的《暹罗史》，久保得二的《东洋历史大辞典》等多种中外文献资料，撰写了《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被认为是“华侨殖民论”的正式提出。他认为南中国海区域诸国，“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黄帝子孙。以地势论，以历史论，实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在同年撰写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梁启超列表详细统计了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各国的分布数量，认为当时中国人在东南亚的人数已超五百余万，再加上与当地土著通婚所生人口，总数约达七百万之众。他在该文中同样强调，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岛者，是中国唯一可拓殖为势力范围的区域。

《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是基于比较研究的思考对华侨华人海外移民史的首次梳理。他从国内外典籍中辑录了关于中国人在东南亚或开国，或反抗西方列强统治的历史事迹，客观评价了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在西方殖民势力在东南亚迅速扩张的情况下，华侨华人因缺乏国家支持而在东南亚的活动和影响力日趋式微的过程。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闽粤等东南沿海省份与海外有着密切联系的优势，对华侨华人在海外的拓展，予以支持和鼓励。他对以八大伟人为代表的海外华侨华人被摈弃于中国历史深感痛惜，认为这是中国未能角逐于国际竞争的反映。

梁启超的“华侨殖民论”对民国时期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一些学者如胡绍南、易本羲，温雄飞等人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均不可取，更为二战以后席卷全球的反殖民主义浪潮所痛批鞭挞。“华侨殖民论”将华侨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相提并论，一方面受限于那个时代对西方列强殖民活动的认识，认为殖民活动是文明国家、先进文化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建设，另一方面也是对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助于中国国力建设的赞许和期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等著述对于华侨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揭示了华侨华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全球化早期的分布形态和所作所为。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以丝绸、瓷器大宗外销和海洋商贸中心的形成为标志，中国无疑是“区域”（即地区性）全球化或“接力式”海洋贸易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在明清两代，华侨华人也一直是海洋商贸中自发的活跃力量，以及与东来的西方列强周旋于海上的屏障。只是由于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的闭关自守，以及对华侨华人的打击，中国不仅失去了海洋商贸中的主导地位，更失去了拥抱和融入工业革命引发的近代全球化的机遇。因而梁启超的华侨华人研究，对于今日重新审视和探究华侨史起源、华侨华人在早期全球化推进中的作为、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意义、自隋唐以后愈发活跃的海洋商贸活动对于中国朝代兴衰更迭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以及对于中国与后世界体系的关系，乃至“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外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都是值得再度参考和借鉴的。

此外，梁启超的华侨史研究还涉及了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包括秘密会社，以及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和华侨华人涉及的中外交涉（国际法）问题。如关于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考察研究，梁启超在《海外殖民调查报告》描述了加拿大全境华侨华人的总数及其分布情况，也对英属哥伦比亚省维新会的情况，特别是对其选举及运作过程进行了介绍，认为“俨然与文明国之政党无意，此成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也。”在《新大陆游记》（第三十九节）中则对美国华侨华人社团组织进行了分类研究，揭示了其内部运作情况，评价了其社会影响。总体而言，他认为华侨华人社团组织显示出海外侨社帮派众多、山头林立，且时有利益纠葛和矛盾争斗，是华侨华人不能有效团结力量，也不利于形成共同民族、国家意识的表现。梁启超的另一篇海外游记《汗漫录》则对檀香山的华侨情况进行了介绍，称当地有华人约两万人左右，“而热心国事、好谈时局者，殆十之七八，风气之开，冠于海外各埠。”《新大陆游记》（第三十八节）中对美国华侨华人所从事的职业按“工业”“商业”“杂业”三大类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对三大类中从事各种具体职业的华侨华人数量及其分布和收入情况做了估算和梳理，认为中国人虽然有着较强的经商能力，但其商业经营局限于华侨华人社会，尤以餐饮业、洗衣业和零售业从业者最众，收入在当地普遍处于中下水平，还很难融入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这些考察报告或游记，反映出梁启超对当时华侨华人境况的持续和全面关注，也为后世华侨史相关问题的研究留下了殊为难得的一手资料。

《爱国歌》四章

由于自明代开始，关于中国人迁徙海外的记载，就不断出现于各种奏折、报告、地方志、游记和小说中，加之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自1866年开始就有关于华侨华人秘密会社和商业制度的研究专著问世，因而梁启超并非是以华侨华人为对象进行专门考察、记述或研究的第一人，但与其复兴国家民族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追求相一致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从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视角，全面审视华侨华人在海外情形及其对中国意义和作用的第一人。从其流传于世的著述看，梁启超对于华侨华人的研究主要涵盖四个方面：一是对美国排华问题及相关中外交涉的研究，二是对华侨史（缘起）的研究，三是对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研究，四是对华侨华人经济活动的研究。相应地，梁启超也奠定了至今仍是学界在继续关注和不断探讨的关于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思考方向或选题视角：一是关于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二是关于华侨华人遭遇的排华歧视，三是关于海外侨社自身及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四是与华侨华人相关的中外交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关于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正向思考和积极认识，一方面主要反映了他对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见解，即仿效西方对殖民活动的支持，借助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一带已自发形成的人口分布和商贸优势，增强与西方角逐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将中国史观与全球史观相结合的视野。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这对于中国华侨史研究也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梁启超的这一认识，不仅在当时远超朝野官僚士绅，在百余年后的当下，对于以华侨史反观中国史观、世界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同样不失其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