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谋清

季延中学提供

那一年，东南亚饼干大王郭文梯约我到香港见面，而我发现我的港澳通行证已经过期，当时又不能异地办理，我只好回一趟北京。办证需要7个工作日，加上周六日，1号办，10号才能取证，约的时间刚好是10号。那天，我取了证，马上订机票，当天直飞香港。

我和郭文梯先生见过3次面，一次在晋江，2001年，季延中学10周年校庆；一次在印尼雅加达，2008年，我在那里住了几天，也可以说那几天连续见过多次面；第3次在香港，是2011年。

郭文梯先生因捐资办学，他的到来，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我有一种好奇心，这位倍受敬仰的富豪是一种什么姿态？我的好朋友校长蔡世居陪他参观校园，这位老先生进了厕所不出来了。大家不放心，就进去看看到底怎么了？却看见郭文梯先生正在教清洁工怎么刷学生厕所的小便池。清洁工看见郭文梯亲自刷给他看，都傻了，直到老先生把一个红包塞在他手里，才连声说谢谢。一个富豪的另样姿态让我肃然起敬。

后来，我和蔡校长一起算过一笔账，从决定办学那一天起，6000多天里，郭文梯先生相当于每天捐给季延中学1万元。

民国年间，他的父亲郭季延被土匪枪杀，40年后郭文梯捐资创办季延中学。40年，刻骨铭心的记忆，转为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是一种人格升华。在季延中学20年校庆时，我写过这样的文字：土匪扣动扳机，一声枪声，让一个名字成为悲剧；20年前，一片赤土埔动工，却让这个名字成为一座丰碑。

2008年，我们一行4人，去了一趟雅加达。季延毕业生许言带着摄像，他们去拍一部专题片《郭文梯和季延中学》，我和丁泽岩先生是陪同，丁先生代表学校，我一直以作家的身份成为郭先生的朋友。我萌生写一部郭文梯书稿的念头，那是东方财神留给后人的另外一份财富。我以为他把事业做这么大，他身边应该有很多资料，一见面，他真的把一些文字资料搬给我看，他二儿子郭徽庆一翻就笑了，对他老爸说：“班门弄斧啦。”那些材料竟然好些都是我写的。蔡世居校长让我多接触郭文梯先生用心良苦，我必须抓住机会，多听郭先生讲。我和郭先生有缘，他和我有话说，一见面，话就多，还总是绘声绘色。由于时间的关系，每次都是意犹未尽。他说，那年，他16岁，母亲给他32个银元，带他出国的人把他一个人留在雅加达，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他东张西望，终于看到一个中国人开的饭店，他找到老板，“老板，您这里缺人手吗？”老板说：“人多得要命。”他的脑子转得快：“老板，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只要有一口吃的，一处睡的，我不要工资的。”他以退为进，找到第一份工作。他后来办了东南亚第二大饼干厂，又收购了第一大饼干厂，东南亚饼干大王，实至名归。但这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拍专题片时，让他说他的想法他居然一句说不出来，给他鼓了半天劲，才说了几个字：“世世代代办好季延中学。”这是郭先生留给季延中学仅有的一段声音。在雅加达，陪我们的主要是他的大儿子郭徽章，郭先生年事已高，怕他累着，老先生总是用拐杖笃笃地敲着地板说，我也要吃饭呀。他是一位非常好交流的人。

在香港，郭文梯先生已经坐了轮椅，吃饭时，他让我跟他的大儿子郭徽章坐在一起。

那天，我凝视他远去的背影，我明白，那里边是东南亚饼干大王整部的创业史；我定神再看，又发现那里边还有一所名校的创办史。虽然我静心强记，几乎记住他给讲的每个细节，甚至是每一句话，可我知道的还是太少太少。

只过十几天，惊悉郭文梯先生仙逝雅加达，在缅怀先生的日子里，我明白我是郭先生约见的最后一个内地朋友。我知道我有一种责任，我拥有一些珍贵的记忆，后来与季延中学校董、郭先生的外甥陈碧楠合作出版了《郭文梯传》。

此地千年不树木，现在十年树人。我常去季延中学，郭文梯先生的铜像依然守护着校园，我发现他的嘴角有一丝微笑，他一定是听到学子朗朗的读书声，他的眼睛里闪着希望。

（图片选自《郭文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