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影/朱小平

去三亚有暇至陵水，这是海南“疍家”也称“疍民”的一个集聚地。据说是明朝初年从珠江流域驾舟而来，定居在海南已有五百余年历史。据海南大学张溯人教授考证：明代正德七年（1512年）户籍统计，海南疍民总数为1913户8733人，分布于三州九县，陵水县为100户，仅457人。疍民是我国南方特殊的水上居民，其称始见于先秦，不同时期有但、诞、蜑、蛋、乌疍鲛人、龙户、卢亭户、卢余、科题、曲题、裸题等称谓。其操舟江河，船行海上，遍布闽、粤、桂等地，主要以捕鱼为生。

疍民也是汉人。朱元璋始实行户籍制度，除仕籍外，户籍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等，而疍民则入“贱籍”。按《清史稿》中的“食货志一·户口田制”所列，广东“疍民”与山西“乐户”、浙江“惰民”“细民”“九江渔船”、徽州“伴当”、宁国“世仆”、苏州“丐户”等列为一类，同属于贱民，身份低于陆地居民。律例严禁贱民参加科考，疍民另规定不得陆居、与陆居民户通婚，不得葬于陆上，及上岸禁行石板路、婚嫁禁着红裙等等。陆上汉人也歧视疍民，与之绝不通婚。

我在陵水疍家博物馆看到悬挂明末阮大铖的一首诗：“十室千峰里，闲琴正可鸣。溪渔喧夜火，水碓满村声。襁负山猿至，弦歌蛋户清。传来旧绵蕞，弥式鲁诸生。”这大概是闲来无聊乘画船悠游时所吟，完全是“公子王孙把扇摇”式的胡扯。疍民要是如此幸福，雍正就不会把疍民削去贱籍了。比乞丐地位还低的疍民，会有“弦歌”之雅？阮大铖是个坏蛋，崇祯朝投靠魏忠贤阉党作恶，被削职为民，后又钻营混入南明小朝廷陷害忠良，再投降清朝，与钱谦益一类，是个品行卑劣的无耻小人。我甚至觉得博物馆都不应该悬挂他的诗。

我很好奇同属汉民族的疍民为何以舟为居、浮游江海？他们的祖先是谁？先秦时期，《山海经》等书每以“离耳”“雕题”“儋耳”等名称，作为对海南岛的称谓。《汉书·地理志》载，商周时“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在古南方沿海，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等地均是百越分布之地。百越有不少支脉，包括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从民族学的角度公认海南岛是西瓯与骆越繁衍之地，有一说认为西瓯与骆越是海南疍民的祖先。但一般公认海南疍民是从珠江流域迁来的，因为史籍明确记载宋元就已有疍民存在了，称为“疍人”“疍民”“疍僚”“疍蛮”等。

在封建时代，疍民被视为下贱，包括陆上百姓都会歧视。迫于贫苦，往来江上，以今天眼光来看，也不无悯叹。疍民大多数世代生活在船上，主要以捕鱼为生，四处漂泊，甚至长途转迁，如海南疍民就是从珠江流域迁过来的。疍民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一遇大风巨浪，多有丧命。上岸交易更会受到渔霸欺凌侮辱和勒索敲诈，在海上捕鱼也会受到海匪劫掠。因而疍民们也会组织起来，加之生存困苦，被逼无奈，以船队联合形成帮伙，抢劫过往商船，或上岸抢割田稻。也有去参加海盗团伙。“南倭北虏”是明朝的两大危害，尤其沿海倭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疍民也受涂炭。他们的船帮受官府招安，去抵抗倭寇。直到清代，列强侵入华夏，疍民的生活也受到威胁，激于民族大义，疍民们也是听从官府招安，抗击夷寇，保卫自己赖以生存的万里海疆。地方方志如《琼州府志》屡见有疍民“奉檄招安”“投诚”的记载，可见是不虚之言。

清代疍民生活

《琼州府志》曾记明代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儋州沿海疍户为寇，犯乡村”。这是指海南沿海的疍户。封建时代对农民的反抗，多不记载起因，对揭竿而起者，一律诬为“寇”“匪”“贼”“盗”等，根据规模、地域等在前面会冠以字号，如“发匪”“捻匪”“团匪”“会匪”之类，如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对较小规模的反抗和起义，一般称“贼”，疍民的队伍一般只有数条或十多条船，故据其活动地域则蔑称“洋贼”“海寇”“海贼”，这种称谓常见于官方文书及地方志。其实官府与土豪劣绅勾结欺压盘剥，是造成下层民众包括疍民反抗造反的原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压迫愈久，则反抗愈烈！清初郑成功退守台湾，清廷惧怕内陆百姓与之串联，于顺治十四年（1659年）颁令严禁沿海居民下海，康熙元年（1661年）又强迁沿海百姓，使沿海渔民尤其完全靠海上为生的疍民失去生活来源，被迫揭竿反抗。

清代疍民生活

疍户的生活艰辛悲惨，他们的性格有刚强和反抗的特点。与官府周旋也讲究策略：“疍户附具海岛，遇官军则诡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盗寇。”但禁海令使疍民毫无退路，番禺疍民奋起反抗，组织首领为周玉和李荣。渔船有数百艘，配备兵刃。清政府来不及调兵，调平南王尚可喜对疍民武装假意招安，先将疍民船队泊于港汊内，迁家室于陆上，暂作缓兵之计。疍民也看出朝廷阴谋，先假作归降，后乘机出海。迅速召集起义。清军前来镇压，疍民船队在番禺大石江面上与清军展开海战。激战达四个时辰，疍民寡不敌众，周玉被俘牺牲，李荣率残众撤退至海岛拒不投降，坚持斗争。番禺疍民的武装起义，是疍民历史上的一页英雄史诗，足堪流芳（《番禺侨讯》2023年总第128期）。

自雍正年起，朝廷开始准备解决“贱民”问题。雍正元年（1723年），官员年熙、噶尔泰相继提出废除“乐户”“惰民”，朝廷始颁令“服役为断”“着即开豁”可“改业从良”。雍正七年（1729年）下令“疍户听其于近水村庄居，力田务本”，但因生活习惯仍“率以水居为自便”。实际上“贱民”完全做不到“改业从良”。在清代，只有废除“乐籍”一项得到禁革，包括官员严禁蓄养优伶，其他贱民阶层并未彻底“从良”。雍正皇帝虽然下令革除不许疍民登岸居住限制，削除疍民贱籍，理论上疍民可以上岸购物、居住、生产等，亦可维持水上生活，官方不得干涉。但实际上很难行的通，疍民生计仍很艰辛，也受岸上土豪渔霸欺侮，大都不愿上岸居住。民国初年也曾宣布疍户与国民平等，并享有国民一切正当权利，但实际上也徒有虚名，仍被视为低贱一族。但同列贱民者细分性质并不一样，比如“世仆”，起源很早，应是奴隶社会的遗脉，秦汉时期的“部曲”，是失去耕地、离开原籍，投靠豪强权贵门下为僮仆奴婢，也成为私人武装，三国时代的一些军阀部队，实际就是“部曲”为主组建的。奴仆也是世袭，完全是主子的私人财产，某种程度还不如疍民自由。又比如“九江渔船”，并不打鱼，只在浙江一带淡水以船载客，所谓渔娘侍客酒肴唱曲。但上述这数种贱民，与疍民一样，都不能去考科举、与民户通婚等，世世代代是贱民，贱籍身份永远不能改变。又如“堕民”，明初登记户籍为“丐户”，男性职业为吹鼓手、抬轿、演戏等。女性一般是媒婆、接生等。官府对他们衣着有严格规定：男戴狗头型帽，女为青色上衣、蓝色裙子，穿红鞋，不准戴耳环等等。雍正年间虽削除“丐户”贱籍，但仍规定改业后第四代，亲属中彻底无贱业之人，才能去读书。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才彻底除籍，但仍然未彻底改业从良。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彻底获得新生。

我去过开平赤坎，也有称之为“疍民”者，当地疍民主要聚居于珠江流域的船上，称为“淡水疍民”，渔于内河。《太平寰宇记》载：新会县（赤坎时属新会）“疍人”“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也是汉族土著。清初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对其捕鱼技巧有生动地描述。贱民阶层只有在1949年后，才完全杜绝，对疍民，由政府单成立渔民村。据《赤坎古镇》一书载：约一半完全上岸居住，其他分季节上岸居住，仍完全以船为家是极少数。40岁以下的基本不再以捕鱼为生。疍民后代也出了不少大学生，这是他们的祖先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珠江“疍人”与海南疍民有无族性渊源？我请教过民族学家白庚胜先生，他说疍人应是越人一支，还有专家考证为客家人，迁徙至岭南已无立锥之地，故只能于江海上驾船谋生。疍民捕鱼基本是夫妻一同出海劳作，海南疍民从明代才到此定居，应该是源自珠江水域的同一族群。如赤坎有“淡水疍民”，明代海南疍民除分布于海南沿海，江河上也有分布。而且原来这些从不在陆地居处的疍民，也开始走上陆地，并与汉、黎等世居民族杂处共居。“至民居近海者，与疍杂处，常为风涛飘淹。附黎者，与黎人相为杂居，未免栖峒巢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琼州府部》）在封建时代，作为岛上少数民族的黎民，也是受官府歧视的，疍民与黎族同病相怜，因而上岸“杂居”也成为疍民的一种新的生存选择。陵水现在是黎族自治县，是黎族聚居地之一。但两者怎样一起“杂居”？是单形成村落，还是混杂而居，可惜没有更细致的描述。

与赤坎疍民一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海南疍民全部被政府安排上岸居住，生存条件大为改善。海南疍民原在海湾建高脚木屋，大部分被拆除，在岸上建成楼房供他们居住。为了开展旅游提高收入，陵水在海湾保留了一些“渔排”，一家一屋，开了不少海鲜饭馆，也有不少夫妻驾船搞旅游。我们一行登上一小舟，判断夫妻俩四十岁上下，男驾舵，女揽客，问之皆是疍家后代，风荡海波，青山翠映，舟行穿于渔排之间，疍家今非昔比换了人间，感慨不已，吟得小诗一首：

贱籍悲辛几重山？寒暑挣扎风浪间。

五百年来终上岸，湾前招客走渔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