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永生

合义渠自邱县县城西侧流过，裹挟着大量的各种杂质，绵绵不绝地向西北方向流去。及至到达4公里外的大省庄村南与村北低洼处，便汇集起来，长年累月的积淀，在村子南北也就形成了面积不小的水面，成为大省庄村的一处别样景致。

有中国第一隐士之称的许由，其故里，就在这样一个水波荡漾的村庄。故老相传，清乾隆年间县志记载，大省庄村原来叫许由村、大圣庄、大许村。

我顺着村边的一条小街走进村子，再次去领略千年之后高士的故里风情。

合义渠穿村而过，把村子一分为二，东侧的是东省庄，和姓为大姓；西侧的是西省庄，苏姓为大姓。东西省庄1000余口人，许姓已了无一人。

年代的久远，村里人已经对许由感到陌生。能说出有关许由一二事略的，只是村中一些上了年纪的、有点文化的老教师、医生或者村中曾经当过村干部的人。知道最多的，就是许由洗耳的故事了。

村西路南，建于唐代的栖贤寺，既崇佛教又奉祀许由。据说寺内的一块石碑上，记载有“大圣庄西滨河，尚古高贤许由故里”的字样。不幸的是，“文革”期间，寺院和石碑均被毁坏，古物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荡然无存。

重回村内，穿过几条胡同，我就来到村北的水塘面前。水塘西侧连着合义渠，东侧的水面则被承包者改造成一个池塘，放养了鱼苗，由于常年不干涸，水下有“底儿”，这里成为县城附近垂钓者的乐园。

池塘边，远远近近，散布了很多垂钓者。我走近一个戴帽子的垂钓者，竟然发现是一个熟人。早就听说他喜欢垂钓，一到双休日，就开着自己的车，带着一应家什和饮料、香肠等一天的干粮，奔向河渠池塘，乐得逍遥自在。不期然，今天果真就碰到了。

看看他的鱼篓里不多的收获，我就问他，今天可以钓到多少？他很随意地说，钓不了多少，可能连给池塘经营者一天20元钱的本钱都赚不回来。看我有些迟疑，他像是说自己又像是对我说，甭管钓多少，自己喜欢这样享受生活的方式，就像你自己喜欢单车骑行一样，感觉有意思就可以了。

我赶忙附和他几句，接着向他告辞，向下一个钓者走去。

当我在村边一处地势较高的岸边驻足，再次回望神态各异的垂钓者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也想到了我此行寻访的隐者许由。那时，他也应该是喜欢下河捉鱼的“钓者”吧？

上古时期，尧舜禹时代的大省庄一带，是一片水草茂密的低洼沼泽地，北边有一个面积巨大的湖泊——大陆泽，村子西边则是黄水漫流的黄河，许由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水环泽绕之地。渔猎，自然也应该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部落首领尧的一个想法，把许由推向了前台。许由一辞天下、二辞九州长并且逃离故里到达颍水边的举动，成就了尧的贤德，更成就了后世的口实，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从高士到隐士乃至于处士的渊源，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由此衍生的隐士文化，许由当初应该没有想到。

篆刻/彭海忠

他的“逃”，被历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分类解读，成为拒绝荣禄、谦让隐退的志趣，成为不慕荣利、谦让为大的情怀，成为厌恶丑恶、回归自然的孤傲，成为鄙弃功名、甘于淡泊的高洁，成为悠游山水、忘情诗书的雅兴，成为躬身劳作、体验艰辛的旷达，最终成为流在中国传统士人血管中的一种物质。

中国历史上，由“士”到“隐士”的人物真真假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若以许由作为第一隐士的标准来衡量，人选不多；即使有，也青史无名，没有流传下来。如果扩大一下，把先隐后官的诸葛亮、先官后隐的陶渊明、半官半隐的王维、忽官忽隐董其昌、亦官亦隐的姚广孝、名隐实官的陶弘景、以隐求官的卢藏用和为隐而隐的顾炎武等计算在内，则队伍庞大之至了。你不得不承认，恰恰是这些“官隐者”，成为中国隐士的“主流”，占据着官修方志中“隐逸”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