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影/朵 兰

提起草原的歌，我的耳畔便会响起悠扬的蒙古长调，眼前便会浮现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草原上的风仿佛瞬间就吹向了我，吹向每一个都市人的心田，不由得使人们的内心松弛、安静下来。

而《赞歌》便是这草原歌曲中的经典。每一次歌声响起，我都会被那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所吸引，甚至会勾起记忆中的点滴。毕竟《赞歌》代表的是那个火红的年代。

那是1964年的国庆节前夕，我国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开始复苏。这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总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将在人民大会堂首演。《东方红》场次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等六场。在审查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时，周总理提出一项重要意见：少数民族歌舞节目中应增加蒙古族歌曲，最好是男声独唱，而且要放在第一位。根据周总理提出的意见，创作组随即决定创作蒙古族歌曲。

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胡松华深深感受到民族复兴的呼声和对祖国的热爱，连夜创作出《赞歌》的歌词，并被创作组采纳。

“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

高举金杯把赞歌唱。

……”

胡松华的歌词以白描写实主义手法，描述了全国各族人民欢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的欢庆场景。

歌词有了，曲谱该如何创作呢？在创作组组长刘铁山的要求下，马头琴演奏家阿拉坦桑和蒙古族长调歌唱家哈扎布认真探讨，最终为《赞歌》选定了两首蒙古民歌作为音乐素材：一首是流行于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长调民歌《辽阔的草原》，作为《赞歌》开头引子的素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可谓是茫茫草原历史文化的见证者，堪称蒙古民族音乐的活化石。它既深情又舒缓，是一种心灵间的直接倾诉，也是距离自然最近的一种音乐，被人们誉为天籁之音。长调那高亢悠扬的音符仿佛是流淌在广袤草原上蜿蜒的河，又犹如是夏日傍晚吹过片片羊群的和煦的风。我想，即便是优秀的画家也画不出它的美。作为《赞歌》中段的素材，另一首科尔沁短调民歌《正月玛》，用宽广的气息和自由的节奏，充分展现了草原牧人豪迈奔放、不拘一格的民族性格。创作组经过努力，节奏自然舒缓、旋律热情奔放的《赞歌》曲调诞生了。

《赞歌》前有引子，后有尾声，通过旋律、节奏和歌词的巧妙搭配，表达出人们发自内心的赞美之情。首演时，《赞歌》由胡松华演唱、莫德格玛伴舞。胡松华的深情演唱，配合莫德格玛的优美舞姿，让人们在聆听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听后在心中久久回荡、难以忘怀。

首演成功之后，《东方红》大型歌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连续上演14场，场场爆满，包括《赞歌》《南泥湾》《保卫黄河》等在内的多首歌曲被传颂至大江南北，为大家所耳熟能详，成为我国几代人记忆的经典。

多少年来，人们聆听着、传唱着、分享着《赞歌》的文化内涵，表达内心对于草原与北京，对于祖国深深的情感和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特别是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唱《赞歌》无疑给人们带来了快乐与力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情感寄托。

1983年，胡松华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再次演唱《赞歌》，并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斯琴高娃伴舞，一时传为佳话。几十年间，孟和乌力吉、降央卓玛、图雅娜莎、乌兰图雅等诸多歌手都曾演唱过《赞歌》。经典的旋律，深情的歌词，使得《赞歌》成为传唱度和知名度最高的蒙古族经典歌曲之一。近年来《赞歌》与时俱进，还出现了不少改编，更具活力。

随着短视频的发展，听众聆听《赞歌》往往是伴随着观看当时的演出场景，歌唱家的表情演绎、舞蹈家的肢体语言，都成为影响听众体验的重要因素，使得欣赏《赞歌》成为一门时空兼并的艺术。《赞歌》搭建的特定时空与现代听众的实际体验彼此激荡，塑造和成就了歌曲独特的魅力。可以说，聆听《赞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想象。有的人想到的是国家蒙难，民族蒙羞，战火纷飞的年代；有的人想到的是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歌唱祖国，希冀和平的场景；还有的人想到的是草原上蓝天白云，牛羊成群，岁月静好的风光。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独具特色的蒙古族长调赋予了《赞歌》持久不衰的生命力。《赞歌》凝聚了蒙古民族的智慧，展现出草原牧人心灵深处的感受，它鼓舞人们保持乐观和坚强，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珍惜当下，引导人们感恩生活、珍惜幸福，成为社会的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种精神上的鼓舞作用是《赞歌》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赞歌》的广泛传颂也反过来进一步弘扬了草原文化，成为其文化传承、发展和繁荣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养分。

《赞歌》独有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使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被世代传唱。它不仅在蒙古族音乐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成为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成为人们记忆中永恒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