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 杰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科举失利后注重实业，显示出过人才干，一生主要围绕洋务实业与慈善赈灾两件大事展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创造了十一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等，有“中国实业之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之誉，曾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投身赈灾四十年

盛宣怀生活的晚清民国交替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天灾也如影相随，几乎无年不灾，无灾不烈。如同治元年至三年（1862—1864），河南、江苏、浙江等地瘟疫大流行，重灾区“死亡甚多，至有全家无一生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发生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大旱灾，波及近十个省份，史称“丁戊奇荒”；宣统元年至民国八年（1909—1919），洪水频发，大面积水灾无年不有。

同治十年（1871），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倡捐棉衣赈米，盛宣怀随父募集救济金，去上海采买赈米，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他第一次从事赈灾事业。此后四十多年，他先后在天津直隶筹赈局、山东赈抚总局烟台分局从事赈务，二十七次参与慈善赈灾，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担负起全国范围的赈灾工作，三十五次到赈灾现场。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中有关赈灾的史料，就有万件之巨，他几乎和赈灾结下不解之缘。

“丁戊奇荒”发生时，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庄稼绝收，“饿民扶老携幼，乞食于道，风吹即倒”，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李鸿章时任重灾之地的直隶总督，在天津设立直隶筹赈局，盛宣怀以候补道身份参加处理赈务，后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他走村串户，徒步而行，有一次在东光县某乡竟露宿一夜，回来后大病一场。

光绪五年（1879），饥荒得到缓解，可是劫后余生的孤儿寡母众多，无依无靠。盛宣怀秉承李鸿章之命，在天津设立慈善机构“广仁堂”（新中国建立后改为天津市儿童福利院），加以留养。出资及参与者多为上海一些著名善会、善堂等慈善机构的创办者或董事。广仁堂是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七百三十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漠视和拖延，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每天饿死者数百人。鉴于盛宣怀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乡绅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创建起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

作为实业家，盛宣怀除了倡导、组织、主持各种赈灾活动，本人以及亲属也经常向各种赈济机构捐款，直接参加赈灾。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捐助广仁堂银两千多两，宣统元年（1909）捐助甘肃兰州府七属旱灾义赈银五千两，妻子庄氏还捐建上海玉佛寺、苏州报恩寺大雄宝殿。   

中华民国五年（1916），拥有一千多万两白银家产的盛宣怀在上海病逝，临终留下两条遗言，一是“僧衣薄殓”入葬，二是家产的一半建立愚斋义庄慈善基金董事会，继续慈善事业。

第二代的悲欢

盛宣怀去世后，家人没有遵从他“僧衣薄殓”的遗嘱，葬礼声势浩大。安葬这天，抬棺杠夫六十四名，敲锣奏乐百余人，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盛况轰动上海。整个葬礼耗时四个多月，耗银三十万两。

盛宣怀娶过三房正室。最早的董氏生了三儿三女，几个儿子都不长寿。继室生了一个女儿。第三任庄氏生了两儿一女，其中一子夭折，剩下的就是后来扬名上海的花花公子盛恩颐，人称“盛老四”。

盛恩颐自小蜜罐里长大，是盛府命根似的人物，当年是慈禧太后给起的名字。盛宣怀百般宠爱，延请名师教育儿子，张学良的岳母吕葆贞、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都曾在盛家做过帮工。盛宣怀还花重金把儿子送到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到青年时期，盛恩颐已是实实在在的人生赢家。父亲是洋务实力派，老丈人是民国总理孙宝琦，母亲是盛府的掌门人，自己又担任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三新纱厂和中国通商银行经理。

有心栽花花不成。从小受溺爱的盛恩颐，最终成为一个挥霍无度、奢侈成性的公子哥儿。

盛恩颐有三大嗜好，第一是挥霍。上海进口的第一部奔驰轿车就是他买的。为了与众不同，他让人在车身上镀了层厚厚的银，并刻上自己的名字。因为在家排行老四，他的汽车租界牌照是4444，中国牌照是4，别人一看到车，就知道是盛家老四来了。

和第二嗜好赌博相比，挥霍只是小菜一碟。据他赌场朋友回忆，盛恩颐晚上赌博，白天睡觉，每天要睡到下午四五点才起床，然后再奔赌场。他赌博从不用银子，而是用房契地契。盛恩颐在赌场上创过的纪录，一夜之间把北京路、黄河路一带有一百多幢房子的弄堂，整个儿输给浙江总督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

第三个嗜好是抽大烟。盛恩颐的企业经营由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宋子文负责。宋子文汇报工作，都是下午在盛家客厅提前等候，待盛恩颐抽完大烟，再在榻前汇报。盛恩颐的儿子曾经这样形容父亲：“爹爹是躺在烟榻上，一边抽大烟，一边批文件的。”

盛恩颐整天吃喝玩乐，无心正业，十几年时间就把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花得一干二净，首富之子变成家无隔夜粮的游民。他不光花完了自己的钱，还把儿子盛毓邮和盛毓度的家产花去很多。惹不起躲得起，两个儿子携妻带子远赴日本谋生。

五十岁时，盛恩颐落魄街头，无处容身。他想起父亲盛宣怀当年建造的苏州留园门外有几间盛家祠堂，只好栖身祠堂，直到贫病交加去世。据传，临死前，腹中一粒米也没有。他的临终遗愿就是想吃口肉解馋。

实业家盛宣怀富可敌国，倾心做慈善一生，曾救饥民无数，肯定想不到儿子会因饥饿而死。或许这就是盛恩颐的宿命。

延续家族传奇

所幸，盛恩颐的后代没有走父亲的老路，出现了热衷实业、善于拼闯的成功人士，“盛老四”的儿子盛毓邮、盛毓度便是其中出众的两位。

盛毓邮是盛恩颐的长子，出生于1911年，当时盛宣怀官至邮传部尚书（即交通、邮电部长），祖父给他取名“毓邮”。盛毓邮幼时被立为盛宣怀早夭的三子的嗣子，所以祖父去世时继承三房的遗产份额，分得价值一百一十六万两白银的祖产，是盛家第三辈唯一拿到遗产的人，堪称上海当时最富有的少年。

他从小跟着母亲住在一处花园洋房里，用功读书，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留学英国，获得曼彻斯特大学商科学位，回上海打理产业，后来迎娶大家闺秀任芷芳。

挥霍无度的父亲经常向他借钱，有时数字还很庞大，盛毓邮当时尚未成年，根本无法拒绝。结婚后，父亲仍隔三差五向他索要大笔钱财，从不归还。解放后，盛毓邮响应政府号召，捐出剩余家产成为真正的“无产者”。

盛毓邮具备祖父遗风，有实干和创业精神。为养家糊口，他把妻儿安排到岳父家，自己只身去香港、新加坡做生意、担任教师，后来到日本落脚，在路边摆早点摊谋生。1960年，盛毓邮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到日本团聚，夫妻俩齐心协力，聘请沪帮名厨吴国祥，专卖上海菜，酱猪蹄、红烧划水、明虾豆腐、红烧排骨、小笼汤包等，大受食客欢迎。

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盛毓邮东山再起，在东京开办了有七层楼面的新亚饭店，后来发展到分店十几家，成为东京最有名气的中国饭店。据说，盛毓邮素有家国情怀，他的饭店从来不让中国人洗碗，凡有中国留学生来饭店打工，都远远高于正常薪水。

现如今，盛毓邮开设的新亚酒店已经遍及东亚和东南亚。

盛毓邮出继三房，弟弟盛毓度成为盛恩颐的长子。

依照传统，盛毓度作为盛宣怀的孙辈，几乎分不到祖产。虽说父亲得到巨额家产，可他嗜赌成性，挥霍无度，晚年已经债务缠身，度日维艰。因此，盛毓度这个曾经的首富孙子，却家无余财，不得不打工糊口。

目睹大家庭的沉浮，成年后的盛毓度懂得手中“旧船票”不值几个钱。他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成城学府及京都大学。六十年代初，在东京创办留园株式会社，以经营中国特色餐厅和中国料理一举成名。他将中国美食推向日本，开办了多家分店，不少中日名人政要都曾前往留园饭店用餐，经过数十年的打拼，财产过亿。

盛毓度热爱祖国，为人朴素，平时穿布衣长袍，颇有儒者风范。他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对祖国教育事业尤为关注，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奖学金，帮助青年教师去日本学习，为家乡学校捐建毓影科教大楼。临近垂暮之年，他关闭东京的留园饭店，将部分装饰运回国内，在交大闵行校区捐建上海留园饭店。

从“中国近代商业之父”盛宣怀，到出生豪门、饿毙祖屋的子辈“盛老四”，再到白手起家、兴办实业风生水起的孙辈盛毓邮、盛毓度兄弟，人生真是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