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影/张逸良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说：“什么能够代表中国？在我看来无外乎两者，一是秦始皇兵马俑，二是曾侯乙编钟。”秦始皇兵马俑体势庞大，宏伟壮观，享誉海内外，相比之下，曾侯乙编钟则要小很多。但小并不代表着内容少，曾侯乙编钟背后蕴含的中国古代文化成果，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作为乐器，曾侯乙编钟的铸造技术和演奏性能在世界乐器史中独树一帜。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人就已熟练掌握“一钟双音”的制造技术，用“一钟双音”铸制的乐钟，音域可达五个八度以上；它的中音区部分，十二律齐备，可以轻松转调，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史载当时有些工匠为了定音，故意刺瞎双眼，从而让自己的耳朵更加灵敏。单凭两只耳朵，就能让音频控制在如今音乐家所能包容的精准范围之内，这是何等不易，又是何等神奇。

此外，多种铸造技术和焊接技术的创制和进步，为技术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两千四百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红铜花纹铸镶法”，青铜组合浑铸技术到达新的高度。传统分铸的焊接技术和失蜡法也都有了不小的进步。用如此方法制作出来的编钟不仅质地坚硬、形制规范、尺寸准确、色彩匀称、花纹清晰，而且可依据钟架铸件的承重、钟体的发音、钟组序列中个体的变化与秩序等不同需求，实现更为复杂且精致的技术性能。

曾侯乙编钟在设计与装饰上也是美不胜收。红、黑、黄与青铜色相互映衬，大气典雅，其上点缀有人、兽、龙、鸟、花和几何形纹，辅以装饰效果的铭文，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满满一派王室气象。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礼乐之器，曾侯乙编钟蕴含了丰富的礼乐文化思想，体现出时人的审美意识和精神追求，还有曾国人以乐约束和规范自身行为的教化风气。钟、磬等悬挂乐器的配置方法，反映出主人公的等级高低——编钟不再是纯粹的宗庙礼乐器，转而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不同乐器组合发出的不同音律，呈现出当时音乐的多元化趋向。

听觉与视觉的互补，礼与乐的融合，使曾侯乙编钟成为不折不扣的“载道之器”，亦存有美学光彩，如此丰富的内涵，足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成就的高度集合。

曾国虽小 编钟恢弘

春秋战国时期，在汉水流域以东有很多姬姓国家，与中原京畿之内的周朝天子同姓，史称“汉阳诸姬”。与之相对的，是日渐强大的楚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楚国对周边国家大肆讨伐，姬姓诸国均遭受劫难。

上世纪三十年代，安徽寿县李山孤堆的楚幽王墓中出土了一件“曾姬无恤壶”，根据壶上铭文的记载，楚王娶曾国女子为妻。历史学家刘节根据这个发现大胆提出“中原地带有一姬姓曾国存在”的设想，不过此论断在当时还无法得到证明。后来，伴随曾侯乙墓的发掘，汉水流域的曾国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也令人们困惑：这个曾国，在史书上根本找不到相关记载，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学界一直将曾国文化纳入楚国文化的范畴。究其原因，一来楚国是南方绝对的大国，二来曾国与楚国的地理位置接近，所以常常被并入楚国文化的体系之中。但在实际考古发掘中，有学者发现曾国与楚国的文化或来自两个不同的源流。有一种说法认为，曾国是西周王朝经营南方大策略的重要组成，是为周王朝实现对江汉地区有效控制、牵制楚国发展的一个设置。曾国文化中继承了许多周王室的基因，曾国的礼乐文明也代表着周王朝的最高水平。但一个小小的曾国，怎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曾侯乙编钟？为什么临近的楚国和周王室没有发现与其匹配的编钟呢？

铸造编钟不是拍拍脑袋就能成的事情，这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西周时期，人们对乐律的认识不够，铸造水平也跟不上，虽然在财力方面有保障，但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条件；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诸侯国战争不断，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处于有利的地位；到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忙于征战，心思都不在礼乐上，即便是势力日渐强大的秦国，或许也没有熟练掌握铸造技术，心有余而力不足。

曾国虽小，却偏居一隅，相对稳定，没有战乱的影响，自然有时间琢磨礼乐之事；背靠铜矿，可以为乐器铸造提供充足的铜料，原料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加之曾国深受传统礼乐的影响，并无威胁周王室的企图，在礼乐文化上愿意下大气力，一来二去，也就促成曾侯乙编钟的出现。

音乐学与考古学的联合

不同于其他考古发掘工作，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实际上牵扯了许多学科，考古学与这些学科相互借鉴，共同推进。其中，音乐学与考古学这两个属性不大相同的学科，紧密结合开展研究，为曾侯乙编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

长期以来，研究考古的学者不懂音乐，研究音乐的学者不懂考古，但在古代乐器研究方面，确实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方能有所收获。我国古代的钟律与琴律相通，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把五弦器，有学者认为是调音之用。但在中国古代音乐典籍中，对钟律的记载相对较少，所以在研究曾侯乙编钟的乐律时，采用了不少古代琴律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在复制或复原编钟时，于琴律中借鉴了很多有益的元素，据以研究古人的音高设计思路和结果；另一方面，在复原或编创编钟乐曲时，多根据传世琴曲，在乐曲中保持钟律和琴律的共同特点，以使乐曲和律，符合古人的音乐美学旨趣。

此外，曾侯乙编钟的3755个铭文中，有2800多个都是与音乐有关的内容，比如标示钟的悬击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还有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前所未知。对这些出土文字的识读，必须借助考古学及其相关领域如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对这些出土文献的考释，则要倚重有相当学术成就的音乐学学者才能完成。

当音乐学的知识融入考古学研究，犹如激活了文物的灵魂，不但有助于考据名物、证经补史，还能丰富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知。而当考古学的知识融入音乐学研究，更多是用理性思维及科学手段对音阶音列、演奏性能等方面进行有价值的探索，从而为音乐实践创设多种可能，二者具有互通、互融的关系。正因为音乐学与考古学的联合，才会有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相关研究永无止境

考古学本就是一门不稳定的学科，很多事情要靠推论，但推论本身不具有说服力，一旦有了新的考古发现，经常会被推翻。对曾侯乙编钟及曾国的研究，也不例外。

2014年，伴随湖北随州一件“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的出土，困扰考古学界三十多年的“曾随之谜”被解开，曾国和随国其实是“一国两名”。这个新的考古发现，将之前关于曾国和随国的种种猜想打破，那些曾经看起来信心十足且举例丰富的论断，在实物面前变得毫无说服力。

曾侯乙编钟缘何会出现？这本身就是个谜，因而围绕曾侯乙编钟进行的各类研究，实际上也存在很多未解的疑问。以“乐舞重建”这个课题为例，人们从现在出土的青铜器、漆器上只能看到一些静态的图案，而在当时，演奏编钟的人是一边敲击编钟，一边根据音乐的旋律做舞蹈动作。由于编钟音乐没有复原，乐舞的姿态也就不好妄下定论，只能等待新的考古发现。

此外，对编钟的纹饰研究还有很广阔的空间。曾侯乙编钟的精美在纹饰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同是编钟，同是一个部位，甚至是同一大类的纹饰，每个都不同，有些纹饰还存在抽象和简化的处理。虽然在青铜纹饰的研究中已经有相对成熟的分类，但将其放到具体一件器物上，仍存在许多无法准确表述的类型。纹饰背后的象征和文化含义，也亟待通过新的材料来予以验证和发掘。

虽然有关曾侯乙编钟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但真当深入研究、仔细思考，才发现其中可以挖掘的东西还有很多。四十五年对一代考古学家来说很是漫长，但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来说，才是个开始，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