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张建安

马识途晚年照片

马识途先生已是110岁的老寿星了。这位文化界的不老松，即便百岁之后仍然笔耕不辍，撰写并出版《百岁拾忆》《夜谭续记》《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等多本图书；他还以创作书法为乐，且在100岁、104岁时，两次从成都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举办的书法展，可谓精力充沛、精神不老。现在他依然经常挥毫泼墨，而且还想再次从成都来北京，参加他110岁的书法展，这就堪称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奇迹了！

作家王蒙认为马识途“是中国文化的吉兆，是人瑞，是中国的国宝，是四川的川宝，是作家协会的会宝”。笔者也非常佩服马识途，将自己与他以及他的兄长、战友们的往来视为人生值得回顾的往事。

向马识途约稿

笔者与马识途的交往，从2004年开始。那时候，我正在《纵横》编辑部工作，需要约“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文稿。曾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几位老先生成为我的重要作者，他们分别是李凌、张彦、李曦沐、汪子嵩、黎章民、胡邦定等人。与他们建立很好的联系后，又通过他们扩大作者群，马识途便是由李凌、李曦沐介绍给我的。

李凌是中国社科院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主编过《未定稿》，出版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凌卷》等专著。他家就在距杂志社不远的中毛家湾，我常常找他约稿、聊天，称得上无话不谈。他性格直爽，喜欢提西南联大的往事，提他的老师闻一多、吴晗等人，也提当年的一些战友，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约他写了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由此，我进一步了解到他曾是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的支部书记，马识途是他的亲密战友，便希望他帮我联系一下。

为我牵线搭桥的还有李曦沐。李曦沐原名李晓（曾任国家测绘局局长），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协助马识途开展工作，二人绝对是生死之交。晚年的李曦沐，还担任过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总干事等职，与西南联大校友们有着广泛的联系。当时，李曦沐住在月坛附近，与我的住处不过数百米，所以我也常去他家串门、聊天、约稿。提到马识途的时候，我也请他介绍一下。

对于李凌、李曦沐这二位老友的介绍，马识途自然颇为重视。由于马识途在成都，我在北京，所以主要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联系。当时很多老先生都在稿纸上写作，马识途却早在1991年便用电脑写作了。我敬佩他的道德文章，隔段时间便给他打电话约稿，他也可能觉得我这位年轻编辑还可以交流，有时在电话中竟聊很长时间。那一年，他应我的约请，以九旬高龄先后写完并寄来三篇文章：《我记忆中的邓小平》《统战五题》《常青的六十年异国友谊》，长达两万余字，对我的编辑工作支持不小。

时间已经过去20年了，但我至今还对文章中的一些内容记忆犹新。比如《我记忆中的邓小平》一文，里面提到了马识途与邓小平、张际春一起打桥牌的经历，将邓小平的个性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细节当中，称：

小平同志打牌很勇敢，敢冲敢打，但他是在尽可能多地摸清对家牌况的基础上，感到可以制胜，他才敢冲敢打，而且很善于抓住对家已经暴露的弱点，一冲到底，结果叫对家毫无还手之力，彻底垮台。有一局我们就被打惨了。

2014年“马识途百岁书法展”中，本文作者与马识途合影

再比如《常青的六十年异国友谊》，文章讲述了马识途、李储文、张彦等西南联大学生与一些美国飞虎队队员从1944年开始的长达六十年的真挚友谊。尤其是86岁的帕斯特即便坐着轮椅，也要远渡重洋到昆明，与马识途、张彦相聚，这样的情谊以及三位老人的合影，令人难忘。更难忘的，当然是5位飞虎队队员路过重庆时，被地下党成员介绍给周恩来，其中3位还有幸由周恩来引见给当时正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主席，进行亲切谈话并摄影留念。那张3个美国大兵和毛泽东主席的合照现在已成为重要的历史经典照片，当时也被选为《纵横》2005年第2期的封面照片。

那个时期，马识途一定会认真阅读《纵横》刊登的某些文章。比如《追忆袁永熙》，由李凌所写，与《常青的六十年异国友谊》刊登在同一期杂志。里面所回忆的袁永熙，也是马识途的老战友，其坎坷人生一定会勾起马识途很多回忆，引起很多感慨。巧的是，李凌提供的一张配文照片，正是袁永熙、王汉斌、马识途的合影。

马识途后来继续提供了几篇重要文稿。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后半年我担任杂志主编的时候，第10期想要刊登一些关于国庆的回忆文章。开始组稿时并不是很顺利，我便试着给94岁的马老打电话。没想到他当即同意，而且很快发来了《国庆之际忆贺龙》。这篇文章回忆了马识途在1949年冬季，代表四川地下党到华北解放区迎接贺龙率军南下解放四川的往事。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贺龙问马识途：“我们进入成都，第一件要办的大事是什么？”马识途当即回答：“我们（指地下党）以为，进入成都后第一件要办的大事是都江堰岁修。”贺龙很以为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完成了都江堰岁修，老百姓为此欢天喜地。除了这件事之外，贺龙与马识途下象棋的情形也是令人难忘的。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老战友们的一次聚会

我与马识途第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6月2日。前一天，我接到李凌的电话，说马识途到北京了，他们在北京的老战友要与他聚会，问我去不去参加。我当即表示愿意，第二天便跟随李老师来到北京文采阁，如愿见到了马识途和他的另外几位战友，感觉非常亲切。

1944年，马识途在昆明与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员郊游时合影（前右一为马识途）

当时，长达500万字的《马识途文集》刚刚出版，媒体上到处刊登着这一消息。马识途与老战友们相聚，心情舒畅，满面红光。他告诉我：“我们这些朋友，都是生死之交。”这句话，我非常理解，他们都是在战争岁月中流着汗流着血为了崇高的理想不惜丢前程不怕掉脑袋的地下党成员，他们也都是经历了特殊岁月被人整被人踩而坚守自己的信念互相牵挂互相帮助的老朋友……用“生死之交”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友情，是再恰当不过了。

那一次，除了我熟悉的李凌、李曦沐外，我还第一次见到了张彦、汪子嵩、黎章民、胡邦定、涂光炽、秦泥等先生。其中，汪子嵩、张彦、黎章民、胡邦定均成为《纵横》杂志的新作者，也成为我的忘年交。

汪子嵩是著名希腊哲学史学家，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9年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会统战委员、校委会秘书；1952年开始担任北大哲学系副教授，作为总支书记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1964年7月到1987年7月先后担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晚年全身心回归希腊哲学研究，除撰写《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等著作外，还以三十年默默耕耘，主持和合作撰写了近500万字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使其成为中国学者系统深入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扛鼎之作，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我对满头银发、红光满面的汪先生非常佩服，当即便向他约稿，他很快寄来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并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如果发表时要删改，那就不要发表好了。”《纵横》依照他的意见发表后，取得很好的反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刘武生阅读此文后，还特地通过我的一位同事向我打听，获取汪子嵩的联系方式，然后自己也写了一篇同类题材的文章。后来，我也专门采访了汪子嵩，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他口述、我采写的《往事旧友  欲说还休》。

张彦是著名的老一辈记者，曾任《人民日报》首任驻美新闻记者。2012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风云激荡的一生——张彦自传》。时年107岁的周有光在该书序言中称：“张彦同我有半个世纪的交谊。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不同凡响的新闻记者。”“八年抗战，以日本向中国投降为终结。张彦目击湖南芷江的投降仪式。日本侵华关东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金井武夫向中国将领呈上《降书》。张彦当时是美国新闻处记者。他的目击报道，振奋了全国同胞。三年内战，以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为最高峰。张彦目击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当时，他是香港向世界发行的《中国文摘》英文半月刊驻京记者。他的目击新闻报道，震动了全世界读者。单说这两件头等重大事件的目击报道，已经足够使张彦成为新闻界的历史人物了……”周有光还列举了张彦在多次重大国际会议上的表现，称赞张彦：“这样一位驰骋于惊涛骇浪浪尖的新闻记者，应该是新中国新闻界的骄傲。”

2004年，马识途（右）、帕斯特（中）、张彦（左）在昆明重聚

马识途则在公开宣称不为人写序后，决定最后一次破例，为此书写序，称：“张彦是与我相交七十多年的好友，他的《自传》又是我一再催促他写的，嘱我作序，我怎好拒绝？”序言中，马识途也回顾了他们在西南联大时的交往：“他（张彦）常对人说，我是他在西南联大走上进步道路的引路人。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引路人，我只是遵照当时党的方针，广交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1年日本轰炸美国珍珠港事件后，香港吃紧，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女儿却用飞机运狗，引起公愤。于是，以西南联大学生为首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发现了一批进步青年，首先就发现了包括张彦在内的十几个人非常突出。于是，我就有意识地和他们交上朋友，共同读进步书刊，办壁报、组织社团，搞活动。在西南联大那种民主自由的环境中，逐渐形成民主堡垒的政治形势。”马识途自然也回顾了在联大同学与飞虎队朋友的交往中，精通英语的张彦更是一个主力。

在参加完马识途及其战友们的那次聚会后，我与张彦多有交往，他是个话比较少的人，却为《纵横》写了不少文章。他还把我介绍给周有光，使我日后有机会编辑出版周有光、张允和合著的《今日花开又一年》。出版此书前，我约马识途为该书题写书名，他很乐意地答应了。

此外，黎章民、胡邦定两位先生均应我所邀，撰写过稿件。

留在记忆深处

参加马识途在北京的另一次活动，是2014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主办的百岁书法展。

在活动举办前，我接到他女儿寄来的《马识途百岁书法集》以及举办书法展的具体时间。书法展开幕那天，我很早就到达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接着便看到王汉斌、铁凝、王蒙等人纷纷到场，作家邵燕祥还拿着一本《马识途百岁书法集》，在门口的签字台边，请马识途在扉页签字。

马识途（左一）、王汉斌（左二）、袁永熙（左三）合影

作家王蒙在会场上的讲话很有感染力，令我印象深刻。他评价马识途书法作品中的一些句子，毫不掩饰自己对马识途老大哥的高度推崇，称：

“人无媚骨何嫌瘦，家有藏书不算穷”，用老百姓的话说，境界非常高。这是天意，这是天人，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就这一副对联，马识途老大哥了不起！谁也写不出这样的对联。

“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材。”看来马识途先生他也有遭人妒的经历，也有遭天磨的经验。行啦！很过瘾。

“为天下立意乃真名士， 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他还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出自范文澜的，但是也就特别有针对性。

我就奇怪，上哪儿找这么多名言呀！

“与万卷诗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马识途先生，我服了您啦！

那次活动中，我还见到几位熟悉的身影，赶紧上去打招呼。之前，我从未与张彦、李曦沐单独合过影，那一次得偿所愿。那也是我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022年，已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罗少强送我一本他编辑的新书，竟然是马识途所著的《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在书中，李曦沐、李凌、涂光炽，均已作为逝去的友人，留在马识途的笔端了。

他回忆与李曦沐一起的往事，称：“曦沐和我有七十几年的深厚友谊，那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并不如烟，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们初次相见是在1941年的秋天，我们同时考入西南联大，曾长期同住一个宿舍。1941年12月，我和他同时莫名其妙地卷进一个本不该发生的学生‘讨孔运动’。我们两个在那时相交相知，并成为有共同理想的进步青年。……1945年，终于在允许发展党员的决定传来后，我第一批就发展他加入了共产党。”“1945年我奉命到滇南做工委书记，准备在那一带发动农民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云南。曦沐和齐亮、许师谦等党员，随我一起到了滇南。曦沐自愿到一个僻远乡村小学去当教员，在那里发动农民准备武装斗争，不久他就在一个乡掌握政权和武装队伍。”

他称李凌是一个“敢亮学术观点的人”，回忆李凌主办《未定稿》以及热烈讨论的往事，称：“‘文革’后不久他即获得平反，被调到社会科学院去工作。他主办了一个名叫《未定稿》的理论刊物，按期给我，里面颇有一些尖端文章，醒人耳目。于是我每次到北京和好朋友见面会餐，高谈阔论时，他必参加，热络得很。他似乎要补回他那段青春时光，发奋地著书立说。他不断发表文章和出书，而且全部寄给我看。”

他追忆与地质学家涂光炽的交往，开笔便写道：“我平生最感到‘不枉此一生’的经历之一是，我于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大有一批在革命战斗中结成生死之交的朋友，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往来依然如故。涂光炽就是其中之一。”文章末尾还提到2005年的那次战友聚会，称：“我和他似乎都特别珍惜这次见面的机会。我们都是霜发满头了，来北京的时间不多，见面不多了。我明显看出来，他自己也感到身体状况不好，甚至很不好，说话虽然像过去那样的温文尔雅，却显得有气无力的样子。他说他身体近来很不好，大有今日一别，明年此日知谁健的预感，却不肯道出内心的这种感受。果然，那次聚会成为我们的最后诀别。几个月后，我就听到了他的噩耗。”

马识途所写的这些往事，我都是比较熟悉的，也同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李曦沐、李凌的往事自不用说，就是涂光炽，那次聚会时我也与他们夫妻交谈，很是融洽。他的夫人留给我通讯地址和电话，说以后随时联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将那次聚会时拍摄的涂光炽照片寄给他们后，等来的却是“查无此人”的邮递退信。打电话也没人接。对于这件事，我一直有些困惑。直到多年后看到马识途的这篇文章时，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便是我了解的马识途以及他的几位亲人、战友的情况。往事历历，并未消失。

翻阅资料时，我还发现马识途先生以前寄来的一张精致贺年卡，上面印了他的彩照及书法作品。贺卡里面，彩照两旁写一对联：“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香。”贺卡背面，写的是他自己创作自己书写的一首七言律诗：“历尽沧桑道未穷，一生忧患与君同；欲狂风雨终无力，学赋凌云惜不工；壮年襟怀曾跌荡，暮年诗笔欠沉雄；知交幸得遍华夏，当看丹心一点红。”

“历尽沧桑道未穷”“当看丹心一点红”，这就是马识途及其战友们的真实写照吧。

（编后：本文特约文史专家张建安先生撰写介绍马老珍贵史料，即将付印之际，讵料马老于2024年3月28日逝世，享年110岁。谨表悼念，不胜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