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李 彦

导语：作家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使一个陌生的名字——何明华，进入了中国读者视野。这一切的起因还要追溯到2014年，作者所任教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收到了一封匿名揭发信。此后，通过长达六年在海内外的调查，作者逐步了解了一个被埋没80多年的国际友人，即香港的红衣大主教何明华。他身任宗教神职，却鼎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他曾被周恩来总理单独接见，却几尽被历史淹没。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年时期的何明华

英国人何明华，本名Ronald Owen Hall，1932—1966年担任香港主教。在任期间，曾被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扣上了一顶充满嘲讽意味的帽子——“粉红色甚至大红色主教”，并受到反华势力的种种打击迫害。他究竟做了什么？揭发信上称：“当中国共产党奠定革命根据地延安之初，何明华曾派遣一批外国籍的医生和护士以为人民服务为名，深入革命圣地。延安曾发出过谢函。”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初期，抵达陕北的白求恩、柯棣华等一批国际友人均已名留史册。何明华派遣的外国医护人员，究竟是哪些人呢？延安向他发出的谢函，又是出自哪位中国共产党领袖之手？抗日战争中，何明华曾接待了随从八路军到过陕北、皖南的美国名记者史沫特莱。她住在香港何明华家中长达半年之久，完成了著作《八路军》。鉴于史沫特莱与白求恩之间的密切交往，何明华应当与白求恩也有关联，但中国史料上却找不到二人之间交往的记载。根据揭发材料，1956年何明华曾应邀访华，周总理设宴款待过他，但《周恩来年谱》上却没有任何记载。这个名字为什么会从我们的视野中神秘地消失了？历经漫长的调研后，一个基督徒由“白”转化成“红”的过程逐渐清晰。

最初的线索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广州狂轰滥炸。何明华数次赶往香港总督府，商谈援救对策。当时的英国政府采取了中立态度，英国教会也严禁其下属机构卷入中日纠纷。何明华忍无可忍，不断给英国教会总部发电报，希望其同意自己以华南主教的身份出面抗议日军暴行。他竭尽全力接待了涌入香港的25万难民，广建施粥棚、难民营，安排就业，举办抗议集会游行。

随着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中国工业几乎被彻底摧毁后，几个国际友人在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等人带领下，于1938年秋天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工合”），并在大后方选址，建立了成千上万个小型工厂，生产战时急需物资，并积极在海外为中国抗战募捐筹款。工合成立初期，国共双方高层人士都积极投入。宋美龄自告奋勇负责分配捐款和物资。但正直的国际友人对国民党官员的严重贪腐行为十分清楚，担心宋美龄会有所偏袒。于是大家商量后，1939年初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由宋庆龄出面担任名誉主席，并在各方的信任和推举下，由何明华主教出任主席，亲自分配战时紧缺物资和捐款，以便最大可能地确保公正，使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能得到公平合理的供给。尽管备受中国人信任，何明华却坦率地声明：由一个外国人来处理这些事务，其实并不公正；中国人的事情，早晚应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1938年秋，曾与白求恩医生一起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了三个月的加拿大医生布朗，看到八路军缺医少药的严重困境，他答应朱德，要为八路军建造一座永久性的医院，可那至少需要十万块银元。他便一路南下，四处游说，为八路军求援。而布朗医生抵达武汉后，从“中国红十字会”总部仅仅筹得了其中的一半款项。所幸在抵达香港后，布朗医生得到了何明华主教的热情支持。何明华在香港、上海，以及国外不同渠道全力募捐，很快便筹集到了五万银元，购置了一批医疗设备，并亲自安排卡车，让布朗医生辗转数千里，送往山西辽县。在一所基督教堂的旧址上，他们为八路军总部改建了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可惜在1939年1月，这座医院诞生还未满月，便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下夷为废墟。身在陕北的毛泽东曾亲自写信，感谢何明华主教。在《艾黎自传》中，有如下叙述：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由何明华主教任主席。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在获取资金和援助物资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果。钱开始直接汇往最需要的地方，或者经上海一家银行，通过廖承志送往延安。毛主席显然了解到国际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曾写信给何明华主教表示谢意。我见到了毛主席的这封亲笔信，信上的日期是1939年9月25日。毛主席在信中感谢何明华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他在帮助八路军抗战的光辉成绩。除了艾黎的自传，我也通过另外三位中外学者的引述，确认了“延安曾发出谢函”一事。可是，在毛泽东这封信里，他仅仅提到了感谢何明华在工合上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贡献，并未提及派遣外国医护人员去陕北一事。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在2019年，从美国出版的一部新书中，我终于找到了证据。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组织医护人员前往中国，支援抗战。1939年春天，一支由20多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国际医疗救援队抵达香港。这些医护人员来自十几个国家，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其中来自刚停战的西班牙的医护人员，基本上都是学有所长的年轻人。大家是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抱着帮助共产党的热情奔赴中国的，共产国际承担了他们的旅行经费。可是，历尽周折终于抵达香港之后，“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外国医生应该摆脱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一律到国统区服务。尽管大家感到失望，但还是服从了调遣，离开香港，分头奔赴国统区医疗机构服务。年轻的医生们万万没想到，在抵达国统区之后，他们却因共产党员的身份，遭到了军统特务的暗中盯梢、非法搜查、歧视迫害。他们通过在共产国际的联络人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向他提出希望离开“反动派”、北上延安的迫切要求。

这位共产国际的联络人究竟是谁呢？书中虽然没有明言，但其中透露的信息，却提供了新发现。《二战期间赴华国际医疗救援队1937—1945》一书中记述：纪瑞德医生在此之前已接受了派遣，去协助在八路军连续工作了一年多的白求恩大夫。也许，连白求恩自己也不知道，当年他在西班牙战场上医疗队里的老上级正在抓紧赶路，前来助他一臂之力。然而没想到，这一行人好不容易抵达黄河岸边，却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阻拦，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他们渡河北上。那年秋天，纪瑞德医生被再次紧急派遣，去接替白求恩大夫。然而，国民党军队的持续阻挠破坏了他试图第二次渡过黄河的努力。书中使用的几个字眼，拨动了我的心弦。前后两次“派遣”纪瑞德医生，前往“协助”和“顶替”白求恩，这一切是否真实发生过？“派遣”他的人会是谁？谁有这种权力？远在欧洲的“共产国际”似鞭长莫及。那么，熟知太行山八路军的情况、能够及时调整决策并有权力指挥这批外国医生行动的人，会是谁呢？仔细搜寻，我终于捕捉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字眼：“领导”。书中记录：“领导这支国际医疗救援队的人，是香港主教何明华。他对共产党的同情，人人皆知，因此被称作粉红色主教。”既然是由他“领导”，那么，“派遣”和“协助”白求恩，以及“再次紧急派遣”和“接替”白求恩，无疑都是何明华主教的决定了。

而在毛泽东写给何明华的那封感谢信里，之所以没有提及“医疗队”，恐怕是因为何明华所派遣的外国医疗队屡屡在黄河畔遭到拦截，一直未能顺利抵达延安之故吧！而我初始的那个猜测——何明华与白求恩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也终于有了答案。

何以为“红色”主教

“假如中国和英国发生了冲突，我会坚定不移地选择站在中国人的一边！”何明华在1932年底到香港后不久，便在他的升座典礼演说上发出了誓言。何明华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共产主义学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崇高的梦想，能够改善人的心灵世界。天堂，不是你死后要去的地方，而是在你活着时便须建设的神圣社会！”

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岁月里，何明华给英国教会高层的报告中说：“日本人被打败之后，统治中国的，将会是共产党。因为老百姓所拥戴的，并非蒋介石以及他的基督徒追随者，而是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的八路军。那是一批像英国的罗宾汉和他那群侠客们一样，经历过激励人心的冒险磨炼、品尝过艰苦生活、坚守克己奉公的群体。因此，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将是共产党人，而非基督徒。”

令我好奇的是，何明华这种“亲共意识”，是何时形成的呢？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香港沦入日寇的魔掌。何明华辗转于华南各省，从事救援工作。在抵达重庆后，通过路易·艾黎的介绍，何明华于一次晚餐中结识了周恩来。何明华一见到周恩来，便立即被他吸引并开始频繁地与之交往。在何明华眼中，周恩来心地纯朴善良，富有献身精神，生活上艰苦朴素，工作时不知疲倦，交谈时温文尔雅，举止则风度翩翩，实属完美人格的典范。周恩来在重庆停留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与何明华会面。

何明华曾对国民党抱有过良好期望。然而，官员腐败、通货膨胀、人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现状最终使他丧失了信心。他逐渐喜欢上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曾高度赞扬《实践论》，甚至在自己的布道讲演中声称毛泽东所主张的观点与基督教信仰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正因为此，人民才选择了跟随共产党。

1944年，面对媒体记者“有一天，世界宣布和平后，香港主权应否归还中国”的提问，何明华回答说：“我相信，终将有那么一天。中国会人才辈出，发展香港的商业、促使社会迈步前进。到了那时，英国政府必须揖手相让，物归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前景！”

1947年，国共内战初期，何明华便对人说：“毛泽东将在整个中国大陆获得全面胜利，就像初升的太阳，锐不可当。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其他事业能像共产主义那样，如此强调个人的奉献与忠诚！”据当事人回忆，说到“如此”这个字眼时，何明华还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响指，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在新中国成立前，香港主教何明华便毫不犹豫地拥抱了社会主义制度。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向广州进发时，何明华在香港的布道中宣称：“上帝让中国准备了六千年，就是在等待着这一辉煌时刻的到来。我相信，在共产党的治理下，这粒种子必将成长为参天大树！”面对人们狐疑的目光，他进一步阐释道：“基督教终止了奴隶制，但却无力阻止另一种罪恶，即财产私有化的集中。而私有制总是会导致贫穷，它不但是太平天国的起因，也是国民党垮台的因素，也许，上帝抬举出共产党来，恰恰是为了要摧毁这一罪恶。”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即面对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反共”浪潮，何明华却毫不隐讳地宣称：“任何一个有周恩来在内的政府，都肯定是一个好政府！”

周恩来总理的盛情款待

何明华被港督葛量洪讽刺为“粉红色甚至大红色主教”，不但因为他在抗战中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敬佩毛泽东、周恩来，还因他在战后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支持香港的工会组织，鼓励工人罢工，争取合法权益。当何明华自筹经费为香港的贫困市民开办了几所“工人子弟小学”时，葛量洪认为，这种为社会底层人士子女提供教育机会的学校肯定会成为“传播共产主义理念”的场所。1949年夏天，港英当局强行勒令何明华关闭了这些学校。

英国保守党政府上台后，香港的气氛更趋紧张。在冷战思维掀起的全球“反共”浪潮中，何明华继续公开赞扬中国政府的许多改革社会的举措。1954年，何明华在写给小儿子的一封家信中，倾吐了他的焦灼与愤懑。“我注意到，有人在媒体上提醒英国政府，要警惕共产主义在工会中传播的危险。你是否告诉过他们，共产主义为何是危险的？好，我来告诉你吧！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保护劳工阶级利益的制度！有人把共产主义称作注重物质的实利主义哲学，其实他们根本不明白，共产主义会让劳工的利益永远优先于股东的盈利之上！”

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政府掀起的白色恐怖浪潮下，一大群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朋友的西方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受到了残酷迫害。有的被逮捕入狱，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跟踪骚扰，有的被驱逐流亡。高层有指令，凡是“粉红色的”，均须被剔除干净，如斯诺等人即在回到祖国后就被列入了黑名单。冷战思维波及整个西方世界，世人皆知的“粉红色”主教何明华，岂能逃脱魔掌？

1956年盛夏，何明华夫妇曾应中国政府之邀，与一批国际友人在大江南北参观。抵达北京之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突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令何明华惊喜的是，周总理竟然在人群中一眼便认出了他，并单独邀请他们夫妇二人，前往西花厅家中共进晚宴，专享殊荣。在离开北京、返回香港的列车上，何明华抑制不住满心激动，匆匆提笔，给他在英国教育界任职的四弟诺尔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时间显示为“1956年6月23日”的信中，何明华告诉四弟自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盛情款待，并详述了在晚宴结束后他与周总理谈话的内容，从外贸纠纷、香港政局，一直到中英关系。返回香港后，何明华撰写的长文在媒体上发表，其中公开赞扬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而受到了来自右翼势力的猛烈攻击，但他一如既往地不辩解、不道歉，更不乞求任何人的宽恕。据知情人透露，1950年后，中国的大人物来香港时，仍然悄悄地与何明华会过面，请他帮忙。那时，警方抓捕了一些共产党人士，何明华亲自出面交涉，设法营救他们。

然而，为什么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紧要关头，何明华的长子会遭遇车祸丧生？何明华离开香港时，为什么要烧毁所有的日记、信函、文件，不留痕迹在人间？他所担忧的、所防范的以及必须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事、哪些人？这段牵涉人类文明交融的历史，由一封从天而降的匿名信引发，似一粒石子投入湖中，激起重重涟漪。我尽自己微薄之力，为党史补上了遗漏的碎片，但却无法解开所有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