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但并不觉得他离开得很久。因为有父亲的文与画相伴，我一直以为他只是远行了——在浩瀚的宇宙中，不再有时空的束缚，如他一生潇洒脱俗的性情，如他那枚方印“随心所欲”。

父亲远行后，我陆陆续续整理他的文稿画作、笔记书信。古人有云“文人相轻”，父亲却在文艺界有着众多师友，在朋友们的眼里，父亲真诚随和、乐善仗义，他用他真挚质朴的笔，记录着与他同时代的文学家、艺术家等师友的深情厚谊，虽非生死之交，却可称肝胆相照。这些文章，收录在他的《画外谈画》《书房画室》《秋菊集》《手相》等散文集中。在父亲的文字里穿行，追随着他的足迹，我读懂了父亲，读懂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情怀。

活得有声有色的黄永玉

数月前，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仙逝，让我想到父亲与黄公的一段文缘和画缘。

2020年5月，黄公夫人张梅溪（儿童文学家、画家）去世，那日，得此悲讯，父亲伫立在窗前，久久地凝望着远方，目光好像要穿过长江、珠江，翻越太平山顶，停驻在黄公在香港的“山之半居”。

黄永玉夫妇与周翼南

“她非常细心。”父亲轻轻地说，“我去香港的时候，考虑我出行坐交通车，她还为我准备了些港币零钱。”父亲说的她，是张梅溪女士。

父亲能文擅画，他所钦服的两位中国能文能画者，一是黄永玉，一为韩羽。父亲说，黄永玉是真正的大家。黄公懂得美，讴歌美，却又有一种难得的疾恶如仇的气质。“他热烈地拥抱‘爱’，又热烈地拥抱‘憎’，他不折中，不调和。他身上具有艺术家极可宝贵的良知秉性。他几乎是毫无顾忌地、毫不留情地、以他的方式鞭挞‘假恶丑’，而不考虑后果。”

黄永玉长信手卷

一次黄公评点父亲的作品，寄来毛笔所书手卷大函——一笔不苟写在宣纸上的长信。信中谈做人为文作画，父亲大赞黄公此函“言词恳切……执着中蕴超逸，严谨中涵豪放，真乃大家之风范……倘去信中称谓，便是一篇对文人画士有启迪的文章”。

父亲《手相》收录有一篇《谈沈从文的一次“发言”》，由此，黄公在信中谈做人和为文之道：“文中‘沈从文’篇，很有六朝风度，极见文笔，尤其节奏中之起伏关系，活脱一个柔中有刚的沈从文。钟书先生说过：‘别看从文微笑温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谈及作画，黄公这样写道：“画，不过两类：科班与票友。科班如张萱、顾闳中、张择端；票友如八大、石涛、徐渭、齐白石类。传习方法自有不同：科班不说，票友多在抽象与具体协调运用中得到三昧真火。几百年写意理论中，意境、飘逸、含蓄多难悟具体要领，其实只在两味药料之抽象与具体调配得宜可耳。所谓‘生’，所谓‘熟’、所谓‘墨色’、所谓‘水法’、所谓‘笔妙’，都不过熟练之后产生的偶然之趣。不要故作偶然，故作傻气，故作天真。有如踢足球，进门的那一脚偶然，是以几万次必然的锻炼中得到。否则是运气。”

父亲尤为感动的是，黄公见他擅画猫，极详细地谈到画猫的要点，还在信上画了几只猫予以说明。信末他告诉父亲，正利用自己的材料在写一部小说，不久将离港赴意大利，并留下香港和意大利的地址以便父亲联系。

1996年，父亲应邀去英国举办个人画展，特取道香港，就是想看望在香港的黄公。在“山之半居”，父亲受到黄公及夫人的热情接待，进行了非常有意味的交流。担心父亲在香港出行不方便，张梅溪女士还为他准备了一些港币以应急。临别，黄公说：“回后，再来坐坐，聊聊。”

于是，父亲回汉时再次绕道香港拜访黄公，还带了几幅习作请他指教。黄公同夫人一张一张仔细看毕，黄公点点头只说了三个字：“不容易。”

那日，父亲在黄公家吃了一顿带辣味的午饭。滴酒不沾的黄公，拿出一瓶湖南有名的“酒鬼”，款待也不会喝酒的父亲。此刻父亲才知道，“酒鬼”的包装是黄公设计的。

那次拜访，黄公热忱邀请父亲：“我明年2月在长沙，我欢迎你来，然后一起到凤凰去。”他说：“凤凰值得看看。要是你3月来就直接到怀化，那里都知道我，喊我叫‘大伯’，你说是大伯的朋友，他们会接待你的。”

如今，黄公夫妇与父亲均远赴天国，在另一个时空把酒言欢。父亲将黄公的长信裱成手卷留给我们，我一直记得父亲的叮嘱：要学这些前辈，要活得有声有色。

赠送黄山日记本的张肇铭

整理父亲的日记书信，一本褚黄色封皮的日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封面有“1957”字体压印，书脊处为父亲的笔迹“黄山日记1976.8.17”。又是怎么回事呢？翻开日记，扉页写有“一九五七元月十四日肇铭购于武昌”。那笔迹不是父亲的，而是“湖北三老”之一、著名画家张肇铭的。

张老的日记为什么会被父亲珍藏？扉页左侧，父亲写有这样一段话：七三、七六年曾与张老谈及黄山，张老赞誉不止，促吾一游，并以当年黄山记游借我阅之。然黄山未游而张老先逝，不胜慨叹。张老逝后首去张老家还此日记，又蒙师母见赠以作纪念。

落款时间为“1976年7月”。

我细细翻看，日记前20页为张老的记录，时在1958年5月12日至12月之间。后面是父亲的“黄山行一九七六年八月”（“黄山行”是父亲与挚友唐翼明一行同游黄山的游记，后出版《黄山九人行》）。

父亲在“黄山行”之前，有一篇万余字的“写在前面”，记述了与张肇铭，以及“湖北三老”中另一位著名画家王霞宙先生相识相知的缘分。父亲结识张老，就缘于王霞宙的引荐。

著名画家张肇铭赠送的日记本扉页

周翼南画作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什么也不愿意写。他暂时找到一条出路：学画水墨画。那时我还小，只晓得父亲将手中的“小笔”（钢笔）换成了“大笔”（毛笔），将小纸换成了大纸，和我一样在纸上画画。

有时候，父亲会带着他的画出门，母亲告诉我，他是去见老师了。

老师便是王霞宙。父亲得到王老的赏识和指导，在较短时间取得了显著进步。同时，王老也发现了父亲的问题——用笔太快，不够沉着。“你要学学张肇铭老师，他用笔是很讲究的。”他推荐父亲去向张老求教。

于是，父亲带着王老送给老友的一包宝贵国画颜料和介绍信，来到张肇铭家。得知父亲作画还不到半年，张老非常高兴：“你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一语中的，后来，父亲的画题材广泛，“自由挥洒，直抒胸臆，但得情趣，不拘绳墨”（画家鲁慕迅评语）。

初识，张老同父亲从古代的水墨画谈到今天的水墨画，从武汉美术界谈到北京、上海美术界，谈到中国古典文学和水墨画的关系，甚至谈到日本的浮世绘及武汉的国画出口……张老惊奇眼前这位学画刚半年的年轻人在美学知识方面的渊博。

那是1972年，父亲刚进入而立之年。张老不仅是闻名遐迩的著名画家，还是德高望重的湖北省美协主席。但张老没有一点架子。他们的谈话甚至还有一些争论。

张老对父亲学画的方法尤为欣赏。父亲说，他学画山水是从黄宾虹和李可染入手，因为他们一个用笔活，一个用笔厚实；再研究传统技法，则学石涛和贺天健……

张老认真地聆听：“真的吗？很有意思！下次你把你的画带给我看看。”后来，父亲将一些画作带给张老指教，张老很满意：“你学画的办法是有些道理的，一般说来，半年不可能画成这样。不过你用笔太快了，该慢还是要慢，你的画有些躁气，这以后要注意，成为习惯就难改了。”

父亲发现，张老是一位喜欢谈天的老人，尽管他有严重气喘的毛病，甚至他喘得很厉害也不影响他交谈的兴致，直至他喘得话也说不出。但是他缓过气来又继续说，不要紧，不要紧，坐一会，坐一会。仿佛谈天对他是一种极大的乐趣。父亲与张老的关系后来非同一般，只因两次救了张老的命。

一次父亲看望张老，发现他一人在家，躺在床上喘得气都出不来了，几乎不能说话，却不肯去医院。父亲连忙请了一位医术颇高的朋友，到他家里为他看病，又按处方赶忙买了药送去。第二次更为严重，神志完全昏迷，家人束手无策，父亲设法将他及时送到同济医院，转危为安。

张老的夫人对父亲颇有好感：“你同张老有缘分，老头子很喜欢你，他说你是一个忠诚的人。”父亲没理解这忠诚二字的意思，在他看来常去看望只是觉得老人太寂寞了。母亲后来告诉我，张老夫人好感的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从未向张老索取画作，她对父亲说：“你很好，总不向张老要画，如果你想要什么画，就向老头子开口，他一定画的，你不要不好意思。”

父亲在学画山水时，因朋友的一本《黄山摄影集》心生神往，根据摄影画了一大批“黄山图”，带给张老指教。

“不错，有黄山的味道。”张老微笑着说：“不过黄山的云你画得不像，我去过黄山——那是1962年——我特别观察了黄山的云。你画的云是平的，黄山的云是翻滚的。你的笔不能平着渲染，要让笔在纸上翻滚……你最好能到黄山去一趟，那对每一个画山水的人都有莫大的好处。石涛说：‘搜尽奇峰打草稿’。奇峰在哪里呢？在黄山嘛。”说着，张老找出一叠画稿和一本日记本递给父亲，说：“这本日记记着我在黄山旅行的情况，这些画稿是我用毛笔在黄山画的速写。也许对你有些好处。我的山水不行，这些速写不能表现黄山的千分之一……总之，你最好到黄山去一趟，很可以开开眼界。”

1976年8月，父亲终于有了黄山之行，遗憾的是未能有机会向张老讲述游黄山的感受——1976年6月，张老因病去世。而在两个月前的1976年4月，传来了王霞宙在杭州去世的消息。

父亲难过地告诉了张老，并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张老默默地望着窗外，窗外有一棵浓密的大树，使得房间绿茵茵的，他望了许久，摇摇头，痛苦地叹了一口长气，然后转过脸来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总以为我要比他先走一步的，这回他走到我前头去了。”说完，他又深深叹了一口气。

仅过两个月，张老与世长辞。

父亲在纪念王霞宙和张肇铭二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岁月磨掉了我的许多记忆，然而这两位老人平易近人的面容却永远刻在我的脑中。他们是值得我纪念的，他们是我生平见到的最好的老人，他们那么平易近人，对年轻人是那么诚挚，那么好。

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曾卓

父亲擅长写散文，特别是记人——亲人、朋友。著名评论家於可训在《见性情的文字》中说，“湖北武汉的作家画家应当感谢周翼南，知名的不知名的，年长的年轻的，都让周翼南点染得栩栩如生”。作家王石说，“在他的散文中，真诚与真性情是一以贯之的。不矫情、不做作……因为这些文章中浸润着他的生命历程与体验”。

父亲的散文多短小隽永，长篇散文屈指可数，而那几篇长篇散文也是作家、诗人绿原称之为“无难无易”、情真意切到令人忘记作者是在写文章的“超散文”：《妻子》《白发在阳光下闪耀》《刃口上的生命》……

著名诗人曾卓与周翼南

《白发在阳光下闪耀》有26000余字，写的就是父亲的师友、著名诗人曾卓。文章开头这样写道：倘说这篇东西有它存在的价值，那是因为它写了一个真实的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写了曾经有这样的两代人走过了这样艰难坎坷的路。也许，它可以当作后人了解过去的一份记录。

父亲与曾卓的结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曾卓已是不惑之年，而父亲才21岁，只是一名文学青年，尽管隔着相距很远的岁月的壕堑，却成了彼此信任的朋友。

1962年，父亲在一所小学教书，创作了一部电影剧本《杜甫传》，引起武汉市文联负责人的关注，委托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创作组，为一名年轻作者的作品举办小型讨论会。著名文艺家莎莱时任剧院院长主持会议，创作组5位成员参加讨论，其中就有曾卓。

父亲听到“曾卓”这个名字，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惊愕。因为这个名字让父亲想到胡风。

父亲对曾卓的过去一点也不了解，不了解他早就是一个有名气的诗人，也不知道他26岁就担任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

关于那次讨论会的详情父亲已经不记得了，他曾经记在日记本上，但日记本和他的剧本都在岁月动荡中灰飞烟灭。

但父亲记得和曾卓的握手，他这样描述：

“他的手是温热的……他是一个头发开始发白的中年人，矮矮的，穿着很随便，样子很和气，留着稀稀拉拉的胡茬子，我估计他快五十岁了，实际上他那时才四十岁。当时正是夏天，很热，他却穿着一双很旧的不透气的黑皮鞋。”

父亲还记得那天曾卓最后一个发言，记得他的发言让人折服，记得他和善的目光和诚恳的语气。

同父亲年龄相仿的文友，有的对曾卓充满尊敬，也有的退避三舍，仿佛曾卓身上会传来使人致死的病菌。父亲却走进了曾卓在剧院的小屋。

父亲回忆：曾卓对自己的“创作”几乎保持着一种沉默的态度，“也许他觉得赞扬和批评对我都不适用：前者容易使我自满，后者容易使我丧气。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只有不断地生活和不断地学习，除此别无途径。一般地说来，生活是只能靠自己积累的。而学习则很需要好的友人和导师——曾卓正是在这一方面不断地帮助我和鞭策我。他不断叮嘱我要趁年轻记忆力好时多读点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品，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搞清楚。”

父亲从曾卓温热的手中，接过许多许多很好的书籍：梅林的《马克思传》、卢森堡的《狱中书简》、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卢那察尔斯基的《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及许多古典名著。曾卓总是微笑着说：“这本书不错，你拿去看看，认真看看。”他还不断提到老托尔斯泰，要父亲认真地、反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

但父亲那时喜欢杰克·伦敦和屠格涅夫的作品，还迷于马克·吐温的幽默和欧·亨利的俏皮，甚至觉得老托尔斯泰是一个不关心青年的威严的老人。直到有了一点真正的经历和生活之后，才懂得老托尔斯泰的伟大：他在尽力地不让别人看到他在写作，他在尽力地让别人看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

因为《杜甫传》，市文联负责人决定将父亲调入文联搞专业创作。可上世纪中期之后，父亲与曾卓失去了联系。

直到1967年的春天，父亲才意外地在街头见到了曾卓。

父亲对这次意外的相见记忆深刻：

他正站在红旗大楼的台阶上，默默地望着那无休无止的人流，黝黑的脸衬着他稀疏的银发——他的头发全白了。我朝他挤过去，很快挤到他的身边；他惊愕地望着我，随即微笑了，但我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挤过来时只有一种想同他见面的愿望，除此而外什么也没有想。我们默默握了一下手，什么也没有说。是的，说什么呢？能说什么呢？……我感到他的手是温热的，同过去一样温热。

此时，父亲无力进行文学创作，就拿起了画笔，但未放弃读书。他同几个可信的朋友组成了一个“借书网”，彼此交换中外名著。

在一次借书后匆匆回家的途中，父亲再次意外与曾卓邂逅。得知父亲在画画，曾卓非常高兴：“真的，你能画国画？有机会看看你的作品……不过书还是应该读的。”父亲笑了，下意识望了一眼自己的书包，书包里放着两本书：《基督山恩仇记》的第一册和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

“书包里有书么？”曾卓突然问，眼里充满期待。父亲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真的？很好，哪里借到的？”压低了声音：“哦，那本书……可以借给我看一看么？”……

曾卓来到四唯路我们家的临街小楼，两面墙壁上挂着父亲的水墨画，这让他的眼睛充满了光亮。他欣赏着父亲的画，还有父亲装订起来的画册——那是父亲在“牛棚”中偷偷画的。

曾卓挑了一张父亲很满意的处女作——一幅近乎李可染画风的《江南雨》，还借走了父亲残存的几本书籍，其中有侥幸留下来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

父亲与曾卓恢复了往来，而且比过去更为接近，在生活上也对他提供帮助——母亲如果做了好吃的、煨了汤，父亲都会第一时间请曾卓与家人来打牙祭，还会定期送一些粮油物资缓解他生活的窘境。

回忆这段岁月，曾卓说，在他处境最艰难的时刻，父亲是少数敢于冒着风险与他来往并有着真诚感情的朋友中的一个。“他的画作，为我那低矮简陋的木阁楼增了一点气氛，一点温暖……他的画是我在小阁楼上与江湖、山岳相通的窗口，也是我们‘相濡以沫’的物证。那价值远远超过了那些画本身。”

曾卓所说的“小阁楼”，父亲找了去，它也成为父亲经常带我去玩耍的地方。我记得，阁楼的天花板很低很低，有点像我们家放杂物的阁楼，父亲举起我就可以触到顶。墙壁上，钉着父亲的画《江南雨》。我能记住的，是陈旧的藤书架、长沙发、乳黄色石钟，还有一把摇椅……父亲让我叫他曾伯伯，我有明显的犹豫，因为他有着花白的头发，看起来比我的外公苍老得多。

在阁楼里，曾卓和父亲谈他早已不在人世的母亲，回忆他在重庆时代的生活和友人。谈到他因特务诬告被捕，那囚室的寂寞……他平静地叙述着，没有一丝怨恨和不平，仿佛诉说着另一个人很不幸的遭遇。他们也谈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战争与和平》，也谈《红楼梦》。父亲劝他每天写一点儿——哪怕是一天只写一千字。

《白发在阳光下闪耀》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我没有一天写一千字的习惯，我写东西时控制不住自己，有时一天可以写一万字，但有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曾卓叹了一口气，“我这个长篇怕很难完成的了，因为手头没有材料——我准备从1938年写起……重要的是我的全部日记被抄走了，可能已经都遗失了，这些日记对我是很宝贵的。”他垂下头，用手捂着眼睛，过了一会，他把手放开了，眼中有着坚定、不屈的光芒。“也许我能写出来！天鹅临死前总要唱一首美丽的歌！哪怕是天鹅之歌！我盼望我的生命爆发出最后的火花！”

曾卓争夺宝贵的时间，拿起笔写出他的散文：献给他善良母亲的《母爱》。接着，一口气写了几篇他觉得应该写出的书评……

父亲也重新开始写诗，第一首是《春天的花》。第二首诗题为《海螺》——实际上是送给曾卓的。他希望曾卓重新冲进他热爱的大海，再一次体验战斗的欢乐。父亲的诗随写随毁，也给曾卓看过一些，曾卓说：“不管怎样，这是你自己的声音，自己的！”

从1962年相识相知，到2002年曾卓去世，他们一起经历了寒冬，涉过了险滩，迎来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