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居住九十余年，2023年8月20日逝世，享年108岁。她是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新中国首批外事干部以及大批杰出的学者和外交人才，都曾是伊莎白的学生。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亲历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见证人。她曾以一位社会学者的身份成为是第一位走向中国藏区的西方女人类学者，她还忠实地观察和记录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尤其是中国农村发展，为向世界积极介绍新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19年9月29日，伊莎白获得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编者按

伊莎白的父亲饶和美和母亲饶珍芳都是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父亲曾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母亲婚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先后在成都参与创办了蒙特梭利幼儿园、弟维学校(今天的红专西路小学)以及担任CS(加拿大学校)的校董。1915年的冬天，伊莎白出生在四川成都四圣祠附近的一栋砖房里，恰逢成都腊梅初放的时节，父亲便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饶素梅。自此，伊莎白开始了与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情缘。

在伊莎白小时候，父母常带她们姐妹走进四川的大山，接触到很多少数民族群众，看到很多贫苦农村的低矮草房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百姓。从那时起，伊莎白开始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产生了兴趣。

1938年，伊莎白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完成心理学硕士学位后重返成都。虽然在中国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父母很期望她也能当老师，但是伊莎白表示希望到四川农村作社会调查，再赴国外攻读博士。于是，在父亲的藏族朋友索朗仁青帮助下，用1年时间，伊莎白从八什闹村开始，沿岷江河谷翻山越岭，足迹遍布当地多个地区，拍摄了大量社会风貌图片，作了大量调查笔记。这也成为她的中国故事的真正开端。

参与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

今天的重庆市璧山区大兴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隶属四川省，当时称兴隆场乡。抗战时期，以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实验闻名的晏阳初博士，在这里开展了一场探索性的乡村建设实践，伊莎白也是项目的合作者之一。

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截断中国的海盐供给路线，造成内陆食盐奇缺，盐价暴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西迁至四川后，与晏阳初领导的中国乡建研究院合作，计划在兴隆场乡筹建一个食盐供给合作社。在工作组组建之时，从事过农村社会调查的伊莎白，引起了项目负责人的关注。项目组决定支付伊莎白工资，请她参与这项社会实践。这成为伊莎白在中国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1948年，叶剑英和外国专家在一起（左一为叶剑英、左三为柯鲁克、左四为伊莎白）

为建设合作社作准备，1940年开始，伊莎白和同伴走访1497户人家，挨家挨户地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但由于食盐供给合作社触犯了垄断商人的利益，开办5个月后被迫终止。虽然此次乡村建设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伊莎白记录下来的长达36万字的兴隆场乡乡民生活调研资料，全面、忠实地记录了抗战时期川中一个小场镇的政治、经济、宗族、婚姻、司法、民间组织、宗教、民俗以及历史沿革等各方面的信息，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虽然当时未能按计划完成研究报告，但是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全面忠实记录，引起了国外学界的高度关注。英国著名社会学大师卡尔·曼海姆将伊莎白这部尚待完成的著作列入其二战后期策划出版的“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该文丛包括费孝通《江村经济》等中国人类学先驱之作。

20世纪80年代初伊莎白离开教学一线后，她再次打开那些尘封着兴隆场调查资料的抽屉，将调研、访谈资料整理成人类学调查专著《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这两本人类学手记用细腻的笔触详实地记录了抗战大后方乡村生活细节，成为西方了解民国时期乡村和乡村建设的一个窗口。

确立共产主义信仰，重返中国后完成两部社会调查报告

1940年，伊莎白回成都探望父母之际，结识了任教于金陵大学(战时内迁成都)的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大卫在美国读书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曾参加保卫马德里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英国营，在保卫雅拉玛山谷的战斗中，他腿部中弹受伤被送到马德里的白求恩所在的医院养伤。其间，他从白求恩那里借阅到斯诺的《西行漫记》，引发对中国革命的强烈关注。而伊莎白经过在兴隆场乡的社会调查，亦深知中国社会的苦痛。二人有着很多共同语言。1941年暑期，他们结伴考察川西。在斯诺描绘过的大渡河铁索桥桥头，大卫向伊莎白求婚。共同的信仰和不渝的爱情，自此将两个青年的余生紧紧连在了一起。1942年，他们返回英国结婚，并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相继入伍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大卫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在大卫的介绍下，伊莎白加入了英国共产党，随后进入英国加拿大妇女军团服役，为战场上的军官做心理培训。

1946年，退伍后的伊莎白在伦敦经济学院弗思教授的指导下，开始攻读人类学博士；大卫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同时从事英共的工作。1947年，大卫·柯鲁克在办理空军退役手续时获悉，从哪里到英国报名参军，就可以免费被送回到哪里去。对于心心念念想回到中国的柯鲁克夫妇来说，这可真是个好消息。1947年10月，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军官大卫·柯鲁克，带着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和中国政府的邀请，和伊莎白一起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穿越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来到中国晋冀鲁豫边区驻地武安县十里店村。大卫作为记者，伊莎白作为人类学者，都希望继续埃德加·斯诺的工作，纪录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在伊莎白看来，能接触到中国乡村建设的另一个样本，是一次丰富的人类学研究实践。

1948年伊莎白骑马奔赴石家庄

1948年伊莎白在十里店村考察 

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住下后，经他们反复“抗争”，终于被批准取消“吃白米、白面的特殊待遇”，和村干部吃同样的饭。据《武安县志》记载，“他们深入田间、打谷场、担粪路上，凡是有我们村上人活动的地方他们都要去。有一次跟我一起边走边说一起到地里，还接过我的镢头刨了一会地。”经过8个月的详细考察、访问，这期间大卫把所见内容不断写成稿件寄回英国刊发，而伊莎白通过对比共产党土地改革和国民党时期乡村建设的不同之处，定期向导师弗思汇报在十里店的调查研究进展。

“1947年从英国第一次进入解放区时，我们充满幻想，首次接触到这个英雄的新时代，真使我们为之目眩，经过30多年后我们才体会到，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1982年出版的中文版《十里店》的前言里，如实记录了两个人的心路历程。两人白天忙于采访村民，晚上整理文字笔记。1956年，柯鲁克夫妇依据在十里店的调查实践，完成了两部纪实性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第一本书主要是追溯十里店在土改前的革命探索和努力，而第二部则重点记录土改工作的全过程，以及土改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两部极具社会学价值的著作一经出版就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关注。

新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来到西柏坡，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为给新中国培养外事干部，周恩来指示在张家口外语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吸收从平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决定成立中央外事学校。1948年夏天正当土地改革结束，柯鲁克夫妇收拾行李准备返回英国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共华北局领导谈话的邀请。虽然伊莎白的志向是成为一名人类学学者，丈夫柯鲁克的理想则是做一名记者，但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意邀请，一心向往参加革命实践的柯鲁克夫妇欣然答应加入到由叶剑英、王炳南领导的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

1948年6月，中央外事学校在河北省获鹿县南海山村成立，紧邻华北军政大学所在地南新城。叶剑英同志是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同时又是中央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同志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学校当时以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为基础，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有较好英语基础的学生，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外交人才。

在中央外事学校草创阶段，柯鲁克和伊莎白一身土布军装，跟学生们同吃同住在四面透风的土坯房里。他俩喜欢端上一碗饭，在院子里一蹲，边吃边用英语与学生对话。有学生曾说自己“吃最粗粝的食物，学最纯正的英语。”以至进京之后，学校先后更名外国语学校、北京外语学院，夫妇俩这习惯仍然未改，每周至少有三次到食堂与学生们一起吃饭、对话。

学校成立时，仅7位教师，30多名学生。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就分成高、中、初级进行分级差异化教学。办学之初没有现成的教材，柯鲁克夫妇一方面从叶剑英送来的英文杂志中挑选适合的内容，一方面开始动手编写教材。每天晚上，柯鲁克夫妇点着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编写，定稿后再刻蜡板印制，一本本朴素、实用，凝结着柯鲁克夫妇心血的英语教科书，出现在学生们面前。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从军事干部学校中挑选495名参干学生来到北外学习外语。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北外开设了16人的小班，由伊莎白和大卫负责专门的培训。为使水平参差不齐的学员达到培养目标，教师们白天上课，晚上继续辅导学习困难的学生。伊莎白还曾为外交部培养了首批口译人才。她回忆道：学校派我和吴千之去任教，吴老师教阅读和写作，我教听说。我精挑细选各种各样的录音带给学生们进行听力理解和模仿。经过一年多的专门训练，那个班里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教学以外，他们夫妇还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大学英语教程的编写和《汉英词典》的编纂。

1981年，伊莎白和柯鲁克在辅导学生

为帮助边疆地区高校提高英语教师的水平，柯鲁克夫妇先后前往内蒙古、宁夏、新疆和青海等地，帮助开展外语教学活动，并带队到国外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1980年夏天，柯鲁克夫妇在新疆大学授课一个月。全疆各大专院校的英语教师、涉外部门的干部、部分中学英语教师，以及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外语系高年级学生，共计100多人参加了培训。在新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中，伊莎白和大卫献出了全部的青春与智慧，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努力。他们代表的是一代开创者，也是从未停歇的奉献者。新中国的首批外事干部、大量外交人才和杰出的学者中，不乏他们学生的身影，很多人活跃在中国外交、教育、新闻等各个领域中，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1957年，伊莎白夫妇向学校请假一年回加拿大和英国探望父母和亲友。在英国期间，有朋友建议他们留在英国，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还积极帮他们联系工作。这个时候正赶上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召回全部的专家。伊莎白和大卫商量后认为，不能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就这样离开，便毅然放弃了回英国的机会。此后，经历再多风雨，他们也不曾想过离开中国。

2019年9月29日，伊莎白获得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以表彰她为中国教育事业和中外友好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

106岁的伊莎白老人拥有加拿大和英国双重国籍，但中国却是她居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发展历程。一个世纪以来，“要不要回中国”，这道选择题曾多次摆在伊莎白和家人面前，而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中国。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