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弘与马识途

百岁兄弟共忆父亲

“在我幼年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有着颀长的身子和方正的脸，最显眼的，是他那看上去不知有多少光圈的深度近视镜和上嘴唇上那两撇显示出当时革命党人形象的八字胡。父亲经常坐在他书房的那张躺椅上，不是读古书就是读他一直订阅的天津《大公报》……”这是马识途在出版的《百岁拾忆》一书中，对父亲的回忆。虽然我们现在已看不到其父马和琼的照片，但在这些文字中还可以想到他中年时期的神采。

同年出版的由马士弘口述、张建安采写的《百岁追忆》中，对马和琼的追忆文字更多，并专门在“父教与家风”一章中介绍：“我家居农村，以农为生，俭朴生活，成为家风。平时除节日外，一般都吃杂粮饭，菜蔬都是自种自食，先父常告诫家人勤俭过日子，方能长久不衰，立为家风，世代相传。他自拟一格言：‘布衣粗，菜羹香，意自直。’言简而意深，我们弟兄姊妹至今均能遵其教诲，并转教各家子女。”

马士弘、马识途兄弟，是有名的“国共兄弟”。兄长马士弘，生于1911年，1934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战时期始终在正面战场第一线与日寇作战，参与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战役、宜昌战役、常德战役、保卫武汉大会战、石牌要塞会战等五大战役和无数次防守战斗，出生入死，功勋卓著；曾解救过500多名被日寇关押的中国妇女，曾任少将副师长；1949年率部起义后，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弟弟马识途，生于1915年，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最危险国民党统治区做着地下党工作；皖南事变后上了国民党黑名单，被迫改名换姓，按照党组织的安排，27岁时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期间建立西南联大党支部，联合闻一多、吴晗、齐亮等师生从事进步活动；毕业后继续在四川展开“生命悬于一丝”的地下工作，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先后担任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著有《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在地下》等书，出版多卷本的《马识途文集》。

马士弘、马识途还是有名的“百岁兄弟”。马士弘病逝于2016年，享年105岁。马识途现在已104岁了，仍笔耕不辍，自强不息。

说起来，举世闻名的马氏兄弟均出生在小山村——四川忠县石宝乡坪山坝上坝，他们之所以能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突出的成就，历经坎坷后仍能长寿百岁，与他们父亲的训导有非常大的关系。

本文作者张建安采访马士弘时合影（摄于2013年5月16日）

新旧交替时代的训导

马和琼，字玉之，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14岁时去忠县白鹿书院读旧学，16岁考入州立国民中学堂，19岁毕业后在家务农，经营祖传“扶风记”酒坊，同时经营以红甘蔗为主的种植、运销业务；后来，他被推为族长，担任过忠县议长、团练局局长、参议长等职，尤其在担任大邑县、洪雅县县长期间，一边剿匪，一边改善当地民生，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受到民众由衷的拥戴。马和琼向来重视地方教育，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和训导，自然也是十分重视。

张建安采访马识途时合影

马士弘曾对笔者说：“先父非常重视儿女们的教育。我和马识途最早上学的地方在马家大祠堂内。这是由两厢私塾改制成的茂陵学堂。虽说由私塾改为学堂，其实换汤不换药，我们所学的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读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在家里，先父常教导我们要忠孝仁爱，这是做人的准则。他喜欢诸葛亮，有时会引用诸葛亮的话引导我们，告诉我们：‘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先父希望我们‘胆大心细，智圆行方’。什么意思呢？就是处世做事时，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智虑周详，有方略。他还以铜钱的形状，告诫我们要‘内方外圆’。‘方’是指做人原则不能变，‘圆’是指做事的方法可以灵活处理。”

马识途也有类似的回忆：

他高兴了，便会拍拍我们的脑袋，发出稀有的微笑，这就是对我们的奖赏。但是这微笑会迅速退去，紧接着，就会听到他严厉的声音：“今天的书念完了没有？”这时，我们便会自觉地退到楼上我们的书房里去，读他让我们读的《纲鉴易知录》，以及我们喜欢看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小说，还有我更喜欢的《大公报》上的“小公园”副刊。

我不知道父亲从哪里讨来的那么多古圣先哲的格言，一串一串地背给我们听，教我们如何处世为人。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八个字：“胆大心细，智圆行方。”有时，父亲还要我们剪下他指定的《大公报》上的社论，要我们读给他听。

这些对儿女们进行传统思想、为人处世方面的训导，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后来，无论是马士弘还是马识途，都有着扎实的传统文化底子，而且做事时都奉行“胆大心细，智圆行方”的原则，否则无法在异常复杂的无数斗争中生存下来。

同时也可以看出，马和琼是与时俱进的人物，不仅重视传统文化，而且重视新时事新思想，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让孩子们同时接受新旧思想。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马和琼常常教诲马士弘和马识途：“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他还有个重要的决定：“在马士弘、马识途满16岁时，一律赶出三峡，到外面去闯荡，安身立命，绝对不准留在老家当游手好闲的‘公爷’。”这个决定是马氏兄弟的母亲不赞成的，但马和琼一直坚持。两兄弟都是先在外上学，然后到处“闯荡”。由于马和琼为官清廉，无法承担所有儿女外出上学的费用，经过认真的考虑和权衡后，他决定将大儿子马千刚留在家中务农和经营酒厂，以此支持马士弘、马识途外出读书。为此，马士弘、马识途终身念着大哥的好。确实，如果没有父亲的决定、大哥的牺牲，如果他们当年没法出川，也就不可能有日后的环境、平台、机遇乃至思想的变化，自然也绝不可能有日后的成就。

马士弘百岁自寿诗，马识途书写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在子女教育中，父母自己的言行总是最能影响子女。马和琼秉性耿直，为官三十余年，担任过八年县令，常怀忠贞为国为民之心，以廉洁自励，以勤俭治家，身体力行，两袖清风，难能可贵；做事为官时，他遵循“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箴规；对待金钱，他坚守原则：“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能聚能散，永光其昌。二、一丝一毫，当知来之不易；用之得当，虽万千亦不惜。”他厌弃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仅用这些原则和箴规训导子女，而且自己非常严格地执行，让儿女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1937年，已经担任连长的马士弘亲眼目睹了一个令他终身难忘的场面：大邑县的民众在多年匪患横行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太太平平的春节。县长马和琼在县府大堂设宴，邀请全县参议员、城乡士绅约一百六七十人。然而，令那些士绅们惊异的是，县长宴请他们的竟然只是热气腾腾的煮红苕，而十几桌煮红苕也都是马县长私人拿出一百元来凑合办的。只见马县长首先拿起一个红苕，连皮大嚼起来，边吃边说：“菜不好，多喝酒。”众人也只好举起了筷子，皱着眉头勉强尝吃。这时，县财政局长说：“我县连年匪患，农商皆废。作为县财政主要收入的田粮赋税，不但大户几年不上粮纳税，小户也依仗势力不缴纳或少交，豪强与土匪勾结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几年县财政十分枯竭，各项行政费用，只能靠商家、屠宰、市场等税收及烟税，缺额很大，难以维持。一年来全力剿匪，无暇顾及田粮，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刻，连县政府都几乎断炊。马县长来县为官，一年未领一分薪俸，都是从老家带钱来作官。他招呼我一定要保密，可我这个管钱的无能，无钱来发工薪，良心驱使我不能再保密，我对不起马县长啊！”说着，声泪俱下。全场鸦雀无声。一位名叫刘文渊的士绅听了以后，站起来：“我刘文渊虽不是大户，但也是两年未上粮税，我回去清一下，保证一个月内完清粮税，一斤不少。”全场鼓掌。见此情景，马和琼站起来说：“田粮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田粮处汇报，我县交粮税银五万余元，而去年县财政共收入二万八千余元，其中田粮税收不及一半。这二万余元，剿匪用去大半，加上其它民财建教等支出，连维持吃饭也难，更不要说上交省里。县参议会去年例会，因经费困难及匪患未开，乡镇保甲经费更是顾不上，我还有脸要工薪吗？现在刘文渊先生首创义举，带头纳税，可亲可敬。我代表大邑县十万民众向你致谢。”在这样的情形下，大邑士绅纷纷举手表示拥护，纳税大事就这样解决了。对此，马士弘晚年回忆：“我当时就站在大堂侧门边，听到先父的讲话，声音洪亮，出语惊人，言简意赅，句句动人，众皆感服。看到他手拿红苕连皮大嚼，毫无勉强之状，其意愿与大邑人民共甘苦，令人敬佩。他杯酒激群情，在财政局长叙述县府经费困难，县长自费为官的真情，座中士绅无一不感叹再三而自觉内疚时，先父反躬自抑，自称不善理财，乘势动之以情，训之以法，不怒而威，使田粮补征欠税工作顺利进行。我深深感到先父的政治才能和忠贞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回想起幼年时代，先父常常以这些为人处世为民服务的大道理来教育我们，而此时他自己身体力行忠诚不懈，使我肃然起敬，以有这样的严父而感到幸运。”他还这样总结：“我们兄弟姐妹，学的都是父亲的为人处事：德行为先，与人为善，光明正大，坦坦荡荡。”

有了这样的基础，虽然马士弘、马识途兄弟一个曾是国民党军官，一个曾是中共地下党成员，看似水火不容，而实际上总是互帮互助。这当然也与马和琼的态度和观念有关。在复杂的环境中，马和琼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抗战时期，当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与日寇作战之时，马和琼亲自带着乡亲到前线慰问官兵，支持马士弘；而在马识途因地下党活动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处境危险时，马和琼则总是让马士弘利用自己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设法搭救，并在马识途回家后亲自出马对付国民党高官，保全了马识途以及同伴的安全；当他从报上知道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高兴地说：“和平有希望了，国共两党合作，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继续合作建设中国，把国家建设富强，外国人再也不敢欺侮了。”当他又从报上知道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到处进攻解放区，内战战火又燃烧起来，田地荒芜，粮食匮乏，物价乱涨，社会治安与民众疾苦，比抗日时期还糟糕。他意识到国民党大失民心，觉识到马识途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因此几次挺身掩护革命人士，支持马士弘起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时局如何变动，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无论父亲是否在世，马士弘与马识途总能设身处地、不畏艰险地在关键时刻帮助对方，最终成就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真正能共患难、共扶持的“国共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