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伯是我岳父的故交。

然而我知道他，却早在妻子还不是我妻子的时候。

妻子（当时还是恋人）每每谈起这老人，总要先笑上一阵儿。于是，我知道了陈大伯的许许多多轶事，并由此生出急切要见他的愿望。

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妻子在云南从军期间，她母亲在湖北干校患病，回北京做胆囊切除手术，女儿自然应回京护理，于是这位女战士请假北上。假期已满，母亲病体却未痊愈，陈大伯领着小女兵到邮局拍电报，他亲自动手代拟如下电文：“母剖腹安危各半母示子向党请假十天。”

这半文不白的电稿拍发出去，不知怎么搞的，还真续了十天假。于是，“向党请假十天”一时传为笑谈。但你千万不能当着陈大伯的面表示这种不敬，否则他会用拐棍儿顿地，严重者会挥舞起来，直指你的鼻梁。

陈大伯这种“军阀残余”可是货真价实的。因为他原本就是东北军的一名骑兵团长，张学良少帅的侍卫副官，曾十分威风地铁马金戈，驰骋于疆场。更值得一谈的，是他对党的半个世纪之久的感情。

我和他相识后，当他知道我是“耍笔杆儿”的时候，二话没说，先让我帮忙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当然毫不推辞，心里却难免堆着疑问。因为我知道，陈大伯当年在东北军地位颇高，思想左倾，曾在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招收了一大批东北流亡学生，内中不乏共产党员。我的岳父便是其中的一名。“为什么当初不入党？”我问陈大伯。

“别提了，地下党员们说我不入党跟入党一样，同时能更方便地工作。”他不无遗憾地说道。

陈大伯这辈子的愿望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念头让当今的不少年轻人觉着有些不可思议。可他却是顶顶认真地争取着、表现着的。虽然有时他的表现有些让人觉得过火。

譬如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供应的蜂窝煤黄泥偏多，陈大伯的老伴嘟囔了一句，说这蜂窝煤不如从前，不好烧。陈大伯听见了，怒火中烧，非拉着老伴儿到“政府”（其实是居委会）讲理不可！结果当然没去成“政府”，但他老伴的不满情绪却大为收敛，从此再没有诽谤过蜂窝煤的质量。

陈大伯和少帅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的。他尊崇少帅，少帅也信赖他。当年从天津接赵四小姐，就是陈大伯出马的，陈大伯至今记得赵四小姐的风度和大方。另外，陈大伯还遗憾自己没能亲自参加“西安事变”，让孙铭九占尽风头。可陈大伯也不含糊，他的骑兵团是少帅的嫡系，其中的“学兵队”又以党团员居多，“西安事变”时镇守一方，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陈大伯“左”倾，敢于在全团官兵集会上带头呼口号反蒋，尽管口号是充满军人的粗野气，连“蒋介石的妈”都喊了出来，可感情是真挚的。正因为这种“左”倾，使陈大伯在事变后不得不隐姓埋名（因为国民党当局花高价买他的人头）。八年抗战，他给人守了八年的坟地，才躲过了特务的毒手。

多亏共产党打了天下，陈大伯有了出头之日。新中国刚成立，陈大伯到了北京，找到周总理，周总理还记得这位老朋友对党的贡献，留他在北京，当了一名市政协委员。要没有共产党，陈大伯真不知要在坟地里躲到什么时候！

陈大伯怎么能不争取入党呢？他从建国后就一直努力着，他敢只身和流氓搏斗，当了“治安模范”；一次庆祝游行，他亲自站在平板车上擂大鼓，心脏病发作，从长安街直接送进医院，他还觉得不过瘾，没敲够。陈大伯就是这么个脾气。

动乱时期，陈大伯倒是挺自在，没怎么受冲击。可他的日子也没消停过，为什么？内查外调没完没了。因为当年东北军的学兵队员们，一个又一个由“老红军”“老党员”变成“黑帮”“三反分子”，这些人的“老底”全捏在陈大伯手里（许多人的名字都是当年陈大伯给改的），只要他略一揭发，这些当权派就得“大头朝下”，永世不得翻身。

陈大伯还真有办法，他以极正规的楷书，写出一份份极正规的旁证材料，几乎每位学兵队成员都一式三份。造反派一来调查，便呈上一份，从不啰嗦什么。材料一目了然，结尾签名盖章，手续齐全，谁都省事省心，只不过每份材料均让造反派们怒在心头，全是“歌功颂德”。可他们也奈何不了这位，老头子有点软硬不吃，倔得出奇，嘴还能说出一些道道，你怎么用心也抓不住他的话柄。

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哥哥们上山下乡，父母亲到干校，偌大的屋子里只留下她一人。每天上“学”，倒也自由得很。可陈大伯多了一桩心事，每天从大老远的西城跑到东城，见到小姑娘就叮嘱。大者如学习，小者如封好炉子，都要一而再，再而三，说个没完。常常告别之后，几分钟又返回，先立在窗外以拐棍击窗棂，问门窗可关好？炉子可封住？待屋内答应了，方才离去。但一会儿又返回，又询问些别的琐事，有时往返六七次之多。最后假如陈大伯实在不放心，或生出什么不祥的预感，便索性不回家，陪小姑娘住上一夜，这才真正踏实下来。然而，这种踏实仅只是一小会儿的工夫，没几天，上述的戏剧性场面又开始周而复始地进行。

直到陈大伯意识到自己很难这样消耗下去时，他把我的妻子领到一位在部队任高级干部的前学兵队员的家里，以命令的口吻，让这位老军人收下“黑帮子女”。于是，我的妻子奇迹般地穿上军装，一夜间跃上“龙门”，成为那个荒唐时代的“宠儿”。

陈大伯多么有权威啊！

不过，这种权威并非来自一位东北军骑兵团长的“余威”，而实实在在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古道热肠，几十年如一日的对党的感情。这感情在人妖不辨的岁月里，显得愈加可贵，愈加辉煌。他信任、喜爱自己的学兵队员们，并波及到他们的儿女，除开私人的友谊外，更多的还是因为这批人是共产党员，陈大伯就信这一条。

我和妻子结婚时，陈大伯拄着拐棍儿来了。不过，他的身板儿很硬朗，拐棍儿其实只是一种象征，他点着脚下的水泥地板，有节奏地向我讲诉着什么。听他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讲着“西安事变”，讲着张少帅的轶事，我好像面对着一部活的历史著作般新奇。没过多久，银幕上和舞台上都出现了张少帅的艺术形象，在“历史顾问”的名目下，陈大伯的名字也开始频频出现。一忙，他竟顾不上来聊天了，也许是岁数大了，出趟远门没那么方便的缘故吧！可我和妻子总爱念叨这位可敬的、风风火火的老人。

后来听说他终于入了党，满足了毕生的夙愿。

陈大伯入党时，正好八十二岁。

对了，他叫陈大章。陈大伯的兴趣，放在书法研究上，他老人家的字是越写越好了。

陈大伯已逝世多年，但我仍然会时时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