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最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记录了这些修复师的工作，他们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科技部，部门下设钟表室、铜器室、木器室、漆器室、裱画室、摹画室。

我们今天所说的古画修复，就属于裱画室和摹画室两个部门，本刊此次探访故宫的古画修复师，看看这些国宝是如何在他们手里妙手回春的。

从《清明上河图》说起

很多人都知道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故宫第一文物，却不知道民国大师冯忠莲的摹本《清明上河图》是“故宫第二文物”。

纸寿千年，卷寿八百。如今，就连宋朝的一个纸片都很值钱了，那么只此一件的宋代名画就更不用说了，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使国宝保真呢？再临摹一张复制品。

“摹一张新画，等于延续八百年”。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摹本放到800年、一千年之后，也是一定意义上的文物了。有人说，现在有了照相机，有了数码喷绘，但就像故宫摹画室郭文林所讲的，“电脑喷绘喷是的是油墨，喷不青山绿水，他的质感和厚度，你弄不出来。还有金属的颜色，勾金描银，你也弄不出来”。

这就是手工摹本的重要性。那么，是不是任何一个画家都能临摹呢？答案是否定的。画家画一幅画，强调的是创造性思维，而临摹一幅古画，需要“个性都收回来，完全按古画走”，即便古人那一笔是败笔，你也要跟着败下去。

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特殊之处。

这个复制品，有个名字叫“下真迹一等”，比真迹差一些。故宫文物有两个系列，故宫原存的，叫故字号；新收进来的，叫新字号。还有专门一个复字号，就是复制品。

除了《清明上河图》，《游春图》《听琴图》《韩熙载夜宴图》也都有现代摹本的。

对古画进行临摹，做得最好的就是宋朝，宋徽宗本身就是一个临摹大家，很多珍本只有一件，没有印刷品，就临摹，宋徽宗亲自临摹送给大臣，这叫官摹。现在留下来很多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都是宋摹本，包括现在《兰亭序》八个版本，都是当年的临摹品，原件据说被唐玄宗带到墓里去了。

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象就是故宫科技部摹画室的画家，也是故宫传统摹画第三代传人巨建伟，他的师父是郭文林，郭文林的师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冯忠莲。

1962年，荣宝斋的陈林斋和冯忠莲奉命来故宫临《清明上河图》， 按照规定，故宫的文物不能出宫，两人只能隔着玻璃用放大镜看，再根据照相机拍的黑白照片构图，再对照原件和照片，一点一点进入临摹。这样临了四年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的人都被下放到湖北农村种地，临摹工作不得不中断。直到1976年，才再次启动《清明上河图》的临摹，此时的冯忠莲已年近花甲，而中断10年，以前临摹的部分绢素、色彩都发生了变化，中间的衔接出现问题。冯先生凭着她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硬是使摹本前后一致，丝毫看不出间断已久的痕迹。

1980年，《清明上河图》临摹终于完成。从1962年到1980年，前后跨越了18年，成为近代故宫摹画史上的一个传奇。

裱画与摹画通力合作

事实上，故宫这一套书画修复技艺，都是早在宋代就已成熟的技艺。

如果没有一代代修复师的精工巧匠，那么，一千多年的《游春图》、800多年的《清明上河图》根本流传不到现在，现代人根本无缘一见。

然而“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如果遇不到好的修复师，宁可不修，可想一个好的修复师是多么难得。1953年，大鉴定家张珩、徐邦达、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到上海，约请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斌、古书画修复大师张耀先、张兴顺、孙承枝等几个前来故宫，这些人成为故宫书画修复技艺的第一代。

解放后，故宫博物院开始着手抢修最珍贵的文物。

1973年，院里启动《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工作，主修杨文斌。上一次修复《清明上河图》，还是在明代。如今画作已是布满灰尘，伤痕累累。这时的杨文斌已经60多岁，患有哮喘，手颤。徒弟徐建华回忆，整个修复过程，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师傅的样子：“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从1973年开始，杨文斌一直修复这幅名画，其间累倒一段时间，直到1974年，才把《清明上河图》修复完成。

这些人最大的贡献不光是修复了这些国宝，更重要的是带出了十几名徒弟，从那时候起，博物院开始有了书画修复技艺传承的脉络。

如今，这些大师的徒弟也带出来自己的徒弟，书画修复的技艺已经传到了第三代。

古书画的修复步骤很多，最核心的有四个：洗、揭、补、全。

洗——字画如没有特别糟，可以直接上排笔清洗，用干净毛巾吸走脏水，反复操作。

揭——这一步至关重要，先揭褙纸，褙纸后面是命纸，命纸紧挨画芯，关乎书画性命。揭命纸时，稍有不慎就会揭掉画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补——揭下命纸后，拿一张新的命纸托住画芯，画芯缺失处要补，断裂处贴折条。纸本和绢本的补法不同。纸本为隐补。绢本是先补后托。

全——包括全色和接笔。全色就是要跟原来的颜色找齐，不露痕迹。接笔是把画意缺失的部分接续下来。接笔必须摹画室来做，这个需要有摹古画的基础，因为这两个部门需要通力合作。

修复的本质是传承

巨建伟毕业于清华美术学院，2011年来到故宫，由郭文林老师带着临摹古画。

他来到故宫头一年，都在练习一个事，就是勾线，临摹古画要求高精度高准度，一模一样。美术院校的标准画中国画没问题，但拿到这边来是远远不够的。

巨建伟第一次为古画接笔，是在来故宫三年之后。他说“临摹是用自己的能力、方法去达到那个标准，而接笔是直接跟标准碰撞，直接进入角色。”接过的古画中，最喜欢的是《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里面有两个皇子，面部只剩下一半，比如有的就剩下一只眼，那边就得画出来。要通过现有的一些信息，把另外损失的信息补上去，因为留下的信息量不多，而且面部接笔比花花草草更难。

因为是学创作出身，接笔中，它缺的是什么，原作者是在什么状态下，什么审美思路去创作，这方面就会敏感一些。

除了为古画接笔，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临摹。

2015年，他接到一幅《罗汉图》的临摹工作，之后马上就做文物修复成果展，做了一年左右，真正在摹有七八个月左右，从来故宫至今五六年了，也只临过几件，节奏是非常慢的。

照相一分钟可以照60张，喷绘可以喷无数张，但是临摹一年也许可是一张，但是这就是传承，临摹重要是的掌握古法，掌握这种传承的责任。

一幅古画，修复完了，也接完笔了，最后还有一步，盖章。这也是摹画的一部分，摹印章。如果摹画已是冷门，那么摹印章该是冷门中的冷门，整个故宫只有一个摹章的人。

沈伟，1983年从鼓楼文物职业班毕业之后，来到故宫。他的师父是刘玉，而师父的师父是北方篆刻泰斗金禹民。摹章是一个师父带一个徒弟，到沈伟这一代是三代单传。

摹章虽然工作量不大，但非常关键，用沈伟的话说“人家两年、三年画出来的画，我们盖章就十分钟，不能出错”。盖错了没法修，印章是红的，擦不掉，所以一辈子不能出错。故宫的书画，基本上就是皇帝用章，老先生都刻过。刻完了收起来，就是资料了。前辈复制过了我们就可以用现成的，没有的印章，才重新刻。

沈伟摹过的章，最让他难忘的就是泰山刻石拓碑。它特殊在于，章有时候盖一半，画芯盖一半，裱的地方盖一半，那是比较难的。

从1983年到现在30多年了，他临了几百方印章。“过去是给原画拍照，然后照片上再勾稿、再对照。现在方便多了，都是电脑扫描。但是技术再先进，有些工作还是代替不了人工”。摹章的技艺还要传下去，如今他50多岁了，赶紧要培养一个徒弟了。摹章除了刻章，有很多秘密的技巧，可能就跟窗户纸一样，你也说不明白，全在手上了，你会了，这层窗户纸才算捅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