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房山，历史悠久，方圆2019平方公里内，文物古迹遍布全区。在山野与古墓寺院之间，时常有这样一个身影，他俯下身躯，拭去碑上的尘埃，仔细观摩，一会儿眉头紧皱，一会儿笑逐颜开，取出纸笔……打开手机摄像头……

2022年8月9日，《房山碑刻通志》全卷出版发行，这一标志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重要科研成果，一经政府新闻发布，立刻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

打开电脑，百度《房山碑刻通志》，一个个网页，一条条资讯，犹如一阵阵春风扑面而来。网络媒体纷纷撰文报道……

文化学者杨亦武苦心编研，集30年抄录整理、10年解析，九校其稿，将8卷210万字考古专著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与杨亦武在贾公祠

初历贾岛墓

1982年春天，杨亦武大学毕业，回乡分配到石楼中学，做初中语文教师。在课堂，他为学生分析课文，教语法，古诗讲得娓娓动听。

一天，他在课堂上讲唐诗，介绍诗人贾岛，一个同学举手起立：“老师，我知道贾岛，他的墓就在我们村，地里还有两块石碑呢！”

“你是哪个村的？”杨亦武先是一怔，继而兴奋起来。

“二站村，就在学校南边，不远。”

作为首师大中文系毕业生，杨亦武在校时就听说过贾岛是房山人，但没想到墓地就在自己身边。他平复心绪把课讲完，放学后就骑上自行车，由学生引路去现场查看。

这是两块清代石碑，矗立在麦田的一片荒冢里。一块为康熙年间所立，记述了一件香火地所有权案；另一块出自嘉庆二十二年，题为“重修贾公祠记”。两块石碑虽然文字清晰，却未表明墓地的来龙去脉。

杨亦武请同事帮忙，找来县志与碑刻对照。

此处原本为一座寺院，清代户部圈地时，曾留下二十五亩香火地，休石和尚心生贪念，妄想将土地据为己有。官司打到了县衙，寺院获胜，休石被驱离本县。

嘉庆年间的那块碑，志书上也有记载：罗邑侯原籍四川，初到房山任职，倾慕贾岛诗风，倾心拜谒贾岛墓。他依据县志所载，几次向县城西南方向查找，均未得见。一日，罗邑侯去琉璃河办事，返还时路过一片荒冢，偶然发现了这座石碑。“哦！志书有误。贾岛墓在县城东南，而非西南。”一字之差，几乎断送了与诗贤的缘分。罗邑侯择日拜谒贾岛墓，就地建造贾公祠，此碑为证。

结合志书与碑文，杨亦武理清了两块碑刻，再定新目标，以此为基础解开贾岛之谜。

杨亦武贾公祠辨字

正月十五，春寒料峭，杨亦武骑上自行车，沿琉璃河畔的坑洼小路，向周口店方向驶去。路过大韩继村，顺便将香光寺两块碑刻抄录下来，接着又向北骑行十几里，去贾岛峪寻访贾岛故里。

山峦静谧，积雪尚未消融，峪口旁边的坡坎上，高低错落着几户人家。杨亦武敲开一扇大门，说明来意，恳请大叔带他去看贾岛庵。

贾岛庵原名无相寺，坐东北，面西南，三进院落，基址尚存，石碾石磨散落在地。贾岛从小在云盖寺出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壮年时光。杨亦武精心过目，将此一一记录下来。

回到峪口，大叔让儿子引路，带他去松树岭看贾岛松。荒山野地，乱石丛生，杨亦武奋力攀爬，来到一株古松前，他顿觉眼睛一亮，那首《松下偶成》脱口而出：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而后，房山八景也因“贾岛遗庵”被列入考察科目；与贾岛庵不远处的连泉寺，其建寺碑、修寺碑、塔铭等十几件破损碑刻，因及时发现整理，历代僧众一一解析。

有了第一手资料，杨亦武随即撰文，一篇《贾岛原籍考》发表在北京市文物局《燕都》杂志上；不久，另一篇与贾岛有关的文章，登载于《房山政协》刊物。两篇文章颇具学术价值，引起业内人士关注。自此，他先后被推荐到史志办、区文化文物局、房山政协等单位，有机会接触碑刻，探索房山文化，迈进了学术研究这道门槛。

高山访古

大房山巍峨挺拔，其主峰猫耳山上，散落着隋唐至明代遗迹。其一是隋唐的灵峰寺遗迹；其二为金代崇圣宫白云亭遗址及金章宗棋盘；其三是岩壁上的明朝摩崖造像。每个时期的碑刻文物，都展露出不同文化特征。

1992年春天，杨亦武第一次上猫耳山，由一位爱好爬山的朋友陪伴，以东麓的车厂村为起点，沿沟谷向上攀登，一会儿在荆棘中穿梭，一会儿在乱石上跨跃，临近山脊，小路渐渐清晰，隐现出古栈道痕迹。

那时候上山的人稀少，山顶能见到古旧墙砖、金黄色的琉璃瓦，还有石柱石基等形制较大的汉白玉石件。由于初次考察经验不足，拍下一些文物照片，却没能完好保存下来，杨亦武至今为此感到惋惜。

以后，他又分别从南侧长沟峪、西侧葫芦棚以及北侧的南窖上山，但无论从哪个方向登上山顶，都要付出很大努力。第四次上山，他刚刚做过支架手术，身体还没完全康复，凭着毅力和负责态度，对碑刻再一次核实补录。他说：“录碑是一件严肃的事，有的石碑漫漶不清，只有将拓片和照片现场比对，精心揣摩，才能将文字抄录完整。”

《房山碑刻通志》八卷

房山区文化多元，仅上方山一地就有9洞12峰72座遗庵。县志记载的仅为标题和概念，没有任何文字细节，要解析这些碑刻，就要下一番苦功，结合文献逐一考证。

勘察九洞，杨亦武先入云水洞。云水洞为九洞之首，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溶洞，洞内钟乳嶙峋，石壁上刻有元代摩崖题记。然后，朝阳洞、金刚洞、背阴洞……

七十二庵，统称兜率寺或上方山寺。庵是小庙，规制不一。有的称“寺”，有的叫“殿”或叫“庵”，还有的叫“园”。考察寺院需耐心细密：正殿几间、配殿几许、院落几进、大门朝向、有无影壁，等等。杨亦武从山门开始，所有院落全部丈量，碑刻逐一抄录下来。

有一天，杨亦武清晨起床，带上一根鸡腿肠、一瓶矿泉水，沿小路向山上进发。从望海峰到黄花岭，然后是青龙峰、项王峰，最后到达锦绣峰。那时候他年轻体壮，一天登上四座山峰，下山却遇上了麻烦。

红日西沉，丛林遍地，他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既如此，抄近路吧！”杨亦武确认大致方位后，选择了一条雨水冲刷过的山谷。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山谷里乱石兀自，磕磕绊绊。走了一会儿，前面一片乌黑。杨亦武定睛查看，“呀！”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眼前是一处阴森恐怖的断崖，他已经无路可走，只得攀上一侧丛林。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脚下碰到一个矿泉水瓶。“哦！一定有人来过。”杨亦武顿时兴奋起来，急忙四下寻找，果然发现了一条小道。

沿着这条小道，杨亦武走到了他熟悉的尊圣殿，过斗泉庵、胜泉庵、延寿殿，回到住处已近午夜。

然而，祸不单行。几天后，杨亦武右眼红肿，疼痛难忍，只得暂停抄录，下山医治。

还好，仅是一块干树叶刺进眼白，并未伤及视力。杨亦武再次上山，把所有碑刻抄录完成。

十几年后，史家营乡开发旅游业，乡领导请他为显光寺勘考。而此时，杨亦武对百花山所有寺院已了然于胸，开玩笑说：“没问题，除显光寺，我再送乡里两座寺庙。”实际上，他已经走遍了房山所有古迹。

解析碑刻之难

“历史上所有的录碑文字，无论记载在任何文献上，无一不出现错录情况，有的不仅文字错录，表达的意思也不准确。只有现场抄录，才知道有无差错。所以，抄录碑刻要以原碑为准，不可图省事、走捷径，更不能随意使用别人的文本。”杨亦武谈起抄录碑刻时表情严肃。

颍川陈公蜜多心经碑

“古人录碑出现差错，主要是因为条件所限。要完成一本方志，保存一段档案，抄录碑刻需要大量时间，古人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没有得心应手的考察设备，更没有现成资料可供查询，仅凭人工现场勘录，能力和效率极其有限，抄录有误在所难免。”杨亦武对错录的文献档案有客观评价。

撰写《房山碑刻通志》，杨亦武参阅的《日下旧闻考》《房山县志》《百花山志》等文献，都存在错录的地方，通过抄录和解析碑刻，把志书与碑刻重新对照，把错误的地方更正过来。谈《房山碑刻通志》，杨亦武脸上洋溢着自豪。

解析碑刻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解析之难难在何处？杨亦武如数家珍，以亲身经历娓娓道出：

首先是到现场难。

房山区文物古迹众多，辖区三分之二为山地丘陵，碑刻散落在山顶上、崖壁上，遗失在寺庙里、田野里。

其中，史家营乡显光寺内的碑刻海拔最高，石碑矗立在1991米的百花山上；而有着多重文物遗迹的猫耳山，海拔虽只有1307米，然山形陡峭，无法借助交通工具上山；距离最远的碑刻，坐落在蒲洼乡芦子水村，已接近河北省涞水县。《房山碑刻通志》实录碑刻875件，分散在145个村庄和1个社区，每块碑刻重新抄录，逐一核实，不下几十年苦功何以完成。

解析碑刻第二难：录碑难。

碑刻通志内容丰富，包括石碑、摩崖、经幢、墓志、铭文、石函、神道碑等，文字錾刻在石体上，历经千年洗礼，碑身破损，漫漶不清，而解析碑刻，辨出的文字越多，得到的信息越趋近完整。

最典型的，如《重修华严寺碑》，内容十分重要，志书上却没有记载，崖面模糊，字体漫漶，即使专家到场，也很难分辨出上面的文字。杨亦武4次到现场勘察，一次次精心补录，方才解开其中之意。

杨亦武接受记者采访

第三难：辨字难。

中华文字从甲骨、青铜到竹简、碑刻，历经数千年变化，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文化特征。通志收录的875件碑刻，现存的还有390件，清晰完好的不足一半，而且每天都在漫漶当中。

杨亦武说：辨字难主要是异形字和自造字。通假字、通用字、古今字，有规律的文字都不是问题。碑刻难解还有别字错字、篆书楷化的原因，哪个环节出现差错，即使《康熙字典》也查不到。解析这样的碑刻，就需要一定的文字学基础，是象形是形声还是指示，把上下文字串起来分析，中间的疑问就逐步化解了。

解析难还有一个实际问题：要将碑刻全部弄通，碑刻的撰文人、书丹人、碑首设计者的背景、生平，也同样要一一理清，而这些人职位卑微，大多没有文献资料，只能通过地方志或搜集家谱查找。

解析碑刻之难也有重刊的原因。原碑漫漶，需要重刊，职位、纪年往往会出现问题。古人制碑以高位记叙，再刊难免予以变更。另外，重刊碑刻惯用新干支纪年。杨亦武认为，重勘碑刻不能一概而论，要广泛查证信息，不轻易否定任何一件碑刻。

一“志”通古今

在抄录碑刻过程中，许多石碑残破不全，文字大量流失，抢救碑刻迫在眉睫。

譬如，上方山华严寺一块碑刻，记述了一位明朝和尚，此人劳苦功高、颇有建树，北京地区的华严寺大多与他有关。碑刻记述了他的生平，但由于石碑损毁严重，其功德部分散落在几块碑面上，而现有的几块残碑，仅显示这位和尚号作“破庵”，带有本名的那部分文字已经遗失，若石碑完整或破损后及时抄录，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面对当前文物现状，杨亦武忧心忡忡。日新月异的城市化发展，使得传统农村逐步消失，依托农村的乡土文化也将逝去，若失落的文物不能及时发现、及时抢救，一段文化被淹没，一段文明就消失了，北京作为全国首善之地，文脉残缺岂不可惜？杨亦武认为：发现文物、抢救文物，是一个文化学者的责任，是当务之急。

从1982年到2012年，杨亦武踏遍青山，寻访古迹，从山巅到洞穴，从古庙到陵寝，查遍了古籍志书，往来于国家图书馆，将拓片与实物反复对照，查遗补漏，积累大量一手材料，终于水到渠成。

制作志书，首先要选择体例，几套方案摆在面前，需反复比较，将每种文体做具体研究。

以碑刻作通志，尚无先例。叫“全书”或“全考”不行吗？若以时间为序，作为史记也有不妥。杨亦武决定采用“通志”，定名为《房山碑刻通志》。

“通”的含义，是全面系统、贯通古今的意思。从北魏到民国，房山25个乡镇全部录入，并且独立成章，横通竖通，每件碑刻都有归属，都有自己的历史坐标。

“志”为记述，以乡镇立卷，乡镇下列村，村下列碑，全书875件碑刻，每个乡镇的文化脉络，都能清晰地展现出来。

然而，通往成功的大门异常艰苦。前30年抄录碑刻，杨亦武无假无休，所有的抄录整理，全由他一人独立完成，除了抄录，每天还要伏案撰写，零点之前从未休息过。

整理碑刻的十年间，杨亦武白天上班，晚上推掉了所有应酬，专心在家里搞研究。退休后的那5年，虽然有了自己的时间，但从早上就顾不得吃饭，午饭也要等到下午一两点钟。

耕耘30载，十年磨一“志”。《房山碑刻通志》出版发行，杨亦武并无成功的喜悦，仅觉得一丝悲壮，一种莫名的酸楚。一个人倾其一生，做成一件事，若无“愚公移山”“唐僧取经”的执着精神，就难有大的成就，他以40年默默坚守，终于迎来了曙光。

杨亦武说：“碑刻是记录文明最原始、最翔实、最可信的文献，是一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是打开文化之门的一把钥匙。碑刻遗失了，一段文明就可能被埋没了，而失去的文明不可弥补。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时代，这片土地养育了我，让我有了知识，拿什么回报乡土？文人就应该站出来，做一方文化的发掘者、传承人。这无关奉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完成《房山碑刻通志》，为家乡做贡献，不虚度此生，这是社会给我的最大回报！”

一副纸笔，一把尺子，一辆自行车和一顿干粮，杨亦武从最初的文物爱好、浓厚的碑刻情怀，到一个文化学者自觉的使命担当，擎起了西山永定河文化那片古老的、绚烂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