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起作者、巴金、《巴金随想录》的译者石上韶

我有多种版本的巴金《随想录》，大部分是巴老送的，也有我买的，还有一套日本筑摩书房出的日文版五卷本，是译者石上韶送我的。

自1980年随巴老访日以来，巴老知道我爱看书，每有新书，总想着我。他身体好时，亲自打包到邮局寄发，后来摔伤了腿，走不动了，我去他家拿。每次陪外国作家去上海，总要去看看巴老，在巴老身边坐一会儿，说说话，顺便也拿几本新书。

巴老送我的《随想录第一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出的，扉页上写“赠陈喜儒同志  巴金”，没有日期。这一集共收30篇文章，其中有关日本的文章有三篇，开篇是为日本电影《望乡》辩护的文章《谈〈望乡〉》《再谈〈望乡〉》，另一篇是怀念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

当时，我家已有巴老的《家》《春》《秋》《巴金近作》（一、二）、《巴金中篇小说选》（上、下）、《爝火集》、旧版《巴金文集》等等多种，这本书小而薄，封面设计也很一般，我很快看完，但不知为什么，怎么也想不起，巴老是何时何地送我的，倒是向巴老要《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1981年4月11日下午，我到国务院第九招待所，去看巴老。巴老女儿李小林外出办事，还没有回来，巴老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书。我给巴老带去两本杂志，其中一本是《江城》1981年第3期，上面有我写的短文《在巴金家里做客》。巴老让我坐在他身边，起身要给我泡茶。我说您别忙活儿，我要喝茶自己来。巴老来北京开会，下午没有事，于是就聊了起来。

巴老平时话不多，但喜欢和熟人摆龙门阵，他说聊天不紧张，也不累。去巴老家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常常坐在客厅里侃大山。巴老从二楼书房下来，悄然坐在旁边，听我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又说又笑，饶有兴趣的样子，偶尔也插一两句。

巴老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小说，中篇评奖的小说也都看了，觉得文学上近几年收获很大，比三十年代的作者多、作品多、质量高、题材广泛，超过了三十年代，令人高兴。”

我说：“今年《十月》第二期有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我觉得挺好看。”巴老说：“我回去也找来看一看。”巴老又说：“《随想录》第二集已经编好，香港很快就要出来了，但国内还没有出。”

小林回来时，已是下班时间，我告辞，但巴老留我一起吃晚饭聊天，8时许归。

1981年4月16日下午，我正在机关听冯牧、陈荒煤的录音报告，冰心老人女儿吴青来电话说：邓友梅、李小林都在我家，你也马上过来吧，咱们一起去看巴老，晚上邓友梅请客。我匆匆赶到民族学院冰心家，已经快5点了。

冰心老人正在与一位文质彬彬、轻声细语的女士谈文稿事。老人家稍胖些，比去年十月住院时面色精神都好得多。冰心老人说：“小陈，你过来。”她拿出几张照片叫我看。照片可能是清末或民国时的，男女都穿长衫，共三个人，中间是个小孩。冰心问我：“那个小孩是谁？”我看了看说：不知道，是个小小子儿。冰心笑了，说：“那就是我。我小时候，一直穿男孩的衣服，直到十二岁，不戴耳环，还学骑马打枪，是个野孩子。”我问为什么？冰心说：“让我不受束缚，自由发展……”临出门时，冰心说：“去年访日，我回来一个字也没写。你写的那篇文章，用了我在岚山写的四句诗，那是唯一的纪念。”

与小林、邓友梅、吴青一起到国务院第九招待所。巴老听到我们的说话声迎了出来。巴老说：“曹禺刚走，一起谈了半天。”我们进来时，正好看见一辆上海牌轿车开出大门，里面坐着曹禺。

巴老晚上有个招待会，出门时对我说：“欢迎你到我家来偷书。”我说：“等您的《随想录》印出来，我得多偷几本。外联部的人都想要呢，但他们脸皮薄，不好意思张口，我脸皮厚，就叫我给他们要。”巴老笑着说：“好的，好的。你来吧。”

1981年10月13日，巴老从欧洲访问回来，住在燕京饭店，我去看望。巴老问：“我的《随想录》第二集给你了没有？”我说没有。巴老起身找书。小林说：“他过几天到上海来，叫他到家里来拿吧。”我说：“好，自己去偷。”巴老说：“你在文章中说，到我家随便偷书，去了又不多拿，只造舆论，没有行动。”小林说：“你叫他随便拿，他又不好意思多拿了。”巴老嘿嘿地笑起来。巴老所说的文章，是指上次见面时我送给他的《江城》杂志，上面有我写的《在巴金家里做客》，里面说了“偷书”的事儿。没想到，巴老不但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

作者与巴金在日本岚山周总理诗碑前

虽然孔乙己说，窃书不能算偷，但为了避免误会，不妨在此多说几句。

那是1980年春天，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巴金，副团长冰心、林林，团员艾芜、公木、草明、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随员吴青、李小林，翻译陈喜儒）结束在日本的访问， 由长崎回到上海。开完总结会后，有人说：这十几天，大家在一起，形影不离，其乐融融，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令人留恋。但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上海，各奔东西，以后不知何时才能见面，所以我提议，走之前，去巴老家看看，向巴老道个别吧。大家一致赞成。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一辆小面包，去巴老家。拐进武康路，就远远看见巴老等在大门口，如雪的白发在春风中飘荡。

走进院子，眼前是一栋三层小楼。楼前有个花园，种着玉兰、月季、樱花。樱树不高，花朵繁盛，只是时令已过，在即将凋谢的樱花下，已经长出嫩叶。

在客厅里，巴老把签好名的书一一送到每个人手里。一本是巴老的散文《爝火集》，一本是巴老翻译的俄国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老在给我的《爝火集》扉页上写道：赠喜儒同志 巴金 八〇、四、十八。在《往事与随想》的扉页上写道：赠喜儒同志  巴金 四月十八日，但没写年份。我如获至宝，紧紧抱在怀里，生怕它们不翼而飞。我是巴老的忠实读者，远在中学时代，就读巴老的书，对巴老怀着“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的敬重，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机会到巴老身边工作，为巴老当翻译，得到巴老签名的赠书，真是三生有幸，喜不自禁，如在梦中。

巴金《随想录》的部分版本

我是第一次到巴老家，突出的印象是书多。客厅里，楼道口，阳台上，洗手间，到处都是。我和杜鹏程想看看巴老的书房，就结伴上了二楼。书房四壁都是书柜，各种外文辞典很多，占据了很大空间，而且都摆放在顺手的位置，看来这些是巴老经常使用的工具书。还有一些日、英、法、俄、世界语等外文书刊和部分线装书。三楼是书库，地板上，书架上，到处堆着书，弥漫着旧书刊特有的气味。

我们从三楼下来时，巴老陪冰心老上楼来。巴老说：“小陈，你需要什么书，自己随便拿吧，我这里买书方便。”我喜出望外，随手在巴老的书柜里拿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往事与哀思》，其中有巴老怀念何其芳的文章《衷心感谢他》，想必是出版社赠送的样书，但我没问巴老这书还用不用，就在扉页上写道：“巴老家的书，可以随便偷，随手拿了一本，作为纪念。1980、4、19。”我写完，读给巴老听，对巴老说：您得签字，证明此言不虚，否则别人会认为我是吹牛，或者是顺手牵羊，那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巴老笑着说，好的，好的，拿着我的笔，写上巴金二字，表示完全同意。字很大，是我的字的二倍，因是站着写的，笔画细，还有点飘，但这是巴老赐我在他家随便偷书特权的上方宝剑，想必天下独此一份，是纪念，更是宝贝，急忙藏在怀里，从此秘不示人。杜鹏程也想要一本《往事与哀思》，但书架上没有了，巴老说：“还有，还有，我去找。”后来不知从那里找到了一本，晚上叫人捎给了杜鹏程。

我们告辞出来时，巴老一直把大家送上车，又特意过来对我说：“小陈，你什么时候想偷书，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大家都笑了，说今天出了个小偷……

《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4月出的，有四张插图，其中有两张是巴老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长崎、广岛时拍的。在长崎那张是摆拍，全团加陪同人员，下面的说明写道：“作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在长崎和平公园，一九八〇年四月摄于长崎。”在广岛那张是全团参观完往外走时记者抢拍的，下面写道：“作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广岛和平公园慰灵碑前，一九八〇年四月摄于广岛。”我不知这说明出于何人之手？如果是编辑，显然不合适，因为巴老是团长，应该用“率”，而不是“随”。如果是巴老出于谦逊自己写的，虽然可以理解，但团长随团访问，也觉得有点别扭，不合逻辑。倘若不用率或随，而用“与”如何？是否顺溜些？书中与日本有关的文章有四篇，其中《友谊》《访问广岛》《长崎的梦》三篇是访问记，附录《我与文学》，是临时应邀在京都文化讲演会上发表的讲话，旅途中赶写的。

作者在巴金家中

这本书，是我到巴老家拿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陈喜儒同志  巴金  八一年十月。”在巴老签名时，我递给巴老一个名单，上面有中国作协外联部十来个人的名字，他们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让我替他们要。巴老按照名单题签，费了不少时间，还叫我核对一下,名字是否有误。

此后，不管外联部新来的大学生想要巴老的书，还是有人买了巴老的书，想请巴老签名，都来找我。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巴老与读者之间的“联络员”、临时代办。而且每次巴老都是和颜悦色，有求必应，我也认为这是助人为乐，乐此不疲！其实巴老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虽然发誓要出13本书，但精力不济，力不从心，眼看着自己制定的计划无法完成，心里十分着急。在这种时候，本应让他静静地写作、思考、做事，不要打扰，但我生来愚钝，浑然不觉，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等我醒过味来，悔之不迭，急忙向巴老“请罪”：我太不懂事，让您费心费力费时间，而且没完没了，罪该万死，但我保证，从今以后，不管何方神圣来求我，一律拒绝，再也不会给您老人家找事儿添乱了。我信誓旦旦地表白一番之后，又拐弯抹角地强调：您的新书，千万可别忘了我……巴老明白我的心思,笑了，说：没关系的，年轻人喜欢读书，是好事，我支持。

《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0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  十二月卅日”，没写年份，但估计是1982年。其中有《随想录》日译本序。

《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10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  八四年十二月。”插图中有一张我为巴老当翻译的照片，说明为：“一九八三年九月，作者在家中接待日本作家水上勉。”

水上勉先生是巴老的老朋友，远在1963年，巴老就与严文井、马烽到水上家做客。水上年轻时读过巴老的《家》，他说《家》是一部描写封建时代高氏家族没落衰败的作品，从中也可以了解封建时代的中国。1983年，他率领日本中青年作家访华，特意到成都看巴老故居，参观小说《家》的舞台，到上海后代表日本笔会，邀请巴老去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大会。他说日本朋友都很想念您，如果您不来，朋友们会失望。这一集中有两篇关于日本的文章，一为《修改教科书的事件》，抗议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把“侵略”改为“进入”；一为《附录 答井上靖先生》，是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十周年与井上靖先生的通信。

《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12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无年月日，但书中插页里有张照片，是巴老为中岛健藏先生扫墓时，我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横川健先生的相机拍的。

1984年5月9日，巴老应邀赴日参加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第二天上午11时，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白土吾夫和佐藤纯子陪同，乘车来到世田谷区的豪德寺，为中岛健藏先生扫墓，中岛先生的夫人京子女士也从故乡福井赶来，在门口迎候。

豪德寺入口有几座木结构建筑，后面是一大片墓地。巴老沿着沙石小路，由我和小林搀扶，吃力地移动左腿，默默地向前走，脚步缓慢而沉重。中岛先生的墓碑，用灰青石雕成，约有一米高，正面刻着中岛和夫人的名字，但夫人的名字用红色。白土先生指着墓碑说：“这是我们的习惯。”巴老点点头说：“我们过去也这样。”

巴老亲手把鲜花插在墓碑两侧的花瓶里，之后退后两步，向中岛碑三鞠躬，并按日本习俗，用清水洒在碑顶。巴老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77年。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说着流下了眼泪。京子女士说：“以前您总是劝他少喝酒。”巴老说：“他喜欢喝酒，又有海量。我虽然常常劝他少喝些，但我也知道不会有什么用。那时形势不好，他心情郁闷，借酒浇愁。1965年元旦，我和田汉陪他去苏州，过得很愉快，但现在他们两个都不在了。”

1979年6月11日，中岛先生患肺癌逝世。巴老十分悲痛，马上发了唁电，并写了《中岛健藏先生》一文，悼念老友。巴老说：“我深深体会到，要是没有中岛先生这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吗？只有由荆棘丛中、泥泞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能充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岛先生工作的重大意义。”

离开墓地时，巴老又为中岛先生鞠了一躬，向老友告别。他含着泪对京子女士说：“看到中岛先生的墓，我安心了。他是多好的人啊，没有私心，为了人民的友谊，拿出了一切。”

这一集中有两篇关于日本的文章，一篇是在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上的发言稿，放在附录里，题目是《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另一篇是回国后写的随笔《访日归来》。

巴老《随想录》共收文章161篇，其中与日本有关的文章12篇，占巴老国际题材随笔的一半还强。巴老一生访日六次，日本朋友最多，感情也最深，由此也可见一斑。

《随想录》合订本上下两册，三联书店1987年9月出版，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  八八年三月。”上卷插图保留了《真话集》中访日的两张照片，但说明改为“作者与中国作家代表团在长崎和平公园”，“作者与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广岛和平公园慰灵碑前”，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心中窃喜。下卷也用了《病中集》我为巴老当翻译的照片，但说明改为“作者在家中接待日本作家水上勉（一九八三年九月）”，《真话集》中用了我拍的那张照片，说明改为“中岛健藏先生墓前：京子夫人、小林、作者、白土吾夫（一九八四年五月）”。

我还有两种《随想录》的线装本。一种是五卷一函，华夏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函封由冰心老人题签，花绫面，竖排，繁体，名为《巴金随想录》，巴老在扉页上写：“陈喜儒同志  巴金  九五年十二月。”一种是《巴金随想录》手稿本，一函五册，蓝绫面，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那时巴老已久卧病榻，不能写字，由上海作协外联室徐钤、陈贤迪替巴老盖上图章和签名章。图章为红色，签名章为黑色，但签名章盖歪了，又重盖一次，所以扉页上有两个签名章、一个图章。

另外，巴老还送我一套巴金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94年出版，26卷，其中第16卷（1991年出版）是《随想录》。如果这也可算一套的话，那么巴老总共送我《随想录》五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