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姚立，历任北京商学院国际贸易教研室主任、经济贸易系副主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科研成果有《国际贸易概论》《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与政策》《商务管理》《中国商业发展报告》《新编商务谈判》等。主持或参与安徽省芜湖市世界银行国企改革技援项目、北京市中小企业出口问题研究、北京市餐饮业市场环境与竞争力研究。曾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对外经济贸易部普通高校第二届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全国特等奖等。

1947年，姚曾荫在美国美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深造时留影

父亲离开我已经35个年头，回想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那么忙碌。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坐在书桌旁翻阅资料、奋笔疾书的身影，永远不知疲倦。

父亲勤奋一生，对工作是极为认真的，研究态度是严谨的。他那个时代信息来源没有当今这样便利，信息资料收集几乎都靠手工。几乎每周他要去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等，有时无法借阅只能预约，来通知后再跑一趟，那时搞研究用于交通方面的时间成本是很高的。父亲订阅了很多种报纸及期刊，读书做资料卡片成了他每天必须的工作。每一份详细记录的读书资料卡片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撰写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国际贸易概论》时，已经积攒了九万多份读书资料卡片，这上百盒的卡片资料占据了家里很大的空间。父亲的老同学谭伯伯称他的研究方法是聚沙成塔。

父亲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国际贸易学科的建立。他生活的时代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很多研究领域还不像今天这样开放，但他始终认为“国际贸易学是一门开放性的科学，国际贸易的研究工作也应实行开放的政策。”“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学是在和其他学派的交流和交锋中，不断充实自己、锻炼自己、发展自己和完善自己的。它能从其他学派吸收各种有用的资料、有科学价值的学术见解和有用的研究方法。”“应博采众长、广纳百家，做到为我所用。凡是对国际贸易科学的建立和发展的一切有科学价值的合乎事实的东西，无论是来自东方的、西方的、南方的或北方的，我们都要借鉴过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一切带有辩护性的说教，我们都应抛弃掉。”（《国际贸易概论前言》）。父亲的研究思路始终是开放的，学术思想始终像年轻人一样活跃，他的学术眼光是敏锐的，而研究态度与治学态度是认真严谨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时间好像越发不够用，手头要完成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他在门外贴了一张字条，请来客将谈话时间控制在15分钟。这张字条他的很多同事、朋友和学生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对待师长是极为敬重的。记得从我四岁开始，每年的大年初二早晨，必定带我从城里坐公交车去北京大学给他的恩师赵乃抟先生拜年，路上来回需要一上午时间，再忙也要去，在老师家里只坐二十几分钟就走，从不在恩师家吃饭，避免增添麻烦。为了怕中午回来太晚错过午餐，往往准备好面包加肉充饥。这些做法看似平常，但是能够坚持近40年就很不容易了。在赵先生过世之后，依然坚持去看望师母直至师母离世。父亲这代人的师生情谊他并没有对我专门说过，我是从他的做体会到的。

父亲有几位好友每年都有走动，印象比较深的有中科院经济所的严中平伯伯、巫宝三伯伯等。他们都是原中央研究院的同事，从事不同领域的研究工作。他们之间有几十年的友谊。记得三年灾害困难时期，有时家里有了一点好吃的东西，往往请几位老友前来分享，他们边吃边聊，其乐融融。我当时还小，只是礼貌地打个招呼后，便自觉地去找同学玩了。每年父亲也会到几位老友家里做客，我并不跟随，每次回来他的心情都很好，想必他们聊得很开心。

姚曾荫在著书

父亲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出生时已家道中落。祖上为安徽桐城的姚鼐（1731—1815），是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乾隆28年（1763）中进士，年才四十，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我的曾祖父姚锡光，江苏镇江丹徒镇姚桥人，是晚清一位颇有远见、思想敏锐的政治军事人物，是中日甲午海战主战派人物之一，其职务最高做到兵部侍郎。姚锡光一生著作颇丰，代表作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筹藏刍议》《筹蒙刍议》《姚锡光日记》《姚锡光文稿》等，其中《东方兵事纪略》是姚锡光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痛深创剧”的打击下，为“明耻”而作的书。该书叙事平实生动，记载完整周详，是当时人记载甲午战争史的权威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和史料价值，对甲午战争史研究有深刻影响。此外，姚锡光对地方事务、民族关系、军事理论方面也卓有成就。

父亲1915年出生时家里境况已经大不如前，曾祖父姚锡光离家回到江苏镇江，把一大家人留在了北京，由于原来并无多少积蓄，我的曾祖母操持这个家很不容易。父亲的几个伯父、叔叔、姑姑及他们的子女都在一起生活，没有分家，像吃大食堂。大家庭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父亲的一位伯父的一些收入及亲戚帮衬。我的祖父一直在江苏镇江从事民营的公益事业，收入微薄，无法接济家里。父亲六岁时我的祖父因病去世，享年36岁。父亲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妹妹。我的祖母没有工作，无法抚养起四个子女，无奈将我的姑姑寄养在天津亲戚家里。父亲兄妹四人都很争气，先后都凭努力大学毕业。父亲自小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熏陶，并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从小知道自立，读书用功，通过得到奖学金读的高中，又通过考取奖学金读完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

父亲对待骨肉兄弟的情义，是留给我的一份无价之宝。

姚曾荫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副研究员

1937年父亲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挤出钱来资助弟弟姚曾序读燕京大学。我的叔叔姚曾序建国后在中科院上海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至今健在，今年已98岁高龄。我的伯父姚曾廙，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一生所译著作达七、八百万字以上。其中主要有《中国关税沿革史》《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现代资本主义》《现代英国经济史》《经济通史》《日本维新史》等。新中国成立后，因肝硬化等疾病缠身不得不卧病在家，辞去了东吴大学教授职务。父亲从五十年代就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钱来贴补伯父一家的生活，每月工资发下来就会马上寄出，20多年从未间断，直至1976年伯父去世。

父亲1946年赴美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当时由于交通没有当今这样便利，加上费用问题，只能坐船。他采取在船上餐厅打工的方式来减免船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美国的很多朋友劝说他留下，他还是毅然回到国内。我在上世纪60年代他最苦闷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是否后悔回来，他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他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回到中国，不能为美国人做事。他从来没有为他回国一事后悔，即使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1979年，姚曾荫在斯坦福大学访问交流

父亲从教几十年，对他的学生在学业上的指导从来都是严格认真的，对学生交来的每份作业都是认真批改，家里面还保存着一些他当年批改过的学生论文及作业。他对他的博士生也都是尽量提供参加各种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机会。父亲的博士研究生有4人：黄剑平、腾德祥、叶建亚（女）、罗龙。腾德祥和叶建亚是对外经贸大学专职教师，罗龙考上博士后也成为本校专职研究人员，只有黄剑平是脱离工作岗位的全日制在校博士生，为了读博，他放弃了对外经贸部官员身份以及当时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和“干部指标”。给国际贸易博士生授课的老师，都是父亲从社会上请来的全国最好的学者。如讲“货币论”的是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罗承熙先生，讲“发展经济学”的是厉以宁教授等。黄剑平博士在回忆时谈到：“我的导师姚曾荫教授是国际贸易领域泰斗级的专家，也是当时国内唯一国际贸易专业的博导，能跟他学习是我莫大的荣幸。当时所有重要的经济论坛都邀请他，他时常让我参加。去前我会精心准备论文。正是在这些论坛上，我结识了我国经济学界的一批青年才俊，并向国外同行展示着自己，也为我到美国新泽西州大学作论文选题，和为美国公司作咨询项目乃至创办后来的投资咨询公司打下基础,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创办了剑平国际。我特别感谢姚教授给予我的这些机会。” 黄剑平还说：“从姚曾荫教授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风范。姚先生真是在搞研究。在他看来，学术上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与姚先生见面之前，如果我不看几天书，不把想说的问题搞清楚，不准备谈一个论点，是绝对会碰壁的。1988年我在美国新泽西州大学做论文选题期间，我的恩师不幸逝世。我不禁想到出国前，他曾送给我一支钢笔，这成为对他永久的纪念。还有自1985年我第一次慕名求访以来的幕幕情景：他先是将我作为一个校外自学青年加以辅导，后来又鼓励我考他的博士生，最后使我有机会正式成为他的一名学生，他对我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关心和帮助……这些都是我一生也感激不尽的。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每逢过年我还会去看望师母。”

1985年9月4日，姚曾荫与校领导接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来对外经贸大学访问

回忆父亲对我的关爱和培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我从小至17岁我上山下乡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前，第二阶段为我1976年从黑龙江返回北京之后。

我有着一个快乐的童年，每天下学做完功课有很多时间和同学及小伙伴玩耍，不像现在的独生子女从小就被约束。父亲对我比较宽松，使我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只是对我的身体健康及学习较为关注。学习的参考书籍及用品购买上总是全力支持。记得四岁时有一次发高烧在家试口腔体温计，不小心手臂将体温计别断在舌下，水银及碎玻璃都在嘴里，赶快吐在地上。父亲见状急坏了，马上背着我向医院跑，在父亲背上一颠一颠的感觉、父亲喘着粗气的急速呼吸声至今记忆犹新，那一次幸好碎玻璃及水银没有进入体内。1964年8月发中学录取通知书时，我发现父亲和我一样在期盼，外贸学院宿舍里很多人都接到通知书了，有北海中学、民族大学附中、四十中、七中等，我的还没到，我们就站在宿舍门口等。当邮递员离我还有十几米时就大声喊：“姚立被四中录取啦！”北京四中在人们心目中是北京最好的中学，这消息迅速传开，连胡同里住的很远的人都来向我们祝贺，父亲高兴地连说“不错不错”，说我还了他一个愿，他当年也报考四中可惜没有如愿。父亲对我考上北京四中的奖励是每月给我四元钱零用，这对于我来说已经很知足。我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临别的大客车旁，父亲反复嘱咐要注意安全，要记着给家里来信。我不断点头，侧过脸去，眼睛里含着泪水。这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儿行千里父担忧。不久，父亲带妹妹姚方随外贸学院同仁南迁河南固始五七干校，母亲罗莲随中科院赴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全家从此天各一方，四年多不得重聚，只能靠书信来往。记得我二十岁生日时曾接到过父亲来信，叮嘱我这是一个重要时刻，人生应有目标，不要忘了学习，不要过早地恋爱，做事应脚踏实地。他的话我一直记着。

1982年，全家合影（后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1976年我返城回京，全家终于又生活在一起。返京后分配给我的工作是一份重体力劳动，父亲对此并没有异议，只是再次提醒我不要忘记学习。恢复高考后，我在1978年考上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父亲向我开放了他所有的书籍及参考资料指导我学习，并引导我去对外经贸大学听了很多老师的课，这些收获使我受益终生。

父亲一生辛劳，不求安逸，追求平淡的物质生活，在精神生活上是丰富的、充实的，敢于讲真话，秉承着祖上的读书传统和民族气节。

他属于他那个时代，现在他那样的学者已经凤毛麟角。父亲虽然已经离我远去，但留给我的许多东西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一丝不苟聚沙成塔的研究态度、敢于讲真话的率真秉性、对人的真诚、对师长的敬重及对晚辈的提携等，是留给我永远的精神财富。

对外经贸大学及商务印书馆已出版了父亲的三卷文集，并在怹诞辰百年时，在对外经贸大学院内立了他的铜像。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母亲、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对外高级编审罗莲女士，正是由于她的精心呵护与认真分类保存，父亲几十年的手稿、当年外贸学院的相关资料历经浩劫还能够大部分被保留下来，这才有了父亲的文集。父亲的手稿与资料一部分已经整理后捐给了对外经贸大学档案馆，余下的准备整理后全部捐出。

文集的出版，是对父亲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已经长眠的父母的一份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