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真燕，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向往革命

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岑兜村（今子英村），地理位置优越，面朝大海，交通方便。近代以来，这里不仅贸易繁盛，而且前往海外谋生定居的人居多，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侨乡。1910年5月3日，著名的归侨烈士李子芳就出生在这里。

李子芳的父亲李兹螺，早年到菲律宾做侨工，先是在码头做搬运，由于过度劳累落下一身病痛，后来靠经营一个小杂货商店为生。母亲施荷在家乡务农，染上瘟疫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李子芳8岁时用父亲寄回来的钱进入家乡的银江小学读书，因父亲经营的杂货店破产，不久又患病身亡，李子芳因此而辍学。

为了谋取生路，1924年，年仅14岁的李子芳随同乡结伴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岷里拉，在先期来到菲律宾打工的姐姐李淑铭的帮助下，到一家商店里当学徒。学徒工的待遇低下，工作辛苦，这些他都不怕，但他更渴望的是读书。不久，又在亲友的帮助下，才得以半工半读的机会进入岷里拉中西学校读书。

在学校里，李子芳刻苦学习，不仅把各门功课学得很好，同时，对国内的革命形势尤为关注，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一些进步书刊和报纸阅读，了解国内革命斗争的发展情况。当北伐战争不断胜利的消息传到海外后，广大华侨深受鼓舞，李子芳在岷里拉再也呆不住了，他同姐姐商量，决心要回到祖国投身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运动。

青年时代的李子芳

姐姐劝他说：“你就在菲律宾读书不是很好吗，这里吃穿都不愁，回到国内就要过苦日子了。”李子芳坦然地说道：“菲律宾再好也是外国人的，中国再穷再弱也是中国人的祖国。俗话说‘父母不嫌子女丑，子女不嫌父母穷’，既然咱们的祖国这样穷、这样弱，凡是有志气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她争气立志，让她振兴崛起。”

1927年初，李子芳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为了能够方便地读到更多的革命书籍，同时不中断学业，他先是就读于泉州培元中学。刚一进入该校，李子芳便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并向他们推荐进步书刊《共产主义ABC》《向导》《新青年》以及他由南洋带回来的马列著作等。他的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校方的注意，校方找到李子芳发出警告，劝他不要组织和参加这类活动，李子芳根本不听，并与校方进行争辩。在多次劝告无效的情况下，校方不得不将他除名。

李子芳后又相继转入晋江中学和黎明中学，他不顾危险，仍继续参加各种形式的学生运动，在学生中秘密传播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抨击黑暗势力和校方的压制行为。不久，李子芳又被学校当作“过激”分子而推出校门。

1931年，李子芳经朋友介绍，来到泉州东郊法江小学任教。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利用各种方式向学生传播革命道理，揭露农村贫穷不均、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的罪恶现实，并指导学生成立自治会，出版会刊《竹芽》。他的革命活动很快触怒了反动当局，引起当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不满，并受到监视和刁难，他只好再次离开泉州。

为寻求革命道路，李子芳来到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当了南京中央大学的一名旁听生。在一片白色恐怖下的南京城，李子芳所听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国民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反动宣传，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再度转回家乡。他在家乡结识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并积极加入了厦门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等进步团体，开始了他革命斗争的生涯。

参加红军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了漳州，随即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扩大红军队伍。李子芳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只身前往漳州要求加入红军。当东路军政治部的同志从厦门互济会那里得知李子芳是位有思想、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时，便将他分配到红4军政治部组织部工作。从此，这位勤奋好学，拥有广博学识和较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青年人在红军队伍中如鱼得水，大显身手。

1932年6月，李子芳随红四军进入江西苏区。红四军政治部改编时，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在中央苏区期间，李子芳努力学习军事知识，认真完成政治部的各项组织工作，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工作激情和干劲。不久，他参加了第4次反“围剿”作战。在激烈的战斗中，李子芳英勇果敢，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1933年4月，李子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又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导致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蒋介石50多万兵力的分路“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李子芳随红一军团行动。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红军减员严重，干部调整变化十分频繁，李子芳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卓有成效地协助军团领导做好部队中各项政治工作。

长征初期，红一军团沿着闽赣崎岖陡峭的山路行进，战士们情绪很低沉，走的很疲劳，有的说：“照这样走下去，何时才能到达目的地？”部队上下弥漫着对前景焦虑和不安的情绪。时任组织部干事的李子芳觉得应打消战士们的顾虑，提振部队士气，活跃战士们行军中的文化生活。于是，他发起了“行军途中学认字”的活动。他找来笔墨在旧报纸上写下“革命”“团结”等词语，让战士们边走边传看学习，每天教大家认十来个字词，一个月行军下来能识得几百个字了。后来他又教大家成句的话：“我们要坚定反对政治上的动摇和逃跑主义！”“红军将来还要打回来的！”“不怀疑中央的军事决策”等等……这样一来，既让战士们认识了字，又不失时机地将首长的指示精神传达到部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效果。

李子芳戎装照

时任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肖华，在后来的纪念文章里深情写道：“李子芳总是那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总是那样生气勃勃、永不怠倦，当时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他是部队中的佼佼者。”

经过40多天的行军，红一军团从江西南部于都的铜锣湾打到湘桂交界的湘江上游。这是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也是“长征中最危险的日子”。李子芳原本已随先遣部队提前过了湘江，后因组织上急需政工干部加强宣传工作，他又主动请缨返回东岸参加政治动员，还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接运伤兵。

放眼湘江，血流成河。这一天，李子芳刚救送完一批伤员，发现一位支前的农民大爷负了伤，倒在距离渡口不远的小路上呻吟。李子芳正好路过这里，他三步并两步地冲上前扶起了老乡，为他进行包扎，然后掏出备用的两块银元塞到大爷的手里，还倒出自己的部分干粮给他。一顿安慰后，才匆匆离开，又赶往更激烈的战场。

成绩突出的“110部长”

1935年4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后方机关工作人员要到前线担任职务的指示，李子芳被派到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任政治干事。他虽身在团机关工作，但经常下到连队，住在连队里和战士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行军休息时，他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帮战士修草鞋一边了解战士的思想情况，鼓励战士们克服眼前困难，坚定必胜的信心。同年秋天，李子芳回到红一军团担任组织科长，后又担任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随部队历尽艰辛到达陕北。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后，又不断吞并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2月，中国工农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华北前线直接对日作战，李子芳接任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随军东征。

5月初，由于国民党军的阻拦，东征红军出师不利，抗日先锋军被迫回师陕北。李子芳发现不少干部战士情绪受挫，就耐心细致地告诫大家：“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这一年，他随西征的部队出师秦陇，参加了巩固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推动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发展的工作，组织和领导了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等重大活动。在红一军团政治机关干部中，李子芳各方面的工作总是走在前面，参加政治理论学习更是如此。一次，红一军团组织师以上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和邓小平同志亲自授课。课后，聂荣臻政委命题组织理论考试，邓小平负责评卷，李子芳和第1师师长陈赓同列第一名。

1936年秋，红一军团在甘肃七营川吊嘴子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世界知识，为了检测大家的学习成绩，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拟出了“帝国主义几大特征”“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五道考题。考试成绩出来后，李子芳部长和陈赓师长同时取得110分的好成绩。邓小平副主任在学习总结中说：“李子芳和陈赓同志成绩最好，都考得了100分的满分。另外，为表彰他们的认真学习精神，再给他们二位各加10分，以资鼓励。”从此以后，大家都亲切地称呼李子芳为“110部长”。

1937年秋，李子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

新四军的“干部之家”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组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抽调部分干部充实新四军各级领导力量。10月，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李子芳，奉命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接受任务后，随即率30余名干部从延安出发，经西安、武汉，千里迢迢赶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在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和的直接领导下，参与新四军军部的组建工作。

李子芳在新四军期间

当时，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主任邓子恢均未到职，李子芳除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担负起筹组政治部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政治部机关及其所属组织、保卫、宣传、民运、敌工等各部领导机构都很快建立了起来。他为人持重，处事严谨，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知人善任，深得机关人员的尊敬和拥戴。

组织部新来了几位爱国华侨，刚开始，他们热情很高，决心很大，但因工作不熟悉总是忙不到点子上，艰苦的生活也不习惯。李子芳在生活上热情地关心他们，工作上组织新老传帮带。一有机会，还亲自带领这些同志深入到部队，就如何组织基层干部战士召开座谈会，如何搜集第一手材料等，进行言传身教。返回机关后，又领着他们对调查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整理成文，使这些同志很快熟悉了工作。

李子芳常说：“组织部就是干部的家。”当有的干部从前线回机关或者来政治部开会、办事，他大都亲自接待，忙不过时就交待别人热情照顾，把最好吃的东西送给他们吃，把最好的床铺腾出让他们睡。当时，组织部住在一间70多平方米的民房里，办公、睡觉时都挤在一起。特别是团以上干部来到组织部，他工作再忙，也要亲自找其谈话，既了解了前线情况，又掌握干部本人工作和生活的要求，使部队干部深深感到来组织部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亲切温暖，心情舒畅。

在一次同干部交谈中，他了解到爱国华侨知识青年陈子谷接到在泰国的两个叔叔来信，要他回泰国继承祖父的遗产。陈子谷感有些为难，觉得自己刚穿上军装就要去泰国，怕影响不太好。也有的同志怀疑他此一去也许不再回来了。李子芳认为，对于爱国华侨知识青年应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他趁开会的机会，当面向叶挺军长提出建议，让陈子谷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到泰国去为新四军募捐，同时处理自己的遗产继承问题。叶军长采纳了李子芳的建议。陈子谷去泰国后，为新四军募捐了一笔款子，并卖掉了自己应得的遗产，凑成一笔巨款寄到了新四军。三个月后，陈子谷又回到了皖南新四军部队。

拒绝先撤

1940年冬天，李子芳因积劳成疾，肺病不断加重，他坚持不休息，仍不停地工作，直到患上了急性阑尾炎，才不得不同意送到小河口的后方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由于李子芳伤口未愈，只能由担架抬着走。军部领导考虑到他随军行动有困难，决定派人找泾县茂林地区找地下党组织，将李子芳等3名重伤病员隐蔽送往江北。李子芳知道后说：“同志们都在前面战斗流血，我怎么能先撤退呢？我是组织部长，要和大家战斗在一起，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块儿!”他再三坚持要留下来，并把担架给撤走了。

军部遭受顽军的重重包围，恶战中，全体将士浴血奋战，伤亡严重。当战斗到了最后关头，叶挺军长决定部队分散突围时，李子芳把政治部机关干部和从各阵地撤退下来的指战员集合起来，编为一个临时突击营，指定邹耀堂为营长、李洪为政委组织突围。他对李洪说:“我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路跑出去。突围后，不管情况如何，对革命不要灰心丧气，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时已不远了!”

在突围战斗中，指战员们不怕牺牲，英勇战斗。但由于敌我悬殊过大，只有少数同志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李子芳因体力不支，行走艰难，不幸落入顽军的魔掌。

李子芳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李子芳被俘后，曾与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敌工部部长林植夫等高级干部一起被囚禁在国民党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李村的一座牢房中，与叶挺军长的囚室相邻。囹圄之中，李子芳找机会向叶军长传递消息，表达了与顽固派斗争到底的决心，使叶挺军长深为感动。叶军长在暗中鼓励大家，并设法照顾李子芳等体弱多病的同志。李子芳拖着病弱的身体，坚持在狱中开展党的工作，对被俘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说：“我从被捕那天起，就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我们一定要争取活着，要活着就要坚持斗争。活着出去，继续为革命做工作。”随后他又说：“只可惜，我为革命所做的工作太少了！”

狱中斗争

为了阻止李子芳等人与其他被关押人员的联系，1941年7月，李子芳、黄诚、王丰先、徐锦树、廖振文、陈子谷等10名新四军干部，被解押到石底监狱。这里山上山下围着铁丝网，遍设岗哨，戒备森严。李子芳提议建立狱中秘密党支部，他被推选为支部书记。有了党的领导后，狱中斗争更加坚强有力了。在这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李子芳常趁吃饭、服劳役、上厕所、洗衣服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对难友们进行革命形势和气节教育，提醒大家对眼前的严酷现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坚持在斗争中求生存，力争越狱，能逃就逃。逃出去后，继续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时也要有不能越狱的准备，做最坏打算：“斗争到底，准备牺牲。”

在李子芳和党支部的领导下，难友们经受住了敌人的酷刑拷打和利诱，严守党的机密，痛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经过斗争，李子芳等被囚人员得到了可以去厨房帮厨做饭的权利。在厨房里，他们发现房子的墙底层用红石砌成，白灰勾缝，只要把白灰挖掉，石块就可以松动推开。这个意外发现，使大家觉得找到了一个可以越狱的机会。于是，党支部研究决定，组织挖石墙开洞，实施越狱。

一天夜里，大雨滂沱，天黑如锅底。牢房里的豆油灯下，李子芳和难友、原新四军军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二人以下棋作掩护，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摆开棋阵。哨兵见他俩棋战正酣，便放松了警惕，懒洋洋地走到一边打起盹来。此时，厨房里的难友正紧张地挖着墙石，不一会儿，墙石被撬开一个大洞。按照党支部的事先安排，徐锦树、廖振文、胡崇德三位身强力壮的同志先行越狱跑了出去。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的事发生了，敌勤务排的一个士兵挑着米进了厨房，发现了那个洞口，急忙跑去报告了长官。长官一听吃了一惊，立即下令紧急戒严，派出宪兵去追捕。逃出去的徐锦树三人因天黑雨大，还没跑多远，就被宪兵追上了。在反追捕的搏斗中，徐锦树中弹牺牲，廖、胡二人被抓回。

翌日清晨，特务头子张超气急败坏地来到石底监狱，叫人把徐的尸体抬进来，对李子芳、黄诚等人大叫道：“你们看到了吧!想逃，一个也逃不掉!这都是你们指使的结果。”

李子芳严正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要凭中国人的良心说话。我们都是坐牢的，谁能指使谁呢?徐锦树的行为，是一种英勇的行为，是一种不甘心为恶势力所屈服的行为，是一种代表人类追求光明、坚持正义的行为。我要不是身体虚弱，也会逃出去的，那又是谁指使的？ ”

李子芳一席话，批驳得张超哑口无言、瞠目结舌。随后，张超恼羞成怒， 下令加强管制措施，并给李子芳等人铐上脚镣。

面对严峻的形势，李子芳告诫难友们说：“敌人的软化政策已经破产，凶残的镇压已经开始，斗争将会越来越残酷。但不管情况如何恶劣，我们必须坚持革命气节，决不妥协屈服! ”

果然，狡猾的敌人立即把一批同志转移到周田监狱去关押，以切断李子芳同外界的联系。战友们分别的前一夜，互相依偎着躺在通铺上作最后的话别。李子芳殷切地叮嘱大家说：“到周田后，你们要迅速摸清情况，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只有加强团结、坚决斗争，才是出路!”他在狱中写道：

铁军战士不弯腰，岂能怕死去求饶。

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

铁军战士不发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大举进攻浙赣地区，进逼上饶。4月23日，国民党顽固派在匆忙撤退前，指使特务残忍地用毒药和棕绳将李子芳、黄诚、廖正文和胡荣德四人杀害。李子芳就义时，年仅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