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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旧事

父亲已经去世20多年了,很多往事都变成了旧事。

我的老家在山东莱阳,记得7岁那年,父亲和几个同乡搭伴出去闯关东。母亲带着我们兄弟4人在老家过着极其贫寒的生活,常年吃的是生了虫子的地瓜干。由于没有柴烧,一天只能吃一顿热饭,其它两顿全吃凉的。父亲一年只能回来一次,住个四五天就得返回东北。母亲和我们兄弟四人一年365天最大的盼望,是父亲回来过年;最大的失望是过了春节父亲就得离家出走。记得那年初四一大早,父亲背着行李离开了家,刚走不一会儿就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雪,顷刻间,村庄、田野、山川都被裹进暴风雪中。望着外面的大风雪,母亲坐在锅灶旁默默地流泪。看母亲流泪,我也流泪,用小手给母亲拭擦脸上的泪痕,母亲抱住我哇地一声哭出了声。那天晚上,全家谁也没有吃饭。从莱阳到烟台90多公里,步行需要一天一夜,没想到第三天天还没亮,父亲又回来了,他满身冰雪,眉毛胡子挂满冰碴,狗皮棉帽冻在头上已经摘不下来。父亲说从烟台到大连的船停运了,哪天恢复不一定,只好又返回来。真不敢想象,父亲在大风雪中走了两天两夜,饿了啃几口冻馒头,渴了吞几口雪,踏着没膝深的积雪,顶着寒风,是怎样艰难地走回来的!这情景成了我童年的梦魇,经常梦到父亲在漆黑的夜晚,顶着狂风暴雪艰难跋涉,一不小心掉进一个一米多深的雪窟窿里,大雪刹那间便把父亲掩埋了。吓得我哇哇大哭,每次都是母亲摇醒我,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不怕不怕,有妈在有妈在……这梦魇缠了我两三年,直到九岁那年,父亲把我们接到东北,在大连瓦房店得利寺安了家,这梦魇才慢慢消失。

到了得利寺,我才知道父亲在东北的艰辛劳作,挣钱养活我们是多么不容易。他是个筐笼匠,在得利寺筐笼社编装苹果的笼子,父亲很能干,别人一天编十几个,他能编二十几个,年年被评为劳模标兵。有一天放学,我到筐笼社找父亲,看到他和工友们正在捞条子,一捆捆的条子泡在一个脏水坑里,需要泡半个多月,把条子泡软了,才能捞上来编筐。我去时,父亲正站在齐腰深的脏水里往上扔条子,他全身沾满了污泥,一捆又一捆的往上扔。那一天,我才知道父亲来东北干的竟是这样又脏又累的活,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汗、用血甚至是用命换来的。

中学毕业后我参了军,筐笼社也解散了,父亲被分到生产队当护青员。让他当护青员,是生产队长看他为人耿直,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外号被称作老铁头。他也确实不负众望,在执法中六亲不认。我十几岁的侄子偷了几个苹果,他捉住后一顿打骂,主动到生产队替侄子交了罚款。那几年,他捉了不少偷生产队东西的社员,得罪了一大批人。

担任护青员那些年,父亲的事迹上了报纸,被评为县劳模,当选为贫协代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辽宁作家协会主席李敬信,曾在得利寺公社挂职体验生活,回去后,以我父亲为原型写了篇小说《老铁头》,刊发在鸭绿江月刊。当时,我在部队文学创作上也颇有点小名气,被吸收为辽宁作协会员。有一次开笔会,李敬信得知我是得利寺人,问我认不认识宋华清,我说那是我父亲呀!他听后开怀大笑,讲了我父亲很多勤劳淳朴、公而忘私的故事。

1967年,我三弟也应征入伍,在青岛北海舰队某作战室任标图员,不幸的是,不到两年就因公牺牲。我和父母亲去部队认领骨灰那些日子,母亲天天以泪洗面,父亲虽然不吭声,但常常在没人的地方默默流泪,极大的悲痛碾压着两个老人破碎的心。但当部队首长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时,他们却同时摇着头说没有。父母亲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民父母一样,他们没有文化,说不出什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却有高尚朴素的家国情怀。他们的儿女为国捐躯了,他们却不向国家提任何要求,唯一接受的特殊待遇,是每年春节公社慰问的二斤粉条和二斤白面,因为他们把这两样东西视为儿子回家过年了,心情沉重地摆在供桌上,跪下给儿子磕头。

三弟牺牲后,母亲得了抑郁症,转眼间就衰老了。她每天坐在门前的枣树旁,呆呆地看着北方,担心着另一个儿子在部队的安全。四弟把母亲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正在事业巅峰的我,决定转业回家尽孝。那天,当我背着行李走到家门口时,发现母亲坐在青石板上,一脸的木讷沧桑,我扑跪在地,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妈……

转业后,我被分配到大连市政府工作,并给我分配了住房。正当我想把父母亲接到城里时,母亲突然得病身亡,走时才60岁,剩下父亲成了我唯一的牵挂。可是他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每次来住不了几天,就急着回农村的家,因为那里有他养的鸡鸭鹅狗,还有他开荒栽的几十棵果树。

我一直努力着奋斗着,虽无大的成就,也取得了一些小的进步,在市政府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提拔为局级干部。春节回家,父亲看我车回来,就偷偷问我:你现在是多大的官?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就笑着说:和你们的县长差不多。他听后,并没显得多高兴,而是沉重地告诫我:你当了官可别犯错误啊。这以后,每年春节回家吃年夜饭时,父亲总要问我犯没犯错误。常言说:过年要说吉利话。我生气地反问他:你希望我犯错误呀!他看我不高兴了,就不再说什么,一个人喝闷酒。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担心和大爱。我的父亲见我当了官,却心生几分忧虑,我知道他所说的犯错误,就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

父亲和所有的父母一样,看到儿女的进步,都会喜形于色。父亲虽然从不当面夸我,但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成为他人前炫耀的资本。儿孙们的出息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显摆”“嘚瑟”的话题。我大女儿考上北大后,他故意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几乎告诉了村里所有的人。当人们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又夸赞几句后,他才能满足得意昂首挺胸地离去。

199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借调我到北京给一位开国将军写传记,住在总政招待所,这给了我一次尽孝的机会。我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并特意选择了乘坐飞机,让他也尝尝坐飞机的滋味。

将军知道我父亲来了,特意在王府井全聚德摆了一桌全鸭宴招待父亲。我父亲能喝酒,七八两没问题,但酒后话多,嘴上没个把门的。我叮嘱他少喝酒少说话,将军问一句说一句,不问就别说,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要看我眼色行事。他点点头,不知所然。

酒桌上,将军与父亲坐在一起,开始时父亲还有些拘束,将军问一句他答一句,尔后看看我,意思是他答得对不对。我点点头,给他一个鼓励的目光。将军频频给父亲敬酒,用的是半两酒盅,将军每次只抿一小口,而习惯了用饭碗喝酒的父亲,一仰脖就是一盅。几盅下肚,便忘乎所以,也不看我眼色了,将军问一句他能说十句。听父亲讲他闯关东的故事,将军不住地点头,有时凝重,有时开怀大笑。两个老头,一个是战功卓著的将军,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越聊越近乎,酒桌上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饭后,将军对我说:你父亲很有意思,淳朴真实,他一生不容易,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让他在北京多住几天,带他参观一下北京的名胜古迹。

第二天一早,司机就开着车来接我们,让我带父亲去参观长城。

真应了那句老话:人逢喜事精神爽。到了长城,一个快70岁的老人,竟然健步如飞,一路向上,甩下我有一个烽火台的距离。

我领父亲参观故宫、登天安门。他急着问我:毛主席是站在哪根红柱子旁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我一一告诉了他。于是,他站在这个地方,庄重威严地留了影。我看他挺着腰板,笔直站立,一脸自豪的神态。

后来我才知道,他回家后,有机会就向邻居们炫耀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拿出一大摞照片给大家看,特别指出他站在毛主席站过的地方照的几张相……

北京一行,成了父亲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也成了他骄傲的资本。我能理解这个苦了一辈子的父亲的那种心情,不管他在乡邻们面前怎样吹牛,我都没有责怪他。

父亲82岁那年冬天,突发脑溢血去世。给父亲守灵那天晚上,我默默掀开蒙在父亲脸上的白布,父亲平静的脸上,似乎还留着那份知足骄傲的神态。一个辛劳一辈子的中国农民,就这样带着他那一代人的淳朴与坎坷走了,走进了历史。我摸摸他的脸,脸是凉的;摸摸他的手,手是凉的!我不断地给父亲灵前的火盆里添纸钱,火苗一次次蹿起来在寒冷中抖动。我知道,明天火化后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童年那个冬天的风雪留住了父亲的归期,而这个冬天的寒风却没有留住父亲。他匆匆地走了,永远地走了,去另一个世界找我的母亲和三弟去了。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无意义,生命就是一个过程。所有的旧事,几代人过后,都将变成破碎的游丝,在岁月的河里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听着家人们在父亲灵前的一阵阵哭声,我泪如雨下……不知是在哭父亲、哭逝去的亲人,还是在哭自己!

这哭声,越来越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