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戴鸿宾，1911年8月18日出生于辽宁抚顺海浪寨杨木林子村。1919年，跟随父亲戴长青迁居汤原县西北沟南靠山村，自幼家庭生活困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的引领下参加革命，毅然走向抗日救国行列。1932年父亲入党，是汤原游击队创始人之一，曾任小队长、中队长、总队长；抗联第六军团长、师长、军长；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兼教导队总队长等职。

初任游击队长

汤原反日游击队在1933年成立初，人少，家伙什也少。戴鸿宾为队长，他一个劲寻思怎么才能多缴获几把枪用来扩大抗日队伍。

1934年初，日伪军在汤原发动“二月讨伐”，纠集500多兵力讨伐游击队。2月5日早上8点多，按夺枪计划，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与其舅舅宋殿双脸上淌着血，相互撕打着，来到了自卫团部，找团长高魁一评理。父亲带领六名化装成农民的游击队员，暗带8支短枪在后面装成劝架的，进入了伪自卫团大院。一群人坐在炕上，围着桌子推牌九。高魁一见李凤林和宋殿双脸上都见血了，正要开口解劝，李凤林掏出短枪，迅速地顶住了他。没等他反应过来，挂在墙上的20多支枪已经被游击队员抢到了手。随后，游击队员又缴获前来开会的李荣等十三个人的枪。至此汤原游击队人手一枪。

2月7日一早，伪军的一个骑兵连来到了七马架屯，放火烧了李凤林家的房子后向西南追来。父亲便让李仁根带两个队员护送李凤林、宋殿双两家人先走，自己带人留下来阻击追兵。父亲喊道：“咱们的新枪还没开过荤，敌人给送试枪靶来了。这是咱们游击队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激战5个小时，终于打败了敌人。敌人死伤十余人后败退，游击队无一伤亡。

不料，第二天上午接到报信：鹤立镇的两个骑兵连中午即可到达木营。这是游击队头一回和敌伪主力作战，父亲和李仁根带领近50名游击队员迅速出发，埋伏在葫芦脖子山坡上，两边都是四、五十米高的陡壁，坡陡雪滑，一小队封住沟口，二小队卡住后头，两边山崖上，子弹像雨点般向伪军扫去，打得骑兵连丢盔卸甲，人仰马翻……。这一仗打死敌人30多，缴枪40多支，虽然没有全歼敌人，但毕竟是与正规军主力作战的一次大胜利。

智取“何木林”奔袭老钱柜

父亲曾饶有兴趣地讲过，日本鬼子发给集贤镇的地主何木林30多支枪，要成立伪自卫队。

1935年8月，父亲穿着伪警察署长服装，20多名游击队员穿着警服，一朝族队员扮成日本指导官，一人扮成翻译官，到了何木林家，以检查枪照为名，查出他家的枪和照不符，“指导官”很生气，说他有私枪，通匪！何木林吓得够呛。这时，父亲对何木林说：“如果你们确实不通匪，把没起枪照的枪起上枪照就行了，过后你们再把枪取回来”。于是，何木林备了三匹马，把枪驮在马身上。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就弄到41支枪。

第二天，何木林到集贤镇一打听，根本没人去验枪。后来游击队给何木林捎去口信：以后再为鬼子做事，小心你的脑袋！

听父亲讲：在汤旺河沟里方圆一千多里的地方，提起“于四炮”来，上至头发花白的老人，下至穿开裆裤的娃娃，都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人。“于四炮”官名叫于桢，本来是个二十多年的老猎户。他收罗的一百多名炮手也都个个是“神枪手”。还有几个头目：他兄弟五炮和黄毛、丁山、张保安、宋锡彬，更是百发百中，人人皆知的。

1935年末,大伙正兴冲冲地忙着过年，“于四炮”投降日本，顶起日本人封的“山林警察大队大队长”的头衔。对日本人，哈腰鞠躬，脑袋都快要够着裤裆；对老百姓呼五喝六，硬要从老百姓的骨头里榨出些油水来。他仗着几个鬼子架起一部电台，执行所谓“建满洲木营”的计划，强征了三万多老百姓和三千多头牲畜，建筑大营，打算在那里采伐十一万立方米木材。

他这一行动还威胁着抗日联军在山里设立的密营、被服厂、医院的安全，一句话，不打掉“于四炮”，对抗联来说，可真是个大祸害。

这天侦察报告：“于四炮”正在汤原城里替他的哑巴儿子娶媳妇，我们决定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战术去搞他。选拔了五十多人，由我和李兆麟同志带队。

刀子似的西北风刮得呼啦啦响，雪片在飞舞，树干在摇晃，整个山林在沸腾，同志们的心也在沸腾。“于四炮”，这可是个不寻常的对手呀！但只要你投了日本，危害人民，哪怕你就是只老虎，也得去扒掉你的皮！

到了东南山，天还没黑，用望远镜一望，汤旺河埋在雪里，分不清河岸河床，南沿孤零零地站着一座小房，在河的北岸，离小房的一里地的地方，有几个大院套，门口还隐隐地有个人影，估摸就是岗哨。

天黑时，摸向小房，凑近窗子一看：两个警察正对坐在炕上，擎着酒杯。两只长枪就在身边放着。我闯进门去，枪口直顶住他俩的脑袋。“要命，就说实话！”这两个家伙吓得浑身打颤，说不成句。

李兆麟同志向他们解释不要怕，问他北岸有多少人，谁在哪里管事，有几个岗，他俩抢着说：“有四十来人，都住在东大院里，只有一个岗。”

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奔向北岸，命令两个俘虏带路。接近了，只听哨上吆喝了一声：“谁？”

李兆麟同志用枪朝那两个俘虏捅了一下。俘虏回答说：“是我们俩回来了！”

“后边是谁呀？”“是驮粮的老……”

话还没有说完，咱们已扑到了跟前，上去两个大个儿，抓小鸡似的把岗哨架走了。

按预定的计划，李风林领着二十多人扑向西院。几人分头占住了窗口，我带了几个人拥进头目的住房。

几个“威风凛凛”的山林警察大队的中队长狼狈地举起了双手，搭拉着脑袋，活像是斗败了的公鸡。

这时，西院也顺利地缴了枪。

同志们随即换上了警察服，从屯里找来几张爬犁，跟老乡讲好：挑最棒的马，连夜赶路，不许歇脚，至少一个钟头要跑二十五里，最迟明天夜里要赶到老钱柜。跑死马匹咱们赔，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话虽这么说，但能不能跑到，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因为从岔巴气到老钱柜估摸总有四百来里路。

马拖着爬犁，沿着汤原河撒欢奔跑。风从袖筒、领口、帽沿、扣眼儿各个缝里向身体袭来。雪片直往脸上扑打，手脚都冻僵，嘴唇也冻麻木了，使劲咬一下也不觉得痛痒。在这北满的冬夜，说不冷，那才是撒谎，可同志们的心都让这眼前的战斗激动着。

不多会儿，发现了一架爬犁直跑过来，距离约有二百米就停住了，喊道：“什么人？”

同志们装着没听见,迅速向他们接近。

“什么人！”五炮又喊了一声，夹着喊声还隐隐听到扳动枪机的声音。

“老五吗？是我们！”我用手枪向黄毛一捅，他慌忙地答应了。赶忙的在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几鞭，就像离弦的一样，向五炮奔去。

“你们来干什么？”五炮还问。

说时迟，那时快，几只手枪同时抵向五炮的心窝。李风林一把就抽出了别在五炮腰里的张着嘴的驳壳枪。把五炮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连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别嚷嚷！”李兆麟同志说：“你们投降日本，为非作歹，老百姓都恨死了你们，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帮我们去摸老钱柜，将功折罪，要是有半点差错，咱可是举手不留情哪!”

五炮乖乖的答应了。队伍又火速向前进发了。

经过岗亭，守卫的正要给五炮敬礼，却正要抬手就给我们收拾了。

四面都黑洞洞的，唯独上房还亮着灯。踏上台阶，不知哪个战士滑了一跤，把枪磕碰了一下。

“谁？”房里一声喝叫。“是我！”五炮应声说。

推开房门，只见宋锡彬已拿枪在手，眼睛瞪着门外。

五炮说：“别动了,锡彬！抗日军缴械来了,我都服了。”宋锡彬见势不佳，要顽固也没有便宜好占，只好交枪。

接着由五炮带路把五十多敌人的枪一个没剩，全缴了。所谓“擒贼擒王”，真是一点不假。

日本的森山指导官和六个鬼子住在东厢，一个人占一屋子。李风山摸进森山的屋子，上炕去摘枪。森山还没有睡死，“八格呀鲁”一声大喊，拦腰把李风林抱住。李风林力大，鼓劲一摔，把森山正摔在通红的火炉子上，头发都燎着了，痛得森山野兽似的狂嚎，李风林腾出手来，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这一来，几个鬼子都醒了，操枪就打。他们只六个人，哪经得住打，不过袋把烟的工夫，就都收拾了。抗联队伍烧掉了木营，遣散了工人。

父亲记的很清楚：此战，未伤一兵一卒，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100余支、子弹4400余发、电台一部、粮食2万余斤以及牛、马近百匹。

抗日联军声名大震，附近的伪军闻风而逃，汤原出现了新的局面。

回国抗日

1937年末，北满省委决定，李兆麟和戴鸿宾分别率队打鸭蛋河镇和肇兴镇。

1938年2月4日凌晨3时，父亲按计划率队攻进县城内，乘胜向伪县公署发起攻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这时天已大亮敌人援兵将至，父亲便下令撤到城外，往上街基村方向快速向鸭蛋河撤退与李兆麟部汇合。父亲说，当部队刚进三马架屯，他用望远镜看到100多名伪军骑兵从鸭蛋河方向狂奔而来，封住了撤退的路。难道他们战斗已经失利？父亲说，面对即将被日伪军夹击的严峻形势不容多想，他就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向鸭蛋河方向撤退，迅速回撤上街基村。依托有利地形，挖掘工事准备拼死抵抗到天黑，才有可能寻找机会突围。上午10时，日伪军开始向上街基发起进攻，我军顽强抵抗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打死日伪军100多人，其中有41名日军。战后，日军在上街基村附近立一石碑，称“板坂少佐”等侵略者为“十八勇士战殁之地”。

敌我双方激战了一白天，日伪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来，情况十分危急。天黑后燃起篝火连成一片，等援兵来后明日发起总攻。这时，我部负伤、牺牲人数增多，子弹也快打光了。危急时刻，父亲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大家一致同意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意见：退入苏联补充弹药，医治伤员。父亲说：“1938年2月5日午夜，我带250余人的骑兵队伍过界到了苏联。”

1938年4月下旬苏军将戴军长用吉普车拉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局，父亲终于见到抗联三军军长赵尚志。接着抗联三军军长赵尚志、六军军长戴鸿宾等抗联将领的多次要求回国抗日，1939年6月，赵尚志军长、戴鸿宾军长等一批抗联将士回国抗战牵制打击日军。

赵尚志总司令、戴鸿宾参谋长率领105人身穿日军军服全副武装的抗联队伍在黑龙江边登上一只渡船，悄悄的驶向对岸祖国，进行抗日斗争。

潜伏沈阳

1940年5月，戴鸿宾被上级任命为东北抗联第3路军第12支队长，率队远征三肇(肇东、肇州、肇源县)，开辟平原游击战争。1940年9月11日，在三肇地区攻克丰乐镇，解除自卫团武装，缴枪31支、子弹2.5万发，砸开银行缴伪币25万元，黄金60两，镇压了伪镇长。这次战斗点燃了三肇抗日烽火。同年9月18日，为纪念国耻九周年，在攻打肇东县时，被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包围，战斗失利部队损失很大。

戴鸿宾与子女合影

父亲在撤退途中多次遇险转危为安后，面对当前难于挽回的白色恐怖局面，加上抗联内部的种种原因，携带2支短枪、4万元伪币、60余两黄金，辗转来到沈阳市潜伏下来。他把60两黄金埋藏在炕洞里，以卖袜子度日，过着清苦的生活。期间，他也曾多方寻找组织。他心中抱定抗战必胜的信念，父亲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深知，共产党领导的关内八路军特别是华北八路军大部队要进东北打鬼子一定先到沈阳,一定十分需要熟悉北满政治、军事、山川地势的带路人。父亲就这样几年间忍饥受苦，一心默默地等待着。

父亲曾被当时苏联领导人称为东北“中国游击队领导人”；日满称其“共产系匪首”“悍匪”“开展显赫游击战之军长戴鸿宾”“北满共匪之王者”，悬赏万元捕杀他。是日军拟定的捕杀八名“匪首”中的第五位。

抗战时期，父亲参加大小300余战。他记忆中仅亲手杀死的日本鬼子有50多人，是威震三江的卓越指挥员。因四次负伤，为三等甲级残废军人。

建立政权剿顽匪

1945年8月15日光复，日本鬼子投降了。父亲终于等来了中华民族抗日胜利的一天。

10月，戴鸿宾在沈阳找到了自己的抗联领导冯仲云，向组织说明了自己战场上失利原因及在沈阳隐居潜伏情况，把黄金完璧归赵的交还党组织。经东北局党组织核查确认属实。

当时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代表组织找戴鸿宾谈今后的主要任务，派遣戴鸿宾到三江地区去，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武装，建立北满根据地。后经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决定，于同年10月15日重新入党。

10月下旬东北局宣布：孙靖宇任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员兼三江专员公署专员。戴鸿宾任三江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员兼三江专员公署副专员。主要负责军事工作。

1945年11月，父亲率队打响三江平叛剿匪第一枪。1946年2月初，父亲指挥合江自治军配合359旅8团扫荡佳木斯以西汤原、依兰、通河、方正土匪。接着南下，直捣谢文东、孙访友老巢勃利县，一举歼灭土匪总司令部，俘敌参谋长以下千余人，解放了勃利全境。

1946年8月，谢文东四大匪首又汇集万余土匪集结刁翎一带，企图再与我军较量。合江军区调集主力，父亲奉调参战，把土匪全部包围，在坦克、装甲车配合下经两天激战，歼敌7千余人，土匪主力被彻底打垮。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访友四大匪首率残匪逃进深山老林。合江人民自治军扩大到9000人，增长了11倍。

1946年9月，父亲指挥部队清剿活动在富锦、宝清等县5股土匪。经过艰苦追剿、围捕，终于抓获了喻殿昌、李大脑袋、张大巴掌3个匪首及其残匪。

父亲在解放战争期间，打遍了大半个合江省，平均两天半打一仗。

1946年11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嘉奖合江军区全体指战员“此次刁翎剿匪战斗，肃清了民族叛徒谢文东股匪，并生俘匪首谢文东，为人民除害，巩固了解放区后方的治安，特电嘉奖”。

12月15日，林彪总司令给合江军区发了嘉奖电，表彰他们肃清谢文东后又生擒巨匪李华堂，伸张了民族正气，保卫了人民生命安全。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历任三江自治军副司令员兼省副专员；合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兼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培训司机抗美援朝

1950年12月，省公路局改为交通厅，父亲任副厅长（主持工作）。为适应战争需要，父亲派省交通厅汽车30台，配干部4名，5名技工组成修理班赴朝鲜战场。

因抗美援朝急需汽车司机，年底，父亲决定拿出机关的家底，东北币八亿元，先后开办了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每期三个月，培养出大批汽车司机支援朝鲜前线。

解放后，曾任吉林省林务局副局长主持工作；省公路局局长；省交通厅副厅长主持工作；省森林经营管理局局长；吉林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68年3月28日逝世，终年57岁。

父亲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值此父亲诞辰110周年之际，仅以记忆中的历史片段回忆其峥嵘岁月，以表我们对父亲崇敬和缅怀之情。在祖国不断繁荣富强的今天，父亲那代人的革命经历，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

（感谢戴鸿宾子女：戴兵、戴春江、戴淑琴、戴春生、戴春林、戴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