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点燃了一支火把，并将它传递给其他人。我们不应让这火把熄灭。”

谨以此文纪念张纯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杀》出版25周年……

                                                                                       ——题记     

张纯如在美国百人会演讲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八十五周年祭，作为一个南京人，每年的12月13日上午，南京城都会响起刺耳的警报声，我小时候，甭管那会儿在上什么课，所有的老师都会让大家停下手上的功课，教室里的空气也会如初冬的温度一般瞬间凝固。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样子，年幼的我踩着一垒垒的白骨，满眼泪水地跟着爸爸一边参观一边了解这段历史，从此以后每次路过江东门，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浑身发冷，哪怕是在骄阳似火的盛夏，哪怕只是开车路过……

85年前，日寇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虐杀，下至几岁女童上至七八十岁老妪，数以万计的妇女惨遭侮辱蹂躏，无数个家庭支离破碎，遇难人数超过30万。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人神共愤，被称为“兽军”。日本兽军为封锁消息，严格控制新闻报道，即便如此，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南京城内的西方友人，仍是对日军兽行进行了有力揭露和批判。有关大屠杀的大量照片和证人证词、证物等血淋淋的史实，不断警醒着热爱和平的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英语世界关于二战历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欧洲战场，纳粹德国所犯战争罪行被揭露得较为彻底，但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重大罪行——南京大屠杀，却鲜有涉及。直到1997年，年仅29岁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世界上才有了第一本反映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英文专著。该书一经问世，在东西方均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在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此后连续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14周之久，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印刷近100万册。德国、西班牙、中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等国先后购买了其海外版权。美国《新闻周刊》对这本书的评论是：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听说了张纯如的故事，当时看着那么朝气蓬勃，又漂亮大方的女孩子来到我的家乡去探寻尘封已久的往事，我心里特别震撼。

张纯如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华裔青年女性，竟然能够驾驭如此沉重的话题，并引发世界性关注。

那个学中文的女孩

1968年3月，张纯如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一个华人家庭。祖父、外祖父在民国政、学两界享有盛誉，父母皆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自小生活在大学里的小纯如，总带着对知识无限的好奇和渴望。

张纯如一家与外祖父母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张纯如的外祖父从台湾来到美国。这是一位非常非常骄傲、忠于故土、热爱中国文化的老人。阔别女儿十年后的第一天，他关照女儿，必须教小孩学中文，“你是来美国学习西方现代科技的，你应该知道，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说到哲学和道德，西方世界需要向我们学习。”他利用一切机会教育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不要忘记中国文化，应该学习说中文，读中文。张纯如从小就对外祖父、父母所讲的中国故事非常着迷。据张妈妈回忆：纯如上五年级时，开始对寻根产生兴趣。她对我们家族的历史和背景极其好奇。抗日战争爆发时，张纯如的外祖父、外祖母居住在南京。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陆续组织在宁机关、军民沿长江西撤。外祖父一家准备搭乘政府提供的轮船迁往湖南。11月中旬，外祖母回到宜兴附近的老家，接上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全家一道逃难。这个时候，外父祖所在的部门要撤到芜湖，就赶紧托人捎信儿给外祖母不要再回南京了，尽快来芜湖会合。结果，陆路交通已经中断，外祖母带着扶老携幼从水路赶往芜湖。张母在《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写道：父亲在芜湖即将登船出发那天，母亲和她的家人还没赶到。她们本应于四天前到达芜湖的。父亲每天都在岸边焦急等待。他在码头上跑上跑下，查点每一艘进港的难民船……最后一天。当官船即将开走之际，父亲几乎急疯了。在绝望中，他开始对着每一艘驶近的船呼喊我母亲的名字‘以白，以白’。便在此时，奇迹出现了。母亲从其中一艘小船中探头出来，回答道，“是我，我在这里”。

《南京大屠杀》封面

张纯如母亲张盈盈所著《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张纯如》封面

《蚕丝——钱学森传》封面

《美国华人》封面

战乱之中，家人聚散，只发生在一瞬间。张纯如外祖父、外祖母是幸运的，否则后来也就没有了这位世人皆知的华裔女作家。家族往事以及血腥的南京大屠杀，通过外祖父、母亲的讲述，给孩童时期的张纯如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上小学的时候，张纯如就跑去图书馆，找寻印证家族往事和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材料。她在《南京大屠杀》前言中写道：“在我的整个童年，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于心，隐喻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恶。但是我印象中的大屠杀缺乏相关的人物细节和对人性层面的分析，而且我也很难分清哪些是传说，哪些是史实。我在上小学时就曾遍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试图查找相关资料，但一无所获。这让我甚感不解，如果大屠杀真的如此血腥，如父母讲述的那样，那为什么就没人就此写一本书呢。当时我还小，并没有想到利用伊利诺伊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继续研究，我的好奇心很快就消失了。”

好奇心虽然暂时消失了，但是南京大屠杀在她心底留下的印记，却并没有被流逝的时光抹去。张纯如的丈夫布瑞特清楚记得：早在1988年10月，两个人开始约会后不久，她就向自己透露过，要就南京大屠杀写一本书的愿望。张纯如的父母都没有想到，他们家庭的回忆会促使女儿写下改变全世界人民对二战看法的《南京大屠杀》一书。

弃理从文

1985年，张纯如进入伊利诺大学攻读数学和计算机双学位，因为平时成绩很好，一年级下学期时还获得系里嘉奖。然而到了大学二年级，纯如开始思索自己到底真心喜欢的是什么，她开始考虑转学文学、新闻学还是心理学。张爸爸、张妈妈没有像很多华人父母那样强迫孩子学医科或是法律，而是鼓励她收集各个系的信息，尽可能的与每个系的教授和学生都谈一谈。后来她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的作品经常被《伊利诺伊人日报》采用，张纯如也成为该刊主笔之一。大三的时候，考虑成熟的张纯如转到新闻系。她认为学新闻不仅可以给自己提供写作的机会，关键是能够与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使自己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随着报纸杂志不断刊发她的文章，张纯如距离职业新闻记者越来越近，布瑞特说，当时她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拿到普利策新闻奖。

世间的事总是如此，当你执着于一件事情或工作时，往往事与愿违。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在美国杂志编辑协会的资助下，张纯如先后到《新闻周刊》、美联社芝加哥分社、《芝加哥论坛报》等各大媒体实习。但是她逐渐发现，作为一名报业记者，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写自己要写的东西。有一次，部门主管要求张纯如采访一个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庭，但是遭到了拒绝。可主管仍然固执地要求张纯如，一定要做通被采访人的工作。张纯如认为，刚刚失去了亲人当然有权拒绝公开自己的悲痛，自己坚决反对为了获得新闻而去再次伤害那个可怜的家庭。另外，报社里的社交圈子和“办公室政治”也让她深感厌恶。可想而知，最终她没能成为新闻记者，《芝加哥论坛报》决定在实习期满后，不再聘用张纯如。布瑞特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妻子，“除了她的美貌、智慧与教育背景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促进了她的成功，不论自己名气有多大，她从不羞于向别人寻求帮助或建议，她总是尽力完善自己。”1990年，张纯如通过考核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语言写作硕士课程班深造。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导师巴巴拉·库里顿对张纯如在写作方面的天分颇为认可，于是便在第二年年初，将她推荐给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编辑苏珊·拉宾娜。从此，二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英文书籍出版商之一，总部位于纽约。哈珀·柯林斯旗下的出版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作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苏珊正在组织一本关于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图书选题。在库里顿教授推荐之下，经过考察，苏珊选中这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和科学写作能力的年轻华裔姑娘张纯如，作为钱学森传记的作者。

1978年母亲节，张纯如、张纯恺兄妹送给妈妈手做的母亲节礼物

张纯如兴奋地接受了这项工作，立刻就开始准备材料。钱学森本人拒绝为自己立传，既然无法直接采访传主，张纯如便采用迂回政策，找到了钱学森的儿子，并从他那里获得了一手资料，包括珍贵的录音。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几乎整日奔波于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搜集与钱学森有关的材料。

据张母回忆，有一天晚上，她们在家里突然接到女儿从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打来的求救电话。原来，张纯如一直在查看钱学森的有关资料，沉溺其中，竟忘记了闭馆时间。而管理员也没有发现她在里面，下班直接锁门走了。她被反锁在档案馆里，好容易找到走廊里的电话，向爸爸妈妈求助。恰在这时，外面响起了夜班巡逻警卫的脚步声，她马上大声呼叫，最终才得以脱身。

搜集文字资料的同时，她尤其特别重视搜集口述史料。张纯如在美国采访了很多在美国当年与钱学森有过接触的人，如钱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时的同事等等。还特地给杨振宁先生写信，了解钱学森的情况。1994年5月，张纯如父母在台湾遇到杨振宁，杨专门问起《钱学森传》的进展。父母写信鼓励她：全世界都在等着看这本书，包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1993年5月，张纯如回到中国，先后到钱学森学习、工作、生活过的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地，搜集创作材料。

历经几年的辛苦创作，张纯如的第一部著作《蚕丝——钱学森传》得以问世。《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自然》杂志、《科学》杂志等许多美国主流媒体，均刊发了新书评论或相关消息。张纯如的名字逐渐为人们所了解。这本书的成功，为《南京大屠杀》一书的面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没有人用英文写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纪实类专著”

1992年5月，张妈妈到纽约看望年迈的父母和女儿纯如，晚上母女俩同卧一榻，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她们不仅聊到张纯如正在创作的《钱学森传》，还谈到了今后的创作思路。张纯如兴奋地把选题计划一一说给母亲听。张妈妈以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严谨科学和独到眼光为女儿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她首先帮助张纯如分析了自己所具备的优势，那就是，身为华裔拥有得天独厚的双语能力和两种文化背景，这是很多西方作家无法向其肩背的。其次，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于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处于新奇和未知之中，中国题材能够引发他们的阅读兴趣。第三，20世纪的中国历经多年战乱，其中充满了豪迈激昂的英雄事迹和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都是很好的创作源泉。尤其是，世界上几乎没有用英语描写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故事的史实性著作，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大空白。

在妈妈的启发下，张纯如似乎找回了少年时期消失了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好奇心。她准备一旦等时间空闲下来，就开始做相关的研究。在《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中，张妈妈饱含深情的写道：“这便是《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缘起，虽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晚上，我们聊了那么多，以至于嗓子都哑的几乎说不出话来。”

1994年底，张纯如从一个搞电影制作的朋友那了解到，最近有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拍摄完成，但在发行时遇到了资金困难。张纯如便与邵子平和汤美如两位制片人取得了联系。邵曾就职于联合国机构，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协会的前任会长，汤则是一位独立制片人。在两位新朋友的介绍下，张纯如得以接触到了由一代美籍和加拿大籍华人组成的社交圈子。这批身在海外的华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将历史的记忆传递给子孙后代，以免被北美文化同化。一旦如此，南京大屠杀包括其他重要史实，就将真正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了。1994年12月13日，美国加州湾区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为纪念南京大屠杀五十七周年，在加州库比蒂诺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图片展和讨论南京大屠杀历史会议。张纯如应邀参加了会议。

张纯如走进会场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制作成海报大小的大屠杀照片。尽管她从小就听过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依然被照片内容惊呆了。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一书前言中写道：“其中许多事是我平生所见最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儿时记忆中的大屠杀不再是传说，而是真实确凿的口述历史！”

会议期间，她了解到有两部描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天堂树》《橙雾帐篷》即将出版，还有学者正在写一部名为《南京大屠杀图片集：一段不容否认的历史》的著作。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她敏锐地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用英文创作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纪实类专著。

张纯如将南京大屠杀作为她第二本著作的主题，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刚一入手，她就意识到，亚洲以外的人们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有多么恐怖。美国图书馆和书店里能看到的大部分历史文献几乎都对此视而不见，即便是关于二战历史的权威著作，如美国经久畅销的二战图片史《美国传统图片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还有亨利·米歇尔的经典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就算是美国高中的历史教材，也仅仅是寥寥几笔带过而已。

张妈妈清晰的记得，1995年1月，女儿一头扎进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搜集大屠杀的相关史料。深入研究后，张纯如发现原来美国一直保存有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手史料，当年在中国的传教士、军官、记者中，有很多人曾以日记、电影和照片等形式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在查阅史料时，她经常被气得浑身发抖或感动得痛哭流涕。面对如此丰厚的史料，英语世界竟然没有人去触碰这个题目，这更激发了张纯如的创作欲望。

当年一二月间，张纯如在纽约见到了苏珊，便把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对方。没想到，面前这位著名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竟然问她南京大屠杀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题目。她情绪激动地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切、自己刚刚搜集到的资料，一股脑地讲给苏珊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居然连苏珊这样的编辑都不知道，张纯如感到创作这本书的迫切性。她向苏珊表示，即便是自己掏腰包，也要尽快创作、出版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早一天将真相告诉世界。苏珊听后，觉得题材很好，要张纯如尽快向出版社报送选题计划。《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张纯如接受采访时谈到：我是在非常愤怒的状态下写出这本书的，我不关心能不能赚钱，让整个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那些事对我很重要。

1995年6月，张纯如与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签署了《南京大屠杀》正式出版合同。而后，她便收拾好行囊再次来到中国，在南京七月酷暑中采访了多位大屠杀幸存者。采访过程中，张纯如明显感觉到“每个幸存者都非常渴望讲述自己的故事，所有这些人都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讲述大屠杀的真相”。在采访中，她问的很细“当时南京民众生活怎样？南京百姓吃什么，交通如何，有没有柏油马路，夏天有没有冰箱有没有电风扇，问了很多的细节，她要了解南京正常的生活是怎样，被日军占领以后是怎么样的，她要形成这种反差。”8月份，她来到台湾进一步挖掘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

发现《拉贝日记》

1995年1月，张纯如第一次知道拉贝这个名字。很多当事人关于大屠杀的回忆和日记中，都频频提到这个名字。在台湾的大屠杀档案以及民国政府与德国往来的外交报告中，张纯如发现了更多线索，她非常迫切地想知道拉贝离开中国后情况如何。于是，便提笔致信德国西门子公司总部，寻求帮助。很快，西门子公司就回信了，遗憾的是他们掌握的信息和张纯如了解的几乎一样，1938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拉贝的任何消息了。这个人好像人间蒸发了。西门子公司在向张纯如表示歉意的同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拉贝青年时代曾经在汉堡学徒，或许在那里能有所收获。

张纯如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德国汉堡。起初，她准备在汉堡登报寻找拉贝。后来经朋友介绍，张纯如联系上了一位在加州的德国历史学家。这位历史学家非常愿意为张纯如的研究提供帮助，主动找到一位了解汉堡历史的德国女士帮助寻找拉贝的下落。1996年4月，张纯如打开这位女士的来信，她惊喜地发现，找到了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莱恩哈特。乌尔苏拉非常慷慨地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外公拉贝的日记、文件和照片等记录大屠杀的珍贵文献提供给张纯如。历经半个世纪之久，作为日本大屠杀罪行铁证之一的《拉贝日记》再现人间，张纯如功不可没。

从《拉贝日记》发现的过程，即可看到张纯如对于创作的执着与拼搏。约翰·拉贝（旧译雷伯），20世纪30年代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同时还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1937年11月，发起成立南京国际安全区并担任主席。这个被称为“南京辛德勒”的德国人，在国际安全区为日军铁蹄下的苦难人民提供了一处避难所，这项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大爱之举，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怀念。

冉冉升起的新星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该书即引起轰动，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蝉联十周。那时候，她才29岁，她是首位如此年轻就跻身《纽约时报》畅销榜榜单的华裔作家。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在文章中记录过当年图书的销售情况：“1997年11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我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期间，张纯如新著《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首发式。我亲眼看到这部新著被一抢而空的场面，为此，张纯如特地向我致歉，说日后一定补送给我一本。”据说，白宫专门将其列入总统参考读物。张纯如，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华裔女作家新星，为世界瞩目。

作为第一本用英文创作的大屠杀著作，《南京大屠杀》一经出版，立刻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抵制与污蔑。1998年4月21日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对《南京大屠杀》一书进行了公开批评。齐藤特别指出，该书“包含众多极其不准确的描述和一面之辞”。据张母回忆，面对这种公然违背史实的恶劣行径，张纯如极其愤怒说到：“你能想象一个德国驻美大使对一本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书做出如此评价吗？”为了给南京的30万冤魂、也为自己的辛苦付出讨个说法，张纯如公开要求齐藤邦彦具体指出书中究竟存在哪些不实之处，要求在全国性的电视台与齐藤进行公开辩论。1998年12月，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主持人吉姆·莱勒邀请张纯如与齐藤邦彦就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在电视上进行了公开辩论，在辩论中齐藤邦彦对南京大屠杀百般狡辩，而张纯如则反驳说：“日本需要诚实地承认其暴行。书面道歉以及对受害者的赔偿是必须的，日本教科书应写进有关日本战争侵略的内容。”

1998年，张纯如在中文学校演讲并签书

张纯如一家与祖父祖母

《南京大屠杀》面世后，出版社在美国各大报刊上刊登书摘、评论、消息，做宣传推广。美国时政杂志中的重镇《新闻周刊》，自然也是刊登书讯的不二之选。但是该刊迫于佳能、铃木、日立、丰田等日本大公司广告商的压力，不仅一再推迟发表时间，还特意安排到了不显眼的版面为了避免得罪广告商。

《南京大屠杀》原计划在日本发行，然而翻译此书的教授却收到了死亡威胁通知。1999年1月，东京一家出版社因曾出版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而遭到右翼分子袭击。出版方最终取消了《南京大屠杀》日文版的出书计划。日本右翼分子还多次对张纯如发出死亡威胁。据张妈妈回忆：“纯如总能收到一些恶意来信，其中一封还装有两颗子弹”。很难想象三十出头的她如何面对这样的恐吓。

第三本书仍聚焦中国

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宣传活动中，张纯如萌发了书写美籍华人生活，以驳斥长久以来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的成见的想法，在她看来这既是她对自己同胞历史念念不忘的延续，也是一种当仁不让的责任。

信念一旦萌芽，就无法遏制了。

1999年初，张纯如开始投入到《美国华人》一书的写作中，她联系一切有可能提供资料的档案馆、博物馆、移民归化署，一头扎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寻找资料，利用一切公开露面的机会说服华人团体向她提供相关资料。自作品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后，张纯如被邀请成为百人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由著名美籍华裔贝聿铭、马友友等人发起，成立于1990年的华人精英组织，全部是在美国社会中有影响力与知名度的华裔组成。在2003年面对百人会成员的演讲中，纯如发出了灵魂拷问“作为美籍华人，我们有没有尽力让自己的孩子了解我们的文化遗产和我们对美国的贡献？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如果连身为美籍华人的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自己的历史，谁会在乎呢？”

带着这样的信念，张纯如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写作。

2003年，张纯如的第三部著作《美国华人》出版，短短三十几年的人生，写了三本书却始终聚焦中国，聚焦华人，不能不说这是家庭教育和血浓于水的双重作用使然。新书问世后，张纯如再度为人们所关注，她应邀在20多座城市，先后发表了数十次演讲，她的生活变成了机场——演讲厅——旅馆——机场的循环模式，整个人身心疲惫。在一次长达6个小时的签售会上，张纯如不停地签名以致险些晕倒。登上荣誉巅峰的同时，也给她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伤害。

与此同时，作为《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很多人都将张纯如视为正义的化身。签售会上，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纷纷向她讲述自己的苦难。那些残酷的讲述，让年轻的张纯如感到“自己的精神和情绪都已耗空”。

日本右翼的威胁、与大屠杀恐怖史料的深入接触以及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下，张纯如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2004年8月13日凌晨两点，张妈妈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怀疑自己房间里被人安装了窃听器。

虽然经过各种治疗和家人的精心照顾，但是最终没能留住张纯如那年轻美丽的生命。2004年11月9日，在病痛折磨下张纯如自尽，年仅36岁。

很多年后，我无意中看到过一次张爸爸的采访，记者问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点残忍的问题，大意是您是否后悔让女儿做了这件事，张爸爸特别坦然说，没有，她做了她喜欢的事，我为她骄傲。

“张纯如点燃了一支火把，并将它传递给其他人。我们不应让这火把熄灭。”

（图片均由张纯如母亲张盈盈女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