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

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陈芳允

陈芳允（左三）参加国际宇航学术大会

把青蛙当昆虫的物理学家

1934年，18岁的陈芳允从上海的高中毕业后，终于来到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这里的一切都使他耳目一新。

一次，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在国文课上点评作文，他说：“我阅读了诸位同学的应考作文，其中有一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同学写的《夏夜的昆虫》从文章上讲既有条理，又有章法；描写生动，夜景也写得很优美。可惜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把青蛙也算在昆虫内了，他笔下的青蛙叫声变成了虫鸣，他想当然地把带有虫部首的蛙归类到昆虫类里了。”此刻，只有讲台上的朱自清教授和坐在台下的陈芳允两个人知道，这篇作文正是他入学时的创作。

陈芳允之所以在入学考试的作文中选择了这样富有乡土气息的题材，是因为他对家乡夜晚的蛙叫虫鸣、湖水映月印象特别深刻。

1916年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一），陈芳允诞生在浙江省黄岩县（今属台州市），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他最喜欢听着爷爷讲的故事，数着天上的星星进入梦乡，那时候的小小少年从未想过，自己的未来将与遥远而又浩瀚的天空紧紧联系在一起。1928年，12岁的陈芳允告别了从小长大的桔园，来到黄岩县立中学读初中。学校中开设的课程比起陈芳允小时候学习的四书五经鲜活有趣了很多，特别是英语、数学等科目，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不仅如此，成绩优秀的他经常在课余时间与同学们一起去鉴洋湖边游玩，朦胧的月光下，湖水中成群结队的银鱼在碧波中穿梭，水光接天，一碧万顷，这样自由自在的少年时光很多年后仍留存在陈芳允的记忆深处。

1934年，陈芳允进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可是他越学越觉得自己对工程绘图毫无兴趣，横竖纵横的线条像密集的蛛网，令人眼花缭乱。而与此同时，他对物理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吴有训和萨本栋两位教授的课程，尤其是新兴的电子学科，更是让陈芳允如痴如迷。而几位物理系的教授，也对这个心灵手巧又善于动脑的学生青睐有加，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大学二年级时，陈芳允终于如愿转到了物理系学习，主攻无线电电子学。但是，在国文课堂上发生的这个小故事让陈芳允认识到，学习决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切不可囫囵吞枣、大而化之。而朱自清先生为人师表的品格与骨气，也深深感染着陈芳允，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献身祖国科研事业的信念，立志要像朱自清先生一样做一名有骨气的中国人。

陈芳允夫妇

很快，日本侵华战争的烽火点燃了无数青年的爱国之情，“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5年12月9日，陈芳允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还主动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青年学生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承担外围工作，积极动员周围农民的孩子来参加在清华园内开办的民众夜校，他希望凭借自己的一颗朴素的爱国之心，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三校的师生先后踏上了南迁之路，并最终在1938年于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一路南迁的见闻让陈芳允深感痛心，“落后就要挨打”这条真理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他暗暗发誓，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的科学技术真正发达起来。

“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194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在成都无线电修造厂工作的陈芳允顺利通过了考试，前往英国深造。他先进入伦敦的A.C 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开始从事研究彩色电视接收机和滤波器等元器件的工作。这里是英国著名的无线电研究机构，陈芳允很珍惜在这里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伦敦大学旁听电子学的课程，他决心在这个工业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奋学习，绝不让那些金发碧眼的英国人瞧不起。1946年，陈芳允又脱颖而出，被选到曼彻斯特的研究室，成为唯一一个参与研制英国第一套船用海洋雷达的中国人。

到达曼彻斯特后，陈芳允先是在雷达工厂的生产线上和工人们一起干了几个星期的活儿，熟悉工作后就一头扎进研究室，开始致力于改进雷达的显示器。一年的光阴飞速流过，转眼就到了1948年的春天，陈芳允和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将第一套海洋雷达的样机装到了一艘名叫“玛丽皇后”的船上，经过一个多月的随船海上测试和试用，他们研究的船用海洋雷达宣告试验成功。

回到伦敦的无线电研究室后，很快就到了陈芳允预定学习期满启程回国的日子，研究室的主任贝尔看中了陈芳允，希望他能够留在英国继续为自己的研究室工作。陈芳允面对贝尔的邀请，想起了他来英国之前被困印度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陈芳允他们一行6人乘国民政府教育部安排的飞机到印度，本想着能在这里转机前往英国，可是英国方面突然提出由于他们没有护照，需要在印度等待护照办好才能出发，他们无奈只能在印度的小旅馆中耐心等待。一天，陈芳允他们几个人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旁边的餐桌上还坐着几名黑人，陈芳允出于礼貌向他们微笑了一下，那几名黑人也很友好地用英语和陈芳允他们打招呼，两桌人就这样交流起来。陈芳允问其中的一名黑人：“你们在美国受欺负吗？”没想到对方忽然脸色大变，十分生气地说：“告诉你，我是美国士兵，那是我的祖国！”陈芳允听到他这样说，也不再说话，但他意识到，无论是谁，走到哪里，心中最牵挂的都是自己的祖国。

陈芳允应邀回家乡黄岩讲学

所以，当贝尔主任提出让陈芳允留在英国继续工作的时候，陈芳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告诉贝尔，虽然任何科技成果都是人类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晶，可是任何优秀的科学家都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祖国，自己是炎黄子孙，用自己在英国学习到的知识和经验报效祖国、献身科技事业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夙愿，所以他一定要回国。贝尔主任听到他这样说，也最终表示理解，依依不舍地送陈芳允踏上了归途。

1948年5月，陈芳允如愿以偿，带着电子工程技术的精湛造诣和满腔报效祖国一展宏图的憧憬踏上了远洋的客轮，经过半个多月颠簸的海上航行，当游子从远处海平面上终于隐隐看到祖国陆地的时候，陈芳允的眼眶蓦地潮湿了，他终于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国！

回国后的陈芳允先是拒绝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调令，上海解放前夕，他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维持上海秩序的革命委员会，保护试验设备不被破坏。他还劝阻自己在中央研究院的同事们要认清形势，他说：“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我们的学识首先应该贡献给祖国！”在他的劝说下，很多科学家留在了大陆，他们和陈芳允一起，在新中国的曙光中选定了跟共产党走的革命道路，找到了人生的最佳位置。

地面测控系统必须“跟得上，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

1970年4月，上海夜晚的外滩，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庄严的宣告：“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了！”一位相貌普通的先生猛地停住了脚步，他屏住呼吸，竖起耳朵，认真倾听着高音喇叭中传出的“东方红”乐曲声和这颗卫星将经过世界各大城市的时间。欢呼的人群中，这位面带微笑静静站着的先生显得那么异样，可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先生正是托举卫星上天并指挥和控制它的功臣——陈芳允。

新中国成立后，陈芳允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所筹备处主任、物理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到1953年时，由他负责筹建的中国科学院电子学所已经初具规模。在陈芳允的带领下，我国科学家不仅在1957年成功对苏联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行了无线电测量，他和蔡德孚等人研制出的纳秒级脉冲采样示波器，也在国际展览会上展出，被评价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然而，什么时候能够观测到属于中国人的卫星信号，这是一直盘旋在陈芳允脑海中的问题。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开始正式列入国家科学规划。也正是从这时起，陈芳允就将更大的科研热情投入到空间技术这项工作中去。到了1964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更是给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注入了强心针，这表明了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发射人造卫星已经具备了技术和工业基础。1965年3月，中国科学院决定由陈芳允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跟踪测量系统的技术负责人，主管地面观测系统的设计、台站的选址和勘察以及台站的基本建设。此时的他面对的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他深知卫星观测的重要与责任重大，他所做的工作就好像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手，要通过地面设备来获取、调整、指挥和控制在浩瀚的宇宙中飞行的卫星，谈何容易！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陈芳允下定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提出自己主抓的地面观测系统要解决“跟得上，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这样几个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构建起一个包括光学跟踪系统、无线电跟踪系统、遥测系统、通信系统、控制计算系统等方面的大型卫星地面观测系统，在进行一系列调研和论证后，陈芳允和紫金山天文台、中科院数学所、计算机所为核心的一批专家终于在1966年2月起草了关于“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方案及分工建议”的报告，并在同年3月得到中央批准，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代号为“701工程处”，由陈芳允担任技术负责人。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陈芳允开始了在戈壁中逐梦太空、遥控苍穹的艰难跋涉。

不仅由于测控系统的设计对于当时中国的科技人员而言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即将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周总理为此特别指示，要让中国的第一颗卫星经过第三世界国家的上空，对他们进行预报，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不仅能看到卫星，还能听到中国卫星的声音。因此，“抓得住”就成为了卫星测控中最主要的一道难题，这就要求陈芳允他们设计的跟踪测量设备要能抓得住卫星，随时将其飞行的动态数据反馈给指挥中心，并精确及时地计算和预报出卫星经过世界244个城市上空的时间，这是光学、电子、天文等专业技术跨学科的综合运用。

陈芳允生前使用过的笔记本

而要保证测控数据的精确度和准确度，除了需要通过大量的设备实施测量数据和卫星轨道，还需要利用我国地域广阔获得最大限度的观测视野，在地面配套布局大量捕捉卫星的测量台站，而且这些台站的布置还要为后继的卫星工程打好基础，便于增加具有更高要求的测量手段，形成更复杂、更庞大而准确度更高的测控系统。为此，陈芳允和导弹卫星基地的年轻同志们一起天南地北地踏勘，为测量台站选点，从炎热的广西、海南到寒冷的戈壁，从沿海城市到大漠边陲，都留下了他们坚实的足迹。经过陈芳允的实地考察，基地最终设立了闽西、南宁、昆明、莱阳4个测量站，天文台还在胶东和闽西两处设置了光学望远镜，用多种手段保证了卫星数据的准确测量。

1969年，陈芳允回到北京参加国防科委组织的“东方红1号”卫星的联合试验，当各地面系统准确无误地接收到装有信标机的卫星发出的各种信号后，陈芳允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次试验的成功表明我国第一颗卫星的测控方案是可行的，卫星测控系统已基本建成，由他主持设计的中国航天测控系统首战告捷。其后，陈芳允又牵头对返回式卫星的测控进行了科研攻坚，在原有的渭南卫星测控中心和7个测控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长春、闽西、拉萨测控站和多个活动站和回收测控站，进一步扩大了对人造卫星的观测覆盖范围，具有中国特色的测控蓝图正一步步走向现实。

着眼未来的追“星”人

实现地球与卫星的“对话”是陈芳允要在航天测控领域攻克的下一个难题。

从1972年开始，负责卫星通信工程测控系统的陈芳允亲自主持国防科委有关单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协调工作，经过反复的论证，针对通信卫星的测控要求，陈芳允设计了新的微波统一系统，即通过共用一个载波信道、一套天线，完成对航天器的测轨、遥测、遥控、通信（数传）和传输电视图像等任务，不仅经济有效，在技术上也是现实可行的。很快，1975年，陈芳允设计的“微波统一观测系统”经有关部门研制成功后分别安装在渭南和闽西测控站。

人们常说，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还要用发展的眼光长远地看待问题，陈芳允设计的这一观测系统在当时的条件下并不具备成熟的试验基础，直到十几年后的1984年，我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成功，才得到验证。

1984年4月8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3号”火箭将我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入太空，按预定方案完成系列动作后，于4月16日准确定点运行在与地球自转周期相同的同步定点轨道上。4月17日，卫星通信试验正式开始，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首次开始传输，地处边远省区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收看到从北京实时传播的电视节目。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发展航天技术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国家，陈芳允设计的微波统一系统按照设计圆满地完成了多功能、多用途、多种任务，中国的卫星测控技术从此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985年，陈芳允的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因试验通信卫星及微波测控系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因在“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号”卫星测控、回收系统的研制中做出贡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因研制通信卫星测控总体系统工程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可是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陈芳允没有迷失方向，他仍然站在起跑线上，冲击着新的目标，他在思索着如何跳出自己的学科，使祖国的科技战略跨上一个新台阶呢？

1986年3月，陈芳允与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共同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对此极为重视，并于3月5日做出重要批示，经国务院批准后，“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正式实施，简称“863计划”。这一计划提出后，陈芳允又开始选定新的目标，他要在古稀之年为我国卫星发展找出一条快、好、省的可行之路，于是他奔走在各大图书馆、情报所等单位，在资料中不断探索、搜寻，在书海中寻觅、查找，最终，他在1992年的世界空间大会上宣读了他和我国地球科学家共同撰写的《地球环境观测小卫星群系统与国际合作》的论文，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对地球环境进行观测下小卫星群系统概念，并得到与会众多国际专家的重视。之后他又继续开展了小卫星应用于遥感、移动卫星通信及定位导航等领域的研究工作。面对1998年百年一遇的大洪灾，陈芳允心痛之余，又提出建立全球防灾减灾卫星系统的设想。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陈芳允的脖子上，这是党和国家、人民对陈芳允的最高奖赏。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有人说，我国卫星测控技术从零开始，逐步实现了飞向太空、返回地面、同步定点、一网多星、国际接轨五大飞跃，而这些都与陈芳允的名字紧紧相连。

良工背后，必有苦心，当今天的我们惊叹于中国航天的脚步从近地走向深空，从“天和筑穹”到“墨子传信”，从“北斗联网”到“天舟穿梭”，可曾想过，在这些“中国奇迹”的背后，还有着无数像陈芳允一样心怀“国之大者”的航天科研工作者，他们艰辛起步，矢志攻关，从默默无闻到大国重器，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的漫天神话正在他们的手中与硬核科技碰撞出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航天人的梦想很近，抬头就能看到；航天人的梦想也很远，需要长久跋涉才能到达。”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这是以陈芳允为代表的中国航天人攀登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启示。

（作者为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