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是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是我国科技和国防科技战线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留美归来的“两弹一星”元勋。他生前曾充满感情地说：“我这辈子主要就做了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邓小平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20世纪50年代，一批赴海外留学的青年学子放弃大洋彼岸优厚的待遇，学成回国，为国家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朱光亚即是其中的一员。

1947年，朱光亚与张文裕（左2）、杨振宁（右2）、李政道（右1）在密歇根大学合影

童年奔波  初展才华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出生于湖北宜昌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朱光亚的父亲朱懋功时为宜昌邮政局职员，祖上为避战乱，举家迁到湖北谋生。朱光亚的祖父早年经商，朱懋功年幼时父母相继去世，后因家族经营不慎，陷入贫困。少年时期的朱懋功勤奋好学，终因家庭困难辍学，辗转来到邮政局工作。朱光亚的母亲万怀英出身于平民家庭，朱光亚曾回忆说:“我的母亲善良又贤惠，是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女性。她行善事，在家里对我管教比较严，这样就培养了我的听话，守规矩，好孩子的性格”。朱光亚在家中排行老三，长兄朱光庭，二哥朱光鼐，妹妹朱光玮和朱光媚，弟弟朱光慈。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朱光亚的父亲勤奋自立、母亲善良勤俭，撑起了一大家子的生计，他们的自立自强在朱光亚的成长之路上埋下了种子。

1927年，因父亲工作调动，3岁的朱光亚随全家迁至汉口，租住在汉口阜昌街崇正里的一栋小楼里。阜昌街是当时汉口英租界的一条主要街道，1946年更名为南京路，现在已是汉口颇有名气的繁华地段。父母的勤劳使朱光亚一家逐渐过上了相对宽裕的生活，他们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1929年夏，朱光亚被送入汉口市立第一小学附属幼稚园，当时新式的幼儿机构尚不普及，在幼稚园学习半年多后朱光亚升入汉口市立第一小学初小一年级，童年的朱光亚勤奋好学、聪慧踏实，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35年朱光亚因成绩优异，跳班考入汉口圣保罗初级中学，这是一所基督教教会中学，所开设的现代课程为朱光亚打开了学习现代知识的大门，朱光亚外语基础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

大学时期朱光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全国掀起了抗日热潮。“七七事变”翌日，武汉学生走上街头加入了游行队伍，在汉口圣保罗中学念初二的朱光亚投入到抗日运动中，朱光亚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初二那年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武汉一度在政治上比较活跃，学校组织歌咏队、宣传队，我也参加了”。朱光亚初中毕业后，为躲避战乱和不荒废学业，朱懋功拜托同事将朱光庭、朱光鼐、朱光亚三兄弟送至重庆继续读书。1938年，14岁的朱光亚与哥哥一同前往重庆，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直至大学毕业。朱光亚在崇敬中学读了一年后，学校突然将其所在班级解散了，朱光亚跟着朱光鼐转到江北县清华中学继续读书，半年后，再次转学，来到重庆市沙坪坝，朱光亚进入了南开中学。在这里，朱光亚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导师，也是带朱光亚踏入物理学大门的老师——魏荣爵，比朱光亚年长八岁的魏老师才华出众，1944年赴美留学主攻原子核物理，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执教，在魏荣爵的悉心指导下，朱光亚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显露出才华。

求知心切  赴美留学

1941年夏，朱光亚以优异成绩毕业，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选择报考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专业。朱光亚在中大学习近一年后，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开始在昆明、重庆两地招收二、三年级转学生，西南联大是当时最著名、师资力量最强的大学，朱光亚闻讯立即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南联大理学院物理学系录取，这也成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942年8月，朱光亚赴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报到，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一心苦读，仅在大三那年暑假回重庆看望过一次父母。1945年朱光亚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因品学兼优才21岁即被留校任助教，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师。1946年2月，朱光亚辞去了天祥中学的兼职，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西南联大物理学教学工作中，由于工作认真，他引起了物理学系吴大猷教授的注意，成为了他的助手，受邀同去美国学习有关原子弹的研制技术。赴美前，为了增加朱光亚对原子物理、原子核物理的了解，吴大猷特意开了量子力学课，期间，朱光亚结识了一生的挚友李政道。吴大猷交给朱光亚和李政道一项翻译任务，有关美国原子弹的研究报告，朱光亚、李政道翻译出来的《史迈斯报告》由俞大维呈送蒋介石，国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国防部下属的进行国防科技研究的原子能委员会。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业典礼上，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未毕业的学生分别进入北大、清华、南开继续学业。进行由于朱光亚要赴美没有参加分配，回重庆待命，这次回家时隔整整八年。

1956年，朱光亚（右3）随原子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

1946年8月中旬，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等人带着朱光亚等几名助手到南京办理出国事宜，当时，朱光亚赴美留学是以国防部官员的名义公派出国。9月初，华罗庚率朱光亚、李政道等5人从上海搭乘美国“美格将军号”军舰历经大半个月驶抵旧金山，吴大猷的学生杨振宁前来迎接并为他们安排了住宿。一到美国，朱光亚一行人顾不上参观，立即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初到美国的朱光亚一心想着尽快投入到原子弹研究中，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让全组人感到意外的是曾昭抡说：“想在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连门儿都没有。大家还是各奔前程吧！”原来美国打着技术保护的名义采取了科研交流限制措施，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于是，朱光亚一行人不得不选择了与原子弹制造相关的专业，朱光亚选择了密歇根大学核物理学专业，自此开始了留美苦读生活。朱光亚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攻读核物理学博士学位，读博四年他的成绩全是A，并先后在《物理评论》等顶级期刊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4篇学术论文，在核物理研究领域崭露了头角。1950年2月，朱光亚取得博士学位，成为当时核物理研究领域留学生中最年轻的博士。

学成归国  赴朝谈判

1947年，朱光亚入学一年后被推举为密歇根大学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这是朱光亚首次在学生社团组织里担任领导职务。1948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该组织是一个受中国共产党进步思想影响的学生社团，朱光亚被推选为中西部地区科协分会会长。留美期间，朱光亚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还在课余时间参加了学生组织，时刻心系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后朱光亚立即组织科协分会举办庆祝会，并与未婚妻许慧君商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2月27日，《致全体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发布，第二天，已获美经济合作署救济金资助的朱光亚毅然决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放弃优厚待遇回到祖国。当时，在麦卡锡等人怂恿下美国掀起一股反共浪潮，钱学森等科学家受到严重迫害，直到1955年9月，在中国政府救援下才得以回国。4月1日，朱光亚顺利抵达香港，立即收到曹日昌带来的一份北大聘书，年仅25岁的朱光亚成为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4月，朱光亚辗转至广州拜访许慧君的父母，第一次拜访家世显赫的许家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短暂的拜访后，离开武汉十二年之久的朱光亚立即踏上回家的火车，陪伴家人几日后赶忙赴京就职。朱光亚到校时还带去一批从美国采购回来的物理实验用器材，拜访恩师饶毓泰、赵广增、曾昭抡、郑华炽教授等人后，便开始了北大教书的日子。10月，朱许二人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仪式。

朝鲜战争爆发后，朱光亚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撰写了题为《原子能和原子武器》的文章，呼吁反对原子战争，修订后于1951年5月出版了同题专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系统介绍原子能及原子弹武器的学术著作。

1952年，朱光亚的女儿刚出生没多久，他便接到赴朝参加停战谈判的任务，为了国家的和平稳定，他义无反顾奔赴战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的一员。在朝期间，朱光亚一刻不停地奔忙在一线，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不久，妻子许慧君寄来家书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他强忍着悲痛继续工作，直到1953年1月才回到祖国。这段经历对于朱光亚来说意义重大，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战地日记，同年，经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中国共产党总支委员会批准，被授予三等功。

投身科研  一心报国

回国之后，朱光亚夫妇被调往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28岁就成为了东北人民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同年，被任命为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在校期间，朱光亚不仅保质保量完成了教学科研工作，还担任物理系代系主任、中国民盟东北人民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吉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行政职务，被推选为长春市人大代表。在东北人民大学的一份工作量报告表上记载了朱光亚当年的教学学时，累计超额工作115.5个学时。朱光亚当年悉心教授的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物理学领域的专家，3位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5月，朱光亚收到一份事关国家重大决策的邀请函，受钱三强的邀请，朱光亚赴北京大学开展原子能研究工作。1956年4月，北大物理研究室党支部大会通过了朱光亚的入党申请，他全身心投入到培养我国原子能事业新生力量中，不久，又被调离北大物理研究室，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担任副主任职务，朱光亚心想，漂洋过海赴美留学，就是为了学习制造原子弹以为国效力，这一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抗美援朝战争中朱光亚荣立三等功

1956年12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与代号为“601厂”的原子能技术科研基地合并，钱三强任所长，朱光亚所在的第二研究室承担配合苏联援建重水反应堆装置的任务，并着重开展反应堆技术研究。1958年春，由苏联援助建设的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先后建成。在建设实验性重水反应堆的同时，朱光亚受命主持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东风一号”，并受聘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的专业顾问。1959年2月24日，由朱光亚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建成并达到（核材料）临界，该装置的研制成功意义重大，是我国核研究技术的一项基础工程，它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跨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1957年9月，聂荣臻在宋任穷、刘杰、钱三强陪同下赴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设现场参观，也是朱光亚第一次与聂荣臻近距离接触，此后，他们建立了三十多年的深厚友谊。1957年9月7日，聂荣臻率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联寻求技术援助，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程正式启动。

1958年7月，中央在青海省金银滩开始建设代号为“221”工程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苏联也派出一批技术专家帮助中国掌握原子弹、导弹等先进国防技术。苏联专家小组来华参观时，苏联物理学家加弗里诺夫向钱三强提出，要把朱光亚调来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于是将朱光亚调到青海参与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这期间，中国的核工业建设逐渐步入正轨，铀浓缩工厂、核燃料元件厂等首批重要工程陆续开工。1959年6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准备启程莫斯科谈判援助事宜，却传来一个坏消息，苏联准备停止援助并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这一消息对于朱光亚等人来说是重大的打击，谁也不希望刚刚起步的核科学事业被迫阻滞。10月中苏谈判不欢而散，毛泽东作出指示：要做好两手准备。宋任穷找到钱三强要他推荐一位科研人员，钱三强郑重推荐朱光亚，朱光亚立即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担任副所长职务。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宣布自7月28日至9月1日召回援华专家，并单方面撕毁协定，终止合同和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要求中国归还350亿元债务。刘杰、钱三强、朱光亚等人研究并进一步明确了原子弹研制接下来的方针，确定了研制工作的三个阶段：1961年前创造条件，全面探索；1962年掌握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1963年完成原子弹设计。并对机构进行了调整，从全国范围内挑选了力学、物理学等学科的专业人才加入自主研发核武器的队伍中。钱三强、朱光亚等人从全国各大院校研究所请来了王淦昌（德国柏林大学、清华大学）、彭桓武（清华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郭永怀（北京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程开甲（浙江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等技术领军人物，又从全国召集200多名科研人员，另起炉灶，展开自主探索研究。

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能事业，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38岁的朱光亚第一次面对面地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此后，中央专委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召开了数次会议，朱光亚几乎都参加。李觉曾回忆道：“20世纪60年代，重大的、向中央呈报的文稿、研制规划、计划都出自他(朱光亚)手。”

奔赴青海  潜心钻研

1963年，青海金银滩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初具规模。4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科学家代表，朱光亚等七十八名同志受到接见。之后朱光亚一行踏上了前往青海大草原的征途。朱光亚作为李觉的助手，担负着原子弹技术的全面领导工作，还具体领导研制点火中子发生器的科技攻关任务，亲向主持了核材料的临界、次临界实验。朱光亚兼任研究室主任，率领科研人员先后组织上千次实验。12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七次会议，贺龙、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张爱萍、刘杰等委员以及钱三强、李觉、朱光亚等人到会，汇报了有关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并报告准备近期进行的聚合爆轰试验。12月24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人来到试验现场进行爆轰试验，朱光亚负责撰写总结报告。朱光亚等中国第一批核科学专家们在广袤的青海草原扎根科研，克服重重困难，一心只为研制国之重器。

1964年6月6日，全尺寸（1：1）聚合爆轰试验圆满成功，表明我国原子弹自主研发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央专委发来贺电，当时正在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视察的张爱萍亲临试验现场，并赋诗赠予朱光亚及核武器研究院全体同志：“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美国始终高度关注并百般阻挠。1963年，肯尼迪致信赫鲁晓夫，呼吁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7月25日，苏、美、英三国代表会谈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并计划联合苏联阻止或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1964年8月23日，成立了中共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朱光亚被任命为试验部副部长兼第九作业队副队长。原子弹研究迫在眉睫，9月29日原子弹起运，10月16日10时30分，首次核试验进入清场程序，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晚上，核试验基地举行庆祝宴会，朱光亚说，那一天是他平生第一次喝醉。10月16日2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的新闻公报，朱光亚等科学家在苏联撤销援助、国家经济困难、美国百般阻挠的背景下，攻克了一个个科研难关，研制出了原子弹，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1966年12月28日，聂荣臻（左）与朱光亚（中）在核试验基地

接下来的几年里，朱光亚与其他科学家一起进行了原子弹空投、研究核航弹空投、“两弹”结合、氢弹原理等试验，为我国核事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第一枚核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捷报频传，钱学森、朱光亚等人为之注入全部心血，也获得了硕果累累。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李四光、钱学森、朱光亚作为科学家代表出席会议，李四光当选中央委员，钱学森、朱光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之后，朱光亚常年来往于青海、新疆、北京等地，组织指挥核武器的研制及试验工作。1970年6月1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朱光亚为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核武器、核材料、核动力的科研、发展工作，朱光亚成为国防科委领导核科技事业的科技主帅。朱光亚奔波在核试验第一线，取得了一个个重大成果，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亲切接见了朱光亚。

1982年5月10日，国防科工委成立后，朱光亚由国防科委副主任改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专门领导国防科研工作。当时，核武器研究院的科研任务极为繁重，原子弹、氢弹、战略导弹核弹头多个科研任务同时进行，朱光亚刻苦攻关，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枚轻小型核弹头。10月12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潜地导弹，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水下导弹发射能力的国家。之后，朱光亚陆续参与了秦山核电站、战略武器、航天技术等方面的工作，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始终为核科技事业勠力奋斗。1992年朱光亚来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与核试验基地研究所指导核科技工作，10月访美，就军备控制问题和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时隔四十一年再次踏上美国国土。朱光亚意识到，国际核禁试将成为被广大国家所接受的大趋势，继续开展相关科研工作。1999年朱光亚被任命为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已75岁高龄的朱光亚始终关注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同年，朱光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朱光亚

朱光亚的挚友、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朱光亚80寿辰之际撰写了题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杰出的科技帅才》的文章，他这样评价朱光亚：“我希望年轻一代科技人才能像光亚那样，将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美德结合起来，谦虚谨慎、求真务实，远离浮躁、浮夸，少说些大话、空话，多做些扎扎实实、创新发展的工作。我还希望能够发现和培养许多像光亚那样杰出的科技帅才，以便能在各个领域引领一支支优秀的科学家团队，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作出贡献。”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为朱光亚捎来80岁生日贺信。中国核学会和国家天文台共同筹划，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编号为10388的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2005年12月12日，81岁高龄的朱光亚正式退休，其子朱明远回忆说：“父亲虽然退休了，思想却一直没有退休。在中央军委和总装备部领导的关怀下，他的办公室一直为他保留着。几年来，除非生病住院，他每天上午都要去办公室转一转，看看文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长期的与核技术打交道，给朱光亚的身体带来了很多隐患。退休后朱光亚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

2008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朱光亚荣获中国光华工程科技奖第七届成就奖。2011年1月，习近平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朱光亚。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7岁。2012年2月3日，朱光亚逝世一周年，获“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朱光亚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在国防科技、国家安全、军备控制等领域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为强国强军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部分骨灰于2012年9月26日安葬在中国核试验基地，英雄长眠于曾经战斗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