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吴文藻与冰心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大门前合影

赴日之前的吴文藻

吴文藻（1901-1985），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的著名学者。1926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发表了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民族与国家》。多年以后，有学者指出，“《民族与国家》在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方面，属于起始之作”“从19世纪末到1926年这几十年间，作为理论的人类学主要是被作为社会进化的启蒙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发挥作用的，对于中国社会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大多为来自东西洋的海外人类学者所从事，中国人类学的翻译者尚未系统进入自主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虽未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它在实质上可以说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王铭铭《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1929年，吴文藻学成归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5年12月1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邀请吴文藻作公开演讲，他演讲的题目为《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这个演讲成为功能派理论与中国社会状况相结合的基石，是社会学的理论内核。作为教授、社会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他与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冯家升等人，创立了后来被人称之为社会学的“燕京学派”。

1937年北平沦陷，一年后，吴文藻、冰心一家离开燕南园来到云南，吴文藻在云南大学任教，创建社会学系，并出任系主任，与此同时主持中英庚款董事会开办的“人类学讲座”。1940年，他前往重庆，进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室任参事，尽管从政了，但他分管的范围仍是民族、边疆与教育。

在东京帝国饭店见到梅汝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由美、中、英、苏四国共管，成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四个国家各派一个代表团进驻日本。1946年3月31日，以朱世明为团长的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乘专机飞抵日本东京，在厚木机场降落，这是中国人驾驶的飞机第一次降落在日本的本土上。8月16日，抗战胜利一周年之时，吴文藻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向东京，出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兼盟国谈判顾问。

吴文藻抵达东京后没几天，便到帝国饭店拜访了中国出席东京审判的梅汝璈大法官[依据《波茨坦公告》与莫斯科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4月26日修正)。依据这个宪章，由有关各国提名、经麦克阿瑟任命的十一名法官是：美国的J.P.希金士(后由M.克莱墨尔将军接替)、中国的梅汝璈先生、英国的派特里克勋爵、苏联的I.M.柴扬诺夫将军、澳大利亚的W.威勃爵士、加拿大的S.麦克杜哥、法国的H.柏奈尔、荷兰的B.V.A.罗林、新西兰的E.H.诺斯克罗夫特、印度的R.M.巴尔、菲律宾的D.哈那尼拉]。

梅汝璈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比吴文藻晚一年赴美留学，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后，前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与吴文藻同一年回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复旦大学任教。由于抗战时他也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所以，他和吴文藻早已相熟。吴文藻到达帝国饭店时，梅汝璈尚未归来，摸了摸头，头发长了，便来到理发厅。没想到吴文藻一出现，理发厅的人员全体站立鞠躬，谦恭到了几近低下的程度。战后来这里理发的人都是盟国官员，要不就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外交官或记者，别说在理发厅，但凡在街头遇到挂着盟国车牌的汽车，日本人都得退让。盟国人员在商场购物，均可获得免税的待遇，许多酒吧、饭店都设有专门的座位，火车上甚至还有专门的车厢供盟国人员乘坐。吴文藻刚到，尚未受到战败的日本对盟国的礼遇，但理发厅师傅那精细的服务，让他很享受。八年的战争，真是颠沛流离，除了几次出访，哪回理发不是匆匆！只求剪短头发，怎可能享受？现在靠在那张厚实而松软的转椅上，咔嚓咔嚓的剪子声如在催眠。吴文藻的胡子密实，每次理发，刮胡茬对理发师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弄不好就要出血，眼前的理发师却是轻松自如，行走在脸面上的手与刀，如情人的纤纤玉指轻轻抚过，吴文藻任其摆布，陶醉得几乎快要昏睡过去。

在理发厅享受了一番后，他来到梅汝璈的房间，两人激动握手，说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里相会。梅汝璈说自己从朱世明那里得知学兄来了，要不是这几天开庭紧张——且又是审理“满洲国”的事，溥仪“皇上”出庭作证，一定会去探望学兄的。房间内处处纤尘不染，梅汝璈说，每天都有日本的清洁人员来打扫，一打扫就是半天，弄得自己有些不习惯。后来告诉他们，只有自己不在房间时才可以打扫，说不定刚刚走呢。吴文藻环视客厅一周，见墙上挂有三尺宝剑，便取下来细细欣赏，以为是“中正剑”呢。梅汝璈告诉他，这是顾毓琇博士所赠，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献剑仪式”呢。“我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一樵博士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我说，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吴文藻拔出剑，吹了吹锋口，连说好剑，称该用此剑斩他个痛快！吴文藻问了一些审判的情况，梅汝璈也简要告知，他说，作为政治组组长，希望吴文藻能从政府的立场，给审判提供更多的支持。

日本宪法与文物赔偿

8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修改后的《日本国宪法》。政治组保留了历次修改的新宪法文本，吴文藻一一调阅研究，发现所有的修改文本中没有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正式文件，也没有麦克阿瑟的正式讲话文本，而实际上全世界都知道，日本新宪法的修改是在美国占领军（形式是盟军）和麦克阿瑟的一手操纵下进行的，宪法中的天皇体制、民主形式等，都体现了美国的意志与价值观。所以，吴文藻叫来秘书，询问这些文件是否齐全？秘书的回答是肯定的，麦克阿瑟没有任何一次讲话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但一切都是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进行的。11月1日，吴文藻以顾问的身份出席了盟国对日本即将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说明会。说明会之后的第三天，即11月3日，最后修订并通过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

外交官吴文藻（1946年摄）

吴文藻一家在代表团的官邸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迁入装修好的独栋外交官新居。迁入新居之后，吴文藻重拾旧好，经常到涩谷或银座的古玩市场，抱回大包小包的旧书古画，中国的、日本的，古代的、现代的，画册、字画、雕版古籍，喜欢的便纳入怀中。战后的日本，生计第一，字画古玩无人问津，吴文藻薪水不菲，除国内外交部的薪水，驻日代表团也发薪水，甚至还有盟国的津贴。有一次，吴文藻和冰心到浅草寺游览，在商店里发现一幅武者小路实笃的《石榴图》，两人几乎是惊叫起来，但他们还是按捺住各自的兴奋，用不高的价格收入囊中。在回家的路上，冰心告诉吴文藻武者小路实笃的情况，以及她读过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吴文藻说，战后生计困难，一些书家和画家通过不同的渠道出售自己的藏品，以换取食品。日本人无力购买，外国人中除了外交官与记者，商人、古董商都难以进入，所以这是收藏的大好时机。顾毓琇捷足先登，带回来不少老货，有好几件是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走的。

再次燃起吴文藻淘宝兴趣的，是因为一个人的到来，他就是王世襄。王世襄1941年6月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1943年11月离开北平，穿过皖北界首日军封锁线前往重庆，梁思成的营造学会接纳了他。这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次长杭立武任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李济等任副主任委员，王世襄于委员会任职并被派往“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工作。1946年12月，他被派往日本，名义是清损会专员，受中国驻日代表团第四组领导。

来到日本的王世襄满怀信心，希望能在文物讨追和赔偿方面为国家争取更多的赔偿或归还。但他没有想到，几乎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王世襄本想根据国内整理出来的文物材料，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偿还，但当他看到联合国关于要求赔偿文物的条款规定时，不禁大为失望。“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确实经证明是抗战期间被日寇劫夺或盗窃的。损失了的文物要求能列举其名称、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劫夺的情况要求能开列：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寇军队劫夺，要求能说出番号等”。这些条件如何能满足？王世襄查阅了国内寄来的材料，没有一份够得上完整，他又想出“以类赔偿”的方式，不料这个提议首先遭到副组长张凤举的反对。他说联合国根本就没有“以类赔偿”这样的办法，因此提也白提，交涉不出一个结果来，连向团长打报告的请求也都被否决了。

每逢难处，王世襄便会躲到自己的老师家去发牢骚。“吴文藻、谢冰心两先生。他们是我的师长，在燕京上学时就比较熟，到日本后，在团里每天见面，下班后我因不通日语，无处可去，常去吴家作客，他们仍把我当作他们的学生”。在老师面前，王世襄时有愤愤不平，说，天天遭轰炸，遭洗劫，“三光”，国破家亡，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竟然还要说出部队的番号，那不都是秘密吗？我只知道是日本鬼子，至于是哪一支部队，天晓得！可是，当你追讨被抢走的文物时，却要提供一切，这不是荒唐吗？王世襄本是涵养深厚之人，东西没有追到一件，却被这些规定逼得怒火中烧。他希望吴文藻能通过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进行交涉，吴文藻只得安慰他，说这些规定是联合国而不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规定，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也没有权力；就是麦克阿瑟，除了美国利益，其他国家的利益可能都放在日本之后。但吴文藻建议王世襄可以直接去闯一闯美国设在日本的文物管理机构，从中了解一些中国文物的线索。

吴文藻（后左2）与美国驻日人员的合影

王世襄果然去了，开始还真有人接待他，但因为具体的管事人不在，没看到有关的资料。在他等候通知之时却被告知，他不能直接去查阅资料，必须办理正式的约定手续，即由中国驻日代表团通知美国驻日代表团，在与文物管理机构约定后才能去，否则不接待。这些手续是可以办的，但美国驻日代表团几次都说管文物的人目前太忙，无法安排时间，待今后有时间再通知。

王世襄在等待通知时又去找老师诉苦，冰心便提醒他是不是以推托的方式拒绝接待，防止你打听到中国文物的线索？吴文藻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冰心怕王世襄着急，有时便让他陪吴文藻去古玩店逛逛，还真是用他的眼光，为老师淘到了好几件珍宝，也让老师学到了不少知识。每逢周末，只要吴文藻笑嘻嘻地抱了一包东西回家，冰心便知道准是又淘到了什么宝贝。王世襄等候无果，无奈之下，只得将那一批已知的古籍善本运回国。

秘密的政治学习

到了1948年，整整一年，吴文藻一家处在心烦意乱之中。首先是与新任团长商震不合，吴文藻三天两头要求辞职，曾经出现“一连三天辞了三次职，没有准，还在僵持中”。拖到后来，想辞职也不能了。与此同时，国内混乱的消息，物价飞涨、学生运动、国军失利等，通过各个渠道传到了东京，代表团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已是岌岌可危了。一心想回国的吴文藻和冰心，完全不知所措：“北平有炮声，景超今天来信也说过。我们成了丧家之犬，奈何？”

在吴文藻的领导下，中国驻日代表团第二组平时就有很浓的学习风气，到了1948年底，面对国内的政局，平时的学习变成了自发的座谈，由吴文藻牵头，谢南光、瞿络琛、王信忠、朱炳南、陈耀庭是基本成员，随后经济组的组长吴半农也来参加，并介绍了同组的邵逸周。冰心有时也会出现在学习会上。学习会的内容是“鉴于国内局势，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已到岌岌可危的程度，交换对于国内外形势的看法以及代表团的出路问题”。学习会每两周或一周在吴文藻家、瞿络琛家或谢南光家举行一次。这个学习会处于秘密状态，谢南光成了实际的主持人。每次学习座谈，都将研究共产党与代表团的出路、各人的归宿联系在一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电波迅速将消息传到东京。同一个短波频道上，原先的电台广播呼号“北平广播电台”变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广播中可以听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和歌唱声，吴文藻和冰心在家秘密收听，内心既有一种失落，也有一种兴奋。一个新政权的产生，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说，必定伴随着它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不然，旧的政权不会消失。中华民国虽然没有消失，却已偏隅台湾。吴文藻对冰心说，国民党政府既软弱又无效率，是继续代表这个政权还是另做选择，已经不可回避地摆在了二人面前。

没过几天，便到了“双十节”，驻日代表团照例举行招待会，由吴文藻致辞，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接待盟国的代表也没有往年的热情，一些国家的代表似乎也有诡异的眼光，这让吴文藻感到很不对劲。自从《波茨坦公报》发布以来，中华民国跻身于大国之中，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自尊都得到体现，但也就短短五年时间，所谓的大国已颜面扫地，令人扼腕长叹。招待会上，一名团员的妻子“悄悄”告诉外国代表：“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庆祝‘双十节’，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这句悄悄话立即放大，第二天便被刊登在东京的多家报纸上。

未成功的起义

在距离东京约80公里的叶山小镇，中国驻日代表团有座别墅，作为周末或节假日休闲娱乐之所，“代表团的资深成员举办宴会时，子女就在附近的海滩游泳”。回代表团重新任团长的朱世明，曾和代表团的资深官员在叶山小镇开会，“彼此交换不寻常的意见”。会议之后，“谣言盛传，驻日代表团要学法国大使馆叛变，提出主张的人据说是法律顾问吴文藻”。时任朱世明的副官、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辞去代表团的职务后，谢南光通过华侨的关系，从马来西亚的《星槟日报》为吴文藻取得一个不领薪水的驻东京记者的身份。那时能定居日本的外国人，除了商人，便是记者，吴文藻重新获得行动的自由。

曾有一个信息显示，国内曾派人策反吴文藻等起义，这个人是蒋介石第二位夫人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的丈夫陆之久。陆之久从1926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华东局统战部长吴克坚指示陆之久由香港潜入日本，做驻日代表团的工作，动员朱世明、谢南光、吴文藻、吴半农等高层人士起义。陆之久的叔父陆榘吾在驻日代表团中任电讯处处长，通过他的安排，陆之久得以与朱世明、吴文藻等人见面，这恰是代表团密谋起义的时间。有人认为，他们“多次秘议起义之事，但朱迟迟下不了决心，返回东京不久，又被迫辞职，起义之事功败垂成”。

吴文藻则由日共安排，在东京郊外租了一座空置的仓库，经过装修后，成为隐居之地。

之所以说隐居，是因为此时的吴文藻通过有关渠道，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收集有关情报，所以，住所最好要偏僻一些。吴文藻在代表团购置的雪佛兰小车，现在派上了大用场，日共派了司机听其调遣，时常出入于各种场所。作为社会学家的吴文藻，非常清楚各种信息的价值，只要有机会，他都能有所收获；美国的外交官、各国驻日代表团、媒体、华侨与留学生中都有他的熟人，甚至邮箱中每天都有红红绿绿的小广告，从中也能淘出有用的信息。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教育，在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处于敌对的状态下，这些情报与资料都是重要而珍贵的。

吴文藻、冰心与费孝通在寓所的合影（1983年摄）

吴文藻坐着他的雪佛兰小车进进出出，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人生选择，随着时代的变迁、世界格局的改变，也进入最后的阶段。最近阅读到的资料表明，吴文藻和冰心在向北京放出试探气球的同时，也与美国的朋友联系，探讨离开日本后的去向。1949年起，吴文藻先后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瑞斐德(R. Redfield)、哈佛大学的教授费正清、洛克菲勒基金会、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有过很多书信往来。他在写给瑞斐德的信中说：“尽管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很困难，我们将要走的道路也有许多障碍，可我们对未来并不悲观。无论是好是坏，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不得不面对新的形势，并且为过去没能走中间道路付出代价。”

最后的选择

就在吴文藻和冰心进行艰难的选择时，北京政府希望他们能回国，希望他们能为新中国收集到更多的资料（情报），美国各基金会、学界的朋友也在争取他：“洛氏基金会出资请吴文藻访美，耶鲁大学聘请他在其外国地区研究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自1951年7月1日起，为期至少一年，报酬为六千美元。他的工作范围是研究美国政策在海外、特别是在远东地区的实施情况，以及非西方民族的文化特性，并就他研究的领域做专题报告。在吴文藻到耶鲁之前，洛氏基金会提供给他两千元的生活费，让他在东京研究日本的社会状况，为他在耶鲁的工作做准备，并提供给他往返东京与耶鲁之间的路费。哥伦比亚大学也对吴文藻的工作表示了兴趣。洛氏基金会的罗杰·埃文斯试图在东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吴文藻寻求一个研究员的职位。吴文藻对此很感兴趣。在他看来，东京大学的教职，是自己‘处在十字路口、面临重重矛盾时最好的选择’。中国有句古语，意思是在头脑充满矛盾时，最好的行动就是最少的行动。他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并坚信应同西方保持密切联系，我要在亚洲的土地上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在这里我还有可能为丰富世界上关于社会的知识作贡献。’瑞氏也在美国积极活动，看能否帮助吴文藻。吴文藻此时的态度是‘顺其自然’。”

这个“顺其自然”是吴文藻收到洛氏基金会两千美元的经费，为去耶鲁从事研究工作做准备。于是，他们就公开宣扬要到美国去教书，1951年7月15日出版的《妇人民主新闻》第241号发表消息《谢冰心女士近日将赴美》，冰心特地到圣心女子中学为两个女儿办转学手续，指定转入耶鲁大学附近的女子中学，只等签证一到就会动身去美国。“然而，事情却出乎意料地起了变化。据包括费正清在内的数位美国友人的通信称，吴文藻在东京申请赴美签证被拒，这是根据美国政府的一项法规，即拒绝那些‘有损于美国利益’的人入境，之后他便携家属回到了北京”。（以上资料转引自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1951年8月23日，横滨港码头，吴文藻、冰心、吴宗远、吴宗黎一家四人登上了一艘印度的轮船，悄悄地离开了日本。

回到北京的吴文藻和冰心，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吴文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冰心则到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新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