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和学生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便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海外留学生喊话，郑重邀请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以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为代表的一批海外知识分子，面对多重选择，最终满怀赤子之情，冲破层层阻力，义无反顾地投入祖国的怀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形成两次归国热潮。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证明了“科学没有疆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的爱国情怀。

华罗庚：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1941年，华罗庚凭借《堆垒素数论》蜚声国际数学界。1946年，带着对国民党政府的深深失望，他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访美。临行前，他对《东南日报》的记者说：“如果不是不得已，绝不愿意出国。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梦想实现了，中国真正开始和平建设，我想科学绝不是太次要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华罗庚已被美国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享有高额年薪。但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身在美国的华罗庚时刻关注着国内时局的变化。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华罗庚兴奋不已。不过，真当准备回国时，他也有过纠结。在给学生徐利治的信中，他表达了这种心情：“我暂不回去的消息是不确实的，只是‘不立刻’回去，回去是不太远了。当然，在这儿年薪上万，助教四人，及其他一切都足以使人留恋。”在这封信中，华罗庚透露，自己回国的一个远大志向是推动中国科学的独立发展。

1950年2月，华罗庚以赴英讲学为名，举家踏上回国的旅途。在抵达香港后，他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情真意切地呼吁：“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发展而奋斗！”

徐光宪和夫人高小霞

徐光宪：科学没有疆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徐光宪是我国著名的稀土化学专家。在美留学期间，他与同在美留学的妻子高小霞参加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新文化学会”“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等进步组织。新中国成立时，他们与其他留美的进步学生在纽约国际学生公寓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向联合国发了签名通电，要求接纳新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驱逐国民党政府的代表。1950年海南岛解放时，他们又发起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人一元劳军运动”，表达了鲜明的政治立场。

1951年，徐光宪获得博士学位，前途一片光明。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徐光宪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在一个和自己祖国敌对的国家。他向妻子高小霞表明了心迹：科学没有疆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此时，美国政府为阻挠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国会已在年初通过了相关法案，就等总统批准后正式生效。在这个短暂的窗口期，高小霞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夫妻二人于4月15日以华侨探亲的名义获得签证，登上“戈登将军号”邮轮回到祖国。事后他们才知道，这是法案生效前，驶向中国的倒数第三艘邮轮。

王德宝：我的事业在祖国

王德宝是中国生产苷酸类助鲜剂的创始人，在1951年回国时也经历了不少周折。

王德宝于1947年公派赴美留学，1951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当地的《华侨日报》上看到“祖国需要科学”的新闻，下定决心回国。周围的朋友劝他，美国的工作条件好，还是留下来吧。他答道：“改变中国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我的事业在祖国。”

下定决心的王德宝立即到英国驻美领事馆申请了经香港回国的签证，随后乘船离开旧金山。然而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他和部分回国的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拦下，此时“禁止中国留学生归国”的法案已经生效，美国政府要求他们立即返回，并声称：如果擅自回国，轻则罚款，重则坐牢。

但这并未动摇王德宝回国的决心，他设法在夏威夷留下来，等待机会。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曾在一家伐木厂做苦力。眼见遥遥无归期，担心荒废学业，他回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这里，王德宝的学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当选为美国科学研究会会员，但他对祖国的思念之情越发深切。

1954年，中美两国代表在日内瓦展开谈判，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得以获准回国。借着这个机会，王德宝绕道法国、英国和香港，前后花了三个月时间，终于回到祖国。

叶笃正：我是中国人，我要回祖国工作

叶笃正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他曾有行伍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叶笃正参加了青年学生救亡团，跟随卫立煌的部队做抗日宣传工作。

1945年初，叶笃正通过考试被送往美国留学，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学家罗斯贝教授，于1948年获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着手准备回国。其间，美国气象局曾高薪聘请他去华盛顿工作，被叶笃正一口回绝，理由很简单：我要回国。

然而，他多次到英国驻芝加哥领事馆申请经香港回国的签证，均被拒绝。工作人员告诉他：“去找美国国务院吧。”叶笃正毫不客气地回怼：“英国是美国的属国吗？你自己不能做主！”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期间有不少同学劝他留下，叶笃正道：“我是中国人，我要回祖国工作”。

正直的瑞典老科学家罗斯贝被他的拳拳报国心所感动，伸出援手，他对叶笃正说：“人各有志，我支持你。我请你到瑞典做研究工作，你在那里工作三个月，然后从瑞典回国。”

1950年8月，叶笃正从瑞典出发，横渡大西洋，于当年10月回到祖国。改革开放后，他率中国气象学会代表团访美，见到了当年的同学。对方问他：“现在你很后悔当初归国了吧？”叶笃正坚决答道：“不，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为祖国做了不少事，即使受些苦，我也不后悔。”

年轻时的叶笃正

赵忠尧：不去台湾，更不会去美国

赵忠尧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他的归国之路更加曲折，甚至经历了牢狱之灾。

赵忠尧是受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的推荐去美国参观原子弹试验的，顺带采购一批必要的研究器材。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国的女儿赵维志受党组织委托，给他写信：“妈妈和我们殷切地等待着您的归来，祖国和人民需要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热切地欢迎您。”

1950年8月底，赵忠尧从洛杉矶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远洋客轮，启程回国。途经日本横滨时，他和同船的另外两名青年学者罗时钧和沈善炯被骗到船长室问话，随即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的扣押，说他们三人可能携带秘密资料。三人被关进巢鸭监狱，换上了印有“P”字样的囚服。此后，台湾的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几次到狱中游说他们去美国或台湾，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也给赵忠尧发来电报，邀他到台湾大学教书，都被赵忠尧严词拒绝：我们不去台湾，更不去美国，坚持要求回到中国大陆去！

三人无端被扣押的消息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抗议美国的无理行径。赵忠尧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师友们和科学界的朋友，也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抗议或声援。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加之美方在赵忠尧等人的行李中确实没有发现违禁品，11月28日，经历了几十天监押、软禁的赵忠尧等人终于重获自由，回到祖国。

师昌绪：为了归国，宁可单身

师昌绪是我国著名的材料科学家，于1948年赴美留学。1955年回国前，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研究员，从事合金钢研究。

因为在麻省理工学院曾参与美国空军的研究课题，师昌绪是美国政府明令禁止回国的三十五名中国学者之一；他的护照被没收了，这使他的回国之路变得更加艰难。师昌绪曾以到印度或瑞典等国找工作为由，试图绕道回国，但均未成功。

但师昌绪并没有灰心。他邀请旅美的多名科学家，以组织夏令营的名义白天游玩，夜晚商讨回国对策。他们给周恩来总理、联合国还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控诉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表达回国诉求，还购买了一个油印机，印发传单。《波士顿环球报》以通栏大标题报道了他们要求返回中国的消息，并刊登了师昌绪的照片。一时间，这批要求回国的留学生成了美国的新闻人物。

师昌绪的导师柯恩教授问他是不是对现职务和薪酬不满意？师昌绪诚恳地说：“都不是。在美国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需要我。”为了表达回国的决心，已过而立之年的师昌绪一直没有成家。他的弟弟后来问他原因，他说：“在美国要结婚，只有两种人，一是洋女子，二是国民党官僚的小姐，无论哪种，都是回归的障碍，因此我宁可单身。”

1955年，在中国政府的帮助和师昌绪自己的努力下，他回到了日思夜念的祖国。

年轻时的赵忠尧

年轻时的罗沛霖

罗沛霖：党派我去留学，我要对得起党

罗沛霖是我国著名的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与叶笃正相似，他在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先在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担任电子工程师，后来到延安参加革命，进入中央军委三局，参与创建了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

与大多数从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不同，罗沛霖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赴美留学的。在钱学森的介绍下，他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的好友钱学森遭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出于多年党内教育形成的政治敏感性，罗沛霖预感到此后归国的难度可能会加大，尽管这时他还没拿到博士学位，仍立即着手准备回国。

罗沛霖去买船票的时候，票已经没了。美国的轮船公司想多做一笔生意，就让他先坐飞机到夏威夷，在那里上船，因为正好有个客人在夏威夷下船。后来罗沛霖才得知，他们是第一批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远洋客轮回国的留学生，同船的还有前面提到的赵忠尧等人。

事实证明，罗沛霖的判断是正确的。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除了赵忠尧等三人被扣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还在船上搜查到另一个从加州理工学院归国的人，这个人就是罗沛霖；因为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他与钱学森的关系最密切。他在洗手间听到船上广播叫到他的名字，出于警觉，躲了起来，这才避免了和赵忠尧等人相似的遭遇。

郑哲敏：做国家需要的事情

郑哲敏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1948年获“扶轮社奖学金”赴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是钱学森的学生。在加州时，他与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赵忠尧、罗时钧等人都比较熟，还和罗沛霖住一个屋。郑哲敏在1950年下半年申请回国时，美国的形势已经变了，由于他是钱学森的博士生，而且研究的课题又是当时热门的高速飞行和喷气推进所引起的结构物受热的抗力问题，他的两次申请都没被批准。

1952年上半年的一天，移民局以非法居留之名将郑哲敏扣留，幸得好友冯元桢保释才重获自由。之后，移民局同意他自动离境，但几天后又说，考虑到你回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虽然同意你可以自动离境，但不允许你离境，也不允许你有任何离境的企图。1952年6月博士毕业后，郑哲敏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护照也被没收了。好在加州理工学院对他不错，让他在校内做助教，以维持生活。郑哲敏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寻找回国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有机会就跑”。

1954年7月，他接到移民局的来信，通知他在9月27日前离境。临行前，郑哲敏与当时同处在被软禁状态的钱学森话别。钱学森说，现在新中国刚成立，我们研究的问题不一定能马上用得上，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钱学森的话，郑哲敏一直牢记于心。回国后，他根据国家需要，对大规模爆破特别是对定向爆破开展研究，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爆炸力学”。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这些科学家回国后，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在各自的领域为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