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留学生活动

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群体在中国海外移民史及当代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中所呈现的独特性与重要含义，使之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对象。李安山在本世纪初提议将“留学生（史）研究”纳入华侨华人学的研究范畴中，并指出考察留学生历史与对研究早期华人移民历史的重要意义。李明欢则视旅欧中国留学生为欧洲华侨华人群体的主力军，并阐释其社会影响不弱于东南亚及北美地区的华商群体。因此，通过回顾长时段内中国留学生的留洋经历与归国轨迹，不仅能了解该群体精神文化以及特定区域留学文化的特征，还能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认识华侨华人群体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之关键作用。于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本文将以史为鉴，梳理晚清至今百余年来温州留学文化之发展历程，阐明温州人对留学事业的热衷是有迹可循的历史产物，并揭示发源于永嘉事功思想的温州留学文化所展现的特征。

晚清温州留学文化发端于永嘉之学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1823-1901）于《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发“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喟叹。是时，正值晚清国力积弱不振，四方领土为外敌所蚕食、为内乱所侵扰，如何拯救中国于此变局，是清末以降知识分子所忧心的问题。次年（1876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国公使签订《烟台条约》。自此，温州府便成为沿海地区新辟的一处通商口岸。

开埠后，温州邑人经由瓯海关之航线前往浙北、上海等沿海地区更为便利。海上交通运输的快捷，也使得西方、东瀛之舶来品大量输入温州民间。除了日常所见之生活用品外，先进的近代化科学知识、思想通过纸媒的形式传入温州知识分子的脑际。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瑞安县士人孙诒让（1848-1908）开始研读西方科学技术类著作的中译本。又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平阳县士人宋恕（1862-1910）向同乡士人刘绍宽（1867-1942）倾谈西学及日本明治变法对丕振国家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以瑞安县士人为中心的温州知识分子网络，在孙衣言（1815-1894）、孙锵鸣（1817-1901）之号召下，不仅对西学持包容、开放的学习态度，还重拾形成于南宋时期的永嘉之学历史遗绪。进而，主张“弥纶以通世变”的永嘉事功思想，自晚清以降便成为温州知识分子所青睐的塑造自身文化认同之资源。

不论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孙诒让在《瑞安新开学计馆序》中所强调的“甄综术艺，培养人材，导厥途彻，以应时需”，还是宋恕对欧美著述译本之“包涵兼综”，此皆源于温州近代知识分子在重拾永嘉之学过程中对晚清社会发展之反思。可以说，这种顺应时势、审时度势、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学术思维进一步促使温州地方文教事业对异域知识的包容及桑梓后学对留洋的推崇。因此，晚清兴起于温州的留学潮并非仅是泰西、东瀛文化冲击下的必然产物，其形成还应归结于温州地域文化中有关永嘉事功思想的历史遗绪对地方学子的思想濡染。

晚清至民国时期温州地区留学生活动的肇始与传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温州首位官派留学生王鸿年（1870-1946）登上前往日本的轮船，开始其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求学生涯。而后，温籍青年俊彦亦多以东瀛为求学之地，其次方为泰西诸国。据《温州近代史》所载，1898年至1911年间，温州赴日留学人数为135人，其中包含永嘉县人（23位）、乐清县人（34位）、瑞安县人（51位）、平阳县人（26位），以及未明县籍者1位。民国时期，温州留学活动较晚清更为多元。首先，为留学国家的多元性。由于受到日本“东瀛惨案”的影响，温州学子对赴日留学之热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有所减少，转而将其留学兴趣付诸西方国家，如美国、法国。其次，为留学专业的多元性。中华民族的重新凝聚激起温州学子报效祖国的决心，这也反映在温州留学生对专业的选择趋于多样化上。此两点可见于徐华炳在对该时期瑞安留学人员的考察中，其认为：“民国时期，瑞安人留学、游学、出国考察的活动接续不断，而且求学的国家、专业及层次，都有显著扩展或提高。”这些温籍留学生求学于海外，致用于国内，将海外先进知识体系引入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家乡建设之历程中。胡珠生认为，温籍留学生群体是清末民初温州“走向近代化的先锋与主力军”。徐华炳亦揭示清末民初乐清县留学生在专业选择上的现实考量，即为匡正国运而聚焦军事、法律、师范等专业。以下将通过梳理该时期瑞安乡贤项骧之留学经历与回国轨迹，以揭示温州留学文化的肇始。

孙诒让

苏步青

姜立夫（左）与杨振宁

温州模式

项骧（1880-1944），字渭臣，号微尘，瑞安人。其族内前辈如项湘藻（1858-1918）与项崧（1859-1909）曾于十九世纪末参与开办瑞安学计馆与方言馆，前者专修数学、理化，后者主授英文、日文等语言类课程。后来在孙诒让的提议下，两馆合并为瑞安新式学堂。项骧正是首批授业于此的地方学子，且深得项湘藻与项崧的赏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项骧在结束日本的视学旅程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同年，清廷废除了历时千载的科举取士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以新式学堂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并颁布针对归国留学生的考核政策——《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至三十六年（1910年）间，项骧回国参加清廷举办的留学生考核，并最终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廷授予翰林院编修。不过，此时清王朝的国运已至尽头。民国时期，项骧身兼中华民国政府要职，负责统筹国家财政与盐务。身为留学生的项骧，不忘将晚清以来温州地方知识分子所推崇的西学传授给其子项锦裳（生卒不详），并鼓励后者留学日本。例如在《海晏舟中遇风示儿子锦裳》一诗中，项骧写道：“大好男儿须立志，长风会送到蓬莱。”中日战争爆发后，项骧赋闲在乡，并积极参与地方抗日活动，例如其于抗日救亡大会上痛批日本侵华行径、响应瑞安抗日自卫会所举办的书画展览会等。在《九十韶光吟咏中日抗战也》中，项骧倾诉中日战争所造成的山河破碎之景象，如“春回大地虽无脚，已为江山破寂寥”。1944年，项骧未能等到抗战大捷而抱憾离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马君武（1881-1940）在为项骧《浴日楼诗选》作序时，曾认为：

“瑞安自乾嘉以来，文学派别亦与中原脉络息息相通。孙敬轩以经学名家，孙琴西、仲容父子继之，大昌治礼之学。黄忡鼓、宋平子、陈介石长于史事，皆卓然自成一家。清之有瑞安，一如宋之有永嘉，为异军特起者也。微尘于瑞安学派中为长于史事者，故其所为文条达渊茂，所为诗瑰异博丽，回肠荡气，令人有一唱三叹之思。”

马氏不仅给予瑞安文人在中国文学史、学术史上的高度评价，还揭示晚清以降以瑞安文人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网络在温州地区的影响力。这种由血缘、族缘、学缘、地缘纽带层层交错形成的社会网络不仅为项骧提供广大的人脉，还使其成为永嘉事功之学重建余波中的一分子。这些身处社会网络中的温州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中，急切地援用地方历史遗绪——永嘉之学，来精心孕育温州地方文化，其中也包含留学文化。因此，他们对西学的推崇，并非出于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而是在以“义利并举”为核心的永嘉之学影响下，选择用贯通中西的方法振兴家乡、匡正国运。

在晚清地方精英的经营下，瑞安县俨然成为近代温州知识分子开展文化活动的中心，而“瑞安”二字也成为镌刻在民国以降之文化资源上的符号象征，如前文所引马君武以“瑞安学派”来概括温州地方知识网络。通过建立社会网络，瑞安与瑞安以外的温州知识分子产生交际，并形成文化资源交互的纽带，促进瑞安邑人所重建之永嘉事功思想于温州乃至浙南地区的传播，最终推动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其中，孙诒让在发扬家学及地方历史遗绪方面具有重要的媒介作用。例如，孙诒让于浙南地区大兴办学之风，后被推举为温处学务分处总理。而刘绍宽所开办的平阳县学堂正是孙诒让引导与鼓励下的产物。与此同时，瑞安学术的成就也吸引县域之外的文人学士慕名来，如被誉为“东瓯三杰”的乐清人陈虬（1851-1904）迁居瑞安并与地方精英互有来往，又如同为“东瓯三杰”的平阳人宋恕为孙锵鸣之女婿。由此可知，瑞安孙氏于十九世纪中期重建并耕耘的永嘉之学，不唯在瑞安，还在平阳、乐清等县对地方文教事业形成影响。而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产物，温州留学文化亦在各县文化空间中形成扩展与传播，最终造就一众留学人才。例如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平阳籍数学家姜立夫（1890-1978）便是在少年时期受业于平阳县学堂。又如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平阳籍数学家苏步青（1902-2003）曾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前身为孙诒让参与创办的温州府学堂）。

总之，在晚清留学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发扬兴起于晚清瑞安的以重建永嘉事功思想、匡正国运为的彀的学术之风，温州知识分子在历史遗绪的积淀中开创并传播具有温州地方色彩的留学文化。而作为文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蕴藏永嘉之学“义利并举”精神的留学文化在晚清以降不断哺育温州学子，使之在晚清至民国动荡的社会局势中融贯中西、报效家国，真正做到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温州留学文化的积淀

自十九世纪末以降，地方知识分子群体所重建的永嘉之学不仅促进温州地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还成为哺育温州留学文化的摇篮。至新中国成立后，此种强调“义利并举”的学术思想进而以“温州模式”的形式在经济领域闻名遐迩。而在文教领域，永嘉事功思想所主张的与时俱进、以应时需等理念也骎寻催生出留学专业多样性、留学国别广泛性等当代温州留学文化的特征。以下将通过梳理瑞安项氏族人项宇的留学经历与回国轨迹来呈现温州留学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积淀。

孙诒让故居

项宇为项骧的同族后人，其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学澳大利亚。在获得硕士学位后，项宇进入澳洲航空公司工作，并一路升至亚洲商业发展首席代表。2002年，项宇回国创业，并于五年后成立“行家慈善文化教育专项基金”，以助力文化下乡与“江南乡贤”研究等项目的开展。项宇认为：“我之所以有志于推动乡贤研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家族参与其中，我还同时看到家乡有那么多对社会建设有意义的并且熠熠闪光的优秀人才和先贤们的精神牵引，其中很有知名度的孙诒让先生就是我们南堤项氏的外曾孙。他的父亲和叔叔是孙衣言和孙锵鸣，都是影响中国文化教育的先驱者。”从项宇的表述中，不难察觉其对族缘纽带的强调，即通过追溯并强调族缘关系，项氏族人将晚清瑞安孙氏族人纳入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中。这并非仅是为了拉近项氏与孙氏族人在亲缘层面的距离，还期望将以孙氏族人为代表的晚清温州知识分子群体所重建的永嘉之学及相关历史遗绪融为项氏一族的虚拟祖产，进而获取对特定文化资源的使用权威、形塑族内的文化风气、提升族群的社会与历史影响力。由此可见，晚清瑞安孙氏一族所开展的文化活动已成为二十一世纪温州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并对留学生群体形成深远影响。

延及今日的温州留学文化特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温州模式”的提出与“温州炒房团”的出现给予世人“温州人务于生财而缺乏文化”的刻板印象，进而使得近现代温州留学活动的兴盛被简单地理解为民间经济资本在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由前文可知，温州留学文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肇始于晚清延续至今的百年历史。作为地方文教事业的组成部分，温州留学活动是温州内外历史因素结合的产物。外在历史因素，如温州被迫开埠、清廷颁布留洋政策等。内在历史因素，则主要是十九世纪中晚期永嘉事功思想体系的重建。国难临头之际，以瑞安孙氏族人为代表的温州知识分子群体将永嘉之学历史遗绪的重拾视作振兴地方、匡正国运的管钥。秉承永嘉之学所主张的事功思想与义利并举的理念，晚清民初温州知识分子不仅要求自身融贯西学与经学，还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如兴办新式学堂与工厂、鼓励地方学子出国留学。由是，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温州留学文化应运而生。鉴于此，近现代温州留学活动的发展不能被片面地归结于温州民间经济资本的积累，世人需要正视其所拥有的内在文化底蕴，即源于百年前温州文人学士惨淡经营而最终享誉于四方的永嘉之学。以下将从三个层面呈现温州留学文化的特征。

孙诒让青年时期阅读开明书籍的藏书楼——瑞安玉海楼

（一）以应时需的留学策略

温州留学生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专业与留学国别分布。晚清至民国时期，在混乱的战事、复杂的社会局势、多变的国际关系中，温籍留学生主要选择前往日本攻读军事、师范（或速成师范）、工程与法律等专业来实现自身学以致用的价值。例如温州首位官派留学生王鸿年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选择前往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又如乐清首位留学生石铎（1880-1960）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前往日本成城学校（1903年改名为振武学校）学习军事专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毕业。而从胡珠生《温州近代史》所统计的1898年至1904年温州留日学生的名单中，我们能更直观地了解晚清留学生在专业选取上的“事功”特色。徐华炳在分析乐清留学生的情况后认为，民国时期乐清籍留学生的专业选择较晚清并未呈现出较大差异。因此，晚清至民国时期，秉持以应时需的原则，温州留学生普遍青睐具有速成、实用等特点的学科专业以在短期内达到学有所用的目的。

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潮”是新中国摆脱现代化国防、工业、科技落后局面的重要途径。而在此趋势下，前苏联也成为温州留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地，并多以自然科学为专攻领域。例如谷超豪（1926-2012）在1957年前往莫斯科大学，于该校力学数学系进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全球化、跨国主义浪潮席卷各国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化，强调以应时需的温州留学策略进一步发展出专业选择多样化、留学国别广泛化的整体趋势。时至今日，温州留学生主要以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发达国家为留学目的地，并在专业选择上较改革开放之前更为多元。

“弥纶以通世变”是永嘉事功思想的精髓，也是温州留学文化的核心精义。刘勰（465-？）曾谓：“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弥纶”一词揭示永嘉之学所推崇的博采众长，而“通世变”则代表永嘉之学所主张的事功经世。此二者分别催生出温州留学生对多元性的包容与对实用性的追求，最终促成温州留学文化中以应时需的留学策略。

（二）振兴家乡的桑梓情怀

温州留学生是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坚实力量。晚清至民国时期，大量留学生回到温州，反哺桑梓，造福一方邑人。例如瑞安项氏族人项沇（生卒不详）自日本留学归国后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创建南堤电灯厂，进而为地方居民及工厂提供价格低廉的生活用电与工业用电。又如姜立夫在1920年回到平阳后提议将姜氏族产尽充作学田，并创办爱敬小学以培育乡里后起之秀。新中国成立后，温州留学生持续聚焦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躬身于教学前线。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苏步青积极参与原温州大学的筹办工作，作为该校名誉校长，他认为：“办温大不要走老大学的路。要用改革的精神办学，要为温州培养人才。温州需要什么样人才，就培养什么样人才。”由此可见，温州知识分子对“以应时需”的追求并不局限在留学策略上，还在振兴家乡的事业上。又如项宇建立专项基金支持公益慈善与文化研究，他认为：“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些培训精英的要件无条件地、公益地供养给社会所需要的人群。这是我已经在做的和能做的，因此渴望我们在这一生中实现‘复兴家传、再造优族、贡献社稷’的理想而无负先贤教导和哺育之恩。”温州留学生对家乡反哺之动力不仅源于对出生地生活记忆的怀念，还源于对地方先贤的尊敬与崇拜。

总之，温州是温籍留学生身份认同的根基，桑梓情怀的寄托。振兴家乡是一代代温州留学生执着的事业，并在不断积淀的过程中成为温州留学文化鲜明的特征。

（三）复兴中华的爱国意识

温州留学生的爱国意识随时间推移呈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但都与复兴中华息息相关。晚清以降，面对山河破碎、古迹倾圮、民生凋敝的残酷现实，复兴中华成为包括温州留学生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毕生夙愿。例如姜立夫曾说：“我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去留学的，那其实是全国人民辛勤劳动所积累。我应当为全国人民做些好事，把西洋数学搬回来。因为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中国需要科学，我愿把一生献给它。”苏步青也曾对松本米子坦言：“可是，米子，大学毕业时，我如不能进入研究院继续深造，我便要回国去的。即使进入研究院学习，毕业后，我还是要回国的。”对于苏步青来说，出国意味着能够“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而最终目的是要“以自己的学识去拯救苦难深重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温州留学生面对亟待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形势，纷纷选择自然科学类专业，以期在回国后能投入科研事业，实现复兴中华的志愿。例如谷超豪自幼便怀揣“一是做革命者，救国救民；二是做科学家，改变世界”的理想与信念。又如祖籍瑞安的知名统计学家蔡天文（1967-）是著名家庭教育专家蔡笑晚（1941-）的长子，其在1990年赴美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聘为副教授，不久又升任为终身教授。蔡天文每年都会回中国，在多所高校开展讲学活动，并与国内统计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互动交流，意在将国际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与学科理念带回国内。

时至今日，这份对复兴中华的执着已被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一批批具有爱国意识的温州留学生在一次次留学潮中毅然决然地选择将学海上的船驶回中国的港湾。不论是晚清至民国的革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温州留学生的回国轨迹揭示了该群体炽热的中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