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仲旭先生仅有一面之缘。

2013年的一天晚上，北京单向街书店举办小型文化沙龙，纪念《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文版出版15周年。这一次的沙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陆建德、著名作家邱华栋、《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青年翻译家孙仲旭等人参加。在沙龙开始前，译林出版社亦邀请我们这些来宾在大悦城的“便宜坊”烤鸭店用晚餐。可那天不巧，恰遇长安街严重的交通堵塞，我们夫妇晚到了近四十分钟，看到前辈名家都在等候我们，我与付研颇感歉疚自责。或许是为了解除我们的尴尬感吧，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立即向我们主动介绍在座的诸位先生，当介绍到孙仲旭时，我仔细地望了他一眼，他是个很文雅的青年知识分子，戴着一副眼镜，短发，长圆形的脸上总浮着微笑，略有点儿腼腆，我即向他说：“啊，您是孙先生！有机会很想跟您聊聊。”他微笑着点一点头。

文化沙龙的休息时间，我跟孙仲旭在逛书店时相遇，很自然地聊起来。我对孙仲旭说，我知道他是一个知名的青年翻译家，翻译了很多当代外国文学的名作。他很谦逊，微笑着轻轻摇头。我又说，我也知道他翻译了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另一个译本，我自己到书店里买过几次，却没有买到。我拍一拍他的胳膊说：“您能够送我一本您的签名本吗？”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语气急促地说自己的译本不成气候，他是经过一番犹豫才拿出来出版的。我立即说：“倘若先父活着，知道有您的译本出版，他一定很高兴的。先父曾经好几次对我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应该有多个中译本，因为此书的艺术特色之一，就是细腻地描绘青少年的心理成长历程，真实地反映他们苦闷徘徊的心态，而青少年当中流传的俚语俗话在中译本里特别重要。”父亲曾经对我说，各个国家和不同的时代都流行不同的俚语，尤其在青少年当中变化得特别快，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译本应该固定化，他特别希望能够有熟悉青少年生活的翻译家在日后重译此书。孙仲旭听了我的这番话不住地点头，眼中有些湿润了。他摘下眼镜很快地揩拭镜片，喃喃地又重复说自己在重译此书时内心的确有忐忑不安之感，然后他赞扬了先父的译本，说听到我的这些话他心里感到很高兴，高兴我能够理解他。他说自己对文学翻译事业情有独钟，甚至可以说是拿它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来做的。可他如今在广州的一家航运公司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搞文学翻译，平时很辛苦。当时，他说话的声音有些低微，且语速很快，我双耳失聪，戴上助听器，仅能听懂不到一半。可我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便安慰他，我完全明白您目前的困境，我过去搞创作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沉重的脑力劳动简直不堪重负，非常疲惫，非常艰辛啊。“关键是在于坚持，坚持。唉，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他深深点头：“是呀，我都感到有点太疲惫，快坚持不下去了。”他又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今天跟您见面，我真的很快乐，很高兴！”他的右手紧紧攥住我的左手，直到沙龙重新开始，主持人催促我们进入会场，他的手也没有松开。我们俩索性就手拉手进入了会场。

我对孙仲旭的印象极好，虽然仅交谈不到十分钟，可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他的真挚和坦诚，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可也是感情极丰富的人。我甚至想，倘若他在北京居住该有多好，我又可以得到一个朋友了。我深信，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一定会成为知心好友的。那次沙龙结束，我俩彼此都留下了地址与联络方式。

此后不久，我即发了电子邮件给他，仍然索要一本他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签名本，后来还寄给他几本我自己的书。过了一段时间，他寄给我三本他翻译的美国小说的签名本，可是其中却没有他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签名本。我多少有些遗憾，猜测他内心还是有某种不必要的纠结吧。我理解他，也就没有再向他索要。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孙仲旭在他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我赠他书的事，可见他还是蛮高兴的。

我曾经读过孙仲旭翻译的几本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有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林纳德的《有人喜欢冰冷冷》，还有卡佛的诗集。孙仲旭的译笔简洁灵动，可谓信达雅俱备。我逛书店时浏览外国文学作品架上的新书，屡屡发现他新翻译的作品，据翻译界的前辈们说，孙仲旭其实在1999年才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可在15年内竟然完成了30多部译作。我不禁想起那天我俩的谈话，他也说起他自己很疲惫，还说几乎坚持不下去了。唉，这个小伙子实在是太拼命了！我想，他可能也是因为脑力劳动太过紧张，神经绷得太紧，以致最后精神和身体崩溃，才离开我们的——孙仲旭因罹患忧郁症，2014年8月不幸在广州辞世。我是在《文艺报》上看到这条消息的，我先是感到惊愕，内心里泛起一股悲哀，这位卓有成就的青年翻译家真是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曾经对我说，他是将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其实，这位青年翻译家与朱生豪等老翻译家一样，也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做铺垫，为中西文化交流充当搭桥铺路的牺牲者。他是值得尊敬的人，也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英雄。我觉得，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他，更不可随意地挥霍与轻视他千辛万苦而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

前年年初，青年女作家文珍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一文，说到她2015年在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奖后，在广州有个记者采访她，她便联想到当时已经逝世一年的孙仲旭，她写道：“说的时候心里很难过，觉得所有外国文学的读者们，其实都欠这些最好的译者一声谢谢。”是啊，这些翻译工作者们殚精竭虑，为中西文化交流付出艰辛的劳动，可他们多是尽自己义务的文化志愿者，如文珍女士所说，“但长此以来，国内这些低廉的翻译稿酬，和如此艰难的脑力劳动丝毫不相匹配，也绝不是一声谢谢能够补偿的”。读完此文，我感慨颇多，又不由自主地想起孙仲旭这位杰出的青年翻译家，这位为中西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牺牲者，我的记忆里还留着他那腼腆而诚挚的微笑、他那番坦白而又略带惆怅的话语，还有，他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的感觉……哦，他的手掌有些湿润，却是十分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