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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青年翻译家孙仲旭
我与孙仲旭先生仅有一面之缘。
2013年的一天晚上,北京单向街书店举办小型文化沙龙,纪念《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文版出版15周年。这一次的沙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陆建德、著名作家邱华栋、《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青年翻译家孙仲旭等人参加。在沙龙开始前,译林出版社亦邀请我们这些来宾在大悦城的“便宜坊”烤鸭店用晚餐。可那天不巧,恰遇长安街严重的交通堵塞,我们夫妇晚到了近四十分钟,看到前辈名家都在等候我们,我与付研颇感歉疚自责。或许是为了解除我们的尴尬感吧,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立即向我们主动介绍在座的诸位先生,当介绍到孙仲旭时,我仔细地望了他一眼,他是个很文雅的青年知识分子,戴着一副眼镜,短发,长圆形的脸上总浮着微笑,略有点儿腼腆,我即向他说:“啊,您是孙先生!有机会很想跟您聊聊。”他微笑着点一点头。
文化沙龙的休息时间,我跟孙仲旭在逛书店时相遇,很自然地聊起来。我对孙仲旭说,我知道他是一个知名的青年翻译家,翻译了很多当代外国文学的名作。他很谦逊,微笑着轻轻摇头。我又说,我也知道他翻译了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另一个译本,我自己到书店里买过几次,却没有买到。我拍一拍他的胳膊说:“您能够送我一本您的签名本吗?”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语气急促地说自己的译本不成气候,他是经过一番犹豫才拿出来出版的。我立即说:“倘若先父活着,知道有您的译本出版,他一定很高兴的。先父曾经好几次对我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应该有多个中译本,因为此书的艺术特色之一,就是细腻地描绘青少年的心理成长历程,真实地反映他们苦闷徘徊的心态,而青少年当中流传的俚语俗话在中译本里特别重要。”父亲曾经对我说,各个国家和不同的时代都流行不同的俚语,尤其在青少年当中变化得特别快,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译本应该固定化,他特别希望能够有熟悉青少年生活的翻译家在日后重译此书。孙仲旭听了我的这番话不住地点头,眼中有些湿润了。他摘下眼镜很快地揩拭镜片,喃喃地又重复说自己在重译此书时内心的确有忐忑不安之感,然后他赞扬了先父的译本,说听到我的这些话他心里感到很高兴,高兴我能够理解他。他说自己对文学翻译事业情有独钟,甚至可以说是拿它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来做的。可他如今在广州的一家航运公司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搞文学翻译,平时很辛苦。当时,他说话的声音有些低微,且语速很快,我双耳失聪,戴上助听器,仅能听懂不到一半。可我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便安慰他,我完全明白您目前的困境,我过去搞创作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沉重的脑力劳动简直不堪重负,非常疲惫,非常艰辛啊。“关键是在于坚持,坚持。唉,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他深深点头:“是呀,我都感到有点太疲惫,快坚持不下去了。”他又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今天跟您见面,我真的很快乐,很高兴!”他的右手紧紧攥住我的左手,直到沙龙重新开始,主持人催促我们进入会场,他的手也没有松开。我们俩索性就手拉手进入了会场。
我对孙仲旭的印象极好,虽然仅交谈不到十分钟,可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他的真挚和坦诚,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可也是感情极丰富的人。我甚至想,倘若他在北京居住该有多好,我又可以得到一个朋友了。我深信,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一定会成为知心好友的。那次沙龙结束,我俩彼此都留下了地址与联络方式。
此后不久,我即发了电子邮件给他,仍然索要一本他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签名本,后来还寄给他几本我自己的书。过了一段时间,他寄给我三本他翻译的美国小说的签名本,可是其中却没有他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签名本。我多少有些遗憾,猜测他内心还是有某种不必要的纠结吧。我理解他,也就没有再向他索要。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孙仲旭在他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我赠他书的事,可见他还是蛮高兴的。
我曾经读过孙仲旭翻译的几本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有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林纳德的《有人喜欢冰冷冷》,还有卡佛的诗集。孙仲旭的译笔简洁灵动,可谓信达雅俱备。我逛书店时浏览外国文学作品架上的新书,屡屡发现他新翻译的作品,据翻译界的前辈们说,孙仲旭其实在1999年才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可在15年内竟然完成了30多部译作。我不禁想起那天我俩的谈话,他也说起他自己很疲惫,还说几乎坚持不下去了。唉,这个小伙子实在是太拼命了!我想,他可能也是因为脑力劳动太过紧张,神经绷得太紧,以致最后精神和身体崩溃,才离开我们的——孙仲旭因罹患忧郁症,2014年8月不幸在广州辞世。我是在《文艺报》上看到这条消息的,我先是感到惊愕,内心里泛起一股悲哀,这位卓有成就的青年翻译家真是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曾经对我说,他是将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其实,这位青年翻译家与朱生豪等老翻译家一样,也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做铺垫,为中西文化交流充当搭桥铺路的牺牲者。他是值得尊敬的人,也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英雄。我觉得,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他,更不可随意地挥霍与轻视他千辛万苦而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
前年年初,青年女作家文珍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一文,说到她2015年在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奖后,在广州有个记者采访她,她便联想到当时已经逝世一年的孙仲旭,她写道:“说的时候心里很难过,觉得所有外国文学的读者们,其实都欠这些最好的译者一声谢谢。”是啊,这些翻译工作者们殚精竭虑,为中西文化交流付出艰辛的劳动,可他们多是尽自己义务的文化志愿者,如文珍女士所说,“但长此以来,国内这些低廉的翻译稿酬,和如此艰难的脑力劳动丝毫不相匹配,也绝不是一声谢谢能够补偿的”。读完此文,我感慨颇多,又不由自主地想起孙仲旭这位杰出的青年翻译家,这位为中西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牺牲者,我的记忆里还留着他那腼腆而诚挚的微笑、他那番坦白而又略带惆怅的话语,还有,他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的感觉……哦,他的手掌有些湿润,却是十分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