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作者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华文脉》编辑部编辑。

一

人们在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看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大师的风采，体会到中国人民在那个激情喷发年代的觉醒过程。而这个“觉醒”年代中，1919年是一个特殊的关键的年份，其原因不言自明：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年份像1919年一样，让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诸多方面经历重大变革；也很少有社会运动会像“五四运动”一样，如此广泛地发动民众并引导民众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的图书很多，《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史》有很多种。回眸“五四”，当然不能仅仅回到五月四日这一天，还应该回到1919年这一年，将事件、运动放在时间的连续线上去梳理和审思。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游行队伍

以年份为单位观察和研究“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形态的图书并不多，黄乔生为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撰写的《吾国吾民1919——时代风云与人物画像》（以下简称《吾国吾民1919》）正是如此构思的一部富有启示意义的著作。这本书以约一百件文物和文献资料来表现“五四运动”发生那一年中国的社会状况。以“五四运动”为中心，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五四运动”之前，一是“五四运动”期间，一是“五四运动”之后。第一部分题为“国民”，第三部分题为“觉悟”，第二部分“五四”是枢纽，连接“国民”和“觉悟”两个中心词。

全书开篇第一节是点题之作，介绍1919年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将作者的写作意图鲜明地展现出来。这本杂志由北京的学生救国会创办，办刊宗旨是：（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这四点正是启发民众觉悟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没有这样的启蒙，没有这样的教育，“五四运动”是不可能的。“五四运动”以文化的变革为根基，以民众的联合行动为护卫，以政治外交的角力为焦点，以公民的觉悟为根本指归。学生组成讲演团街头演说，启发民众的自觉心。民众获得觉悟，积极参与到政治斗争中，为后来的社会斗争提供了新的模式。最后一部分出现一本杂志《觉悟》，1919年12月底创刊，“觉悟”二字象征性地描述了这个特殊年份里国民生存状态的一个主要特点。看到两本杂志，读者不但明白了全书的主旨，而且掌握了全书的发展脉络。“国民”、“觉悟”是1919年的关键词。1919年的“国民觉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二

《吾国吾民1919》把“五四运动”放在1919年这个年份中考察，而且前溯和后延到多年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探讨运动的起因，评估运动的影响，并阐发其与现代人的精神关联。正如作者所说：当我们“以一年作为一个短时段进行梳理、将百年作为一个长时段参照”的时候，许多问题凸显出来，需要认真审视。

1919年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创刊号

.《吾国吾民1919》   黄乔生/著

国民应该怎样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的管理者应该怎样对待民众，是1919年的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国民眼中，统治者应该受到监督，权力应该受到限制。民众在爱国运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得到了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外交决策。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后，启蒙者主张以西方的先进观念和制度改造中国，输入各种“主义”，意在实现社会自由平等，鼓励民众参政和自治。“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承接历史使命，坚守启蒙立场，更全面、更深刻、更坚决、更彻底。五四运动把新文化的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和行动，赋予国家新气象，带给国民新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1919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由此开始，中国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度，转变为一个生机蓬勃的国度，从“无声的中国”变成了“有声的中国”。

《吾国吾民1919》用相当的篇幅表现北洋政府与民众的对立，但摒弃以往对政府“专制独裁”的笼统描述，将财政拮据导致的少兵困局、施行“军政”导致的军阀混战乱象揭示出来，并揭露地方军阀实力派以军乱政，实行欺人骗术的丑行。如对军事实力派干预和破坏地方选举的描述：

当时参加安福俱乐部的都是皖系集团或亲近皖系的议员政客，他们根据新的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干预和操纵选举……有的地方还让小学生排队投票，前门进，后门出，反复循环，凑足所需选票。

而在“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之时，军阀派系争夺权益也正陷入胶着状态。作者将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并置书写，《二十一条》、南北分裂与和谈、《凡尔赛和约》等，特别强调在中国外交利益受到侵害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派系因利益纠葛导致的无能。本书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复杂局面虽然只做了简略的交代，但也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如“中国代表团”一节讲述中国外交代表团从北京出发赴巴黎参加和会的经过，还配有一张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保存的一张照片。照片是1918年底中国赴巴黎谈判代表团部分成员在中国驻日使馆拍摄的。中国既然想收回日本意欲抢夺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为什么还要高规格访问日本？原来，代表团团长和助手从北京出发时，计划经朝鲜到日本，再到美国，同两国商议妥善解决山东问题，不排除与日本达成先行托管、定期收回的协议。但代表团出发不久，就接到中央政府的电报，指示更改外交方针：从与日合作变为联美疏日。因此有了代表团在日本降低访问规格，在使馆做短暂停留的情况。这些细节对读者认识时局的复杂性很有帮助。

作者用力较多的是对“五四运动”前中国文化思想状态的描绘。虽然民国已经八年，专制王朝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礼教的遗毒却还滔滔汩汩流淌在社会意识之中。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旧伦理，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旧道德阻抑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输入，新思想和新文化难以得到认同。因此，1919年前后的中国，亟需由表及里、由文化到社会的改革。以先进知识人士和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通过发表文章、印行刊物、建立团体和组织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逐渐高亢洪亮，形成极大的舆论力量，以至于连“居枢要、握重权”的政客和军阀也“迫于爱国之心”，不得不有所收敛，采取顺应民意的行动。书中重点介绍钱玄同、刘半农、叶挺、潘公展等人在“五四”前的言论和行动，让读者认识到这种声音的普遍性和巨大威力。这些在1919年活跃的知识界人士和青年学子，后来有的成为学者，有的成为官员，有的成为军事将领。更多的是民众的悲惨处境，是对长夜难明的愤怒和哀伤，这愤怒和哀伤中积聚着巨大的力量，“五四运动”中出现不同群体的互相配合，各界的团结一心，正是这种力量的汇聚和爆发。

本书对新文化运动给予热烈的礼赞，称之为“五四运动”的基础和主要推动力量，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且对新文化的先驱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认为他们“在民主、科学、爱国、进步的道路上艰苦探索，取得卓越成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他们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又接受外国优秀文化的熏陶，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在各自领域引领风尚，影响深远。”

“五四”前后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在劳动

本书每个章节都集中讲述重要事件和人物，并以百年时间为参照线，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五四”历史的意义思考和价值分析。如对“五四运动”中的抵制日货运动，作者在“闽案与国货”一节中写道：“和平时候爱屋及乌，危机时候迁怒于物，虽是人之常情，但百年以来，在中国，相同的事反复发生，至今依然，却不能不令人叹息而且深思。”笔下富有历史沧桑感。

三

通过梳理“国”与“民”的状态，《吾国吾民1919》给“五四运动”的意义做了定位：它既是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中国民众思想和情感的一次集中爆发，也是现代中国自强和自新历程中的关键环节。因此它并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转折点和里程碑。全书第二部分对“五四运动”过程的描述，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定位。

该书的第三部分“觉悟”是作者特别用力之所在。“五四”之后的中国处在什么状态，前途如何？原先“有时自命清高，标榜不谈政治，专心研究”的知识人士，经过这场运动，看到中国国民的潜能；加上现实情形是“学问文章，绕来绕去，总要归结到现实政治上来”，于是，启发民智，提倡科学和民主，唤起国民的觉悟，就成了知识界拯救中国和改良社会的努力方向。

但如何唤起国民的觉悟以及唤起国民怎样的觉悟，不同修养和阶层的知识人士的不同思考和探索，让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但就“新文化运动”而言，鲁迅等通过新文学的实绩打开了铁屋子的门窗，在经历了国语的倡行、标点符号的制定以及与旧道德旧文学卫道者的论战后，新文学在体裁、题材、文法、思想旨归等方面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并确立了“书写人的文学，排斥非人文学”的理念，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日记·书信·回忆录”《小河》“国语统一筹备会”“新式标点符号”《中国文法通论》等章节）；在道德层面，封建礼教逐步走向瓦解，个性解放和独立自由的新风气吹入了沉寂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拒绝做旧家庭和旧价值观的奴隶，勇敢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非孝》事件”“终身大事”“女子教育”等章节）；西方先进思想在日益开放和包容的环境中传播，青年人不再局限于对“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些概念的讨论，而开始重视科学理论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虽然工读互助等社会实验团于种种客观条件的约束，最终没有成功，但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空想与现实之间搭建起了桥梁，启示了两年以后集体亮相的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儿童公育”“工读互助团”“八道湾里的新村”“马克思主义专号”等章节）。总之，历史运动促进了国民的动员和团结，民众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的事务，为国家的上层建筑，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带来新气象，注入新活力。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中国的“国”和“民”经受了时代风云的检验，在重大历史运动中获得现代精神成长的国民，为开启更伟大的“觉醒年代”做了充分准备。

作者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揭橥“五四精神”深远的影响。1919年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显现出里程碑的伟岸英姿，诚如作者所说，“一日影响百年”“一年承接千载”。

伟大的“五四”的精神还活着，新文化运动开创的宏阔事业仍然被隆重地纪念而且轰轰烈烈地延续着。《吾国吾民1919》为这纪念和延续提供了一个更长时段更宽视野的观察角度。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本书作者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是鲁迅研究和新文化运动研究的资深专家。作者为全书写的“代跋”是一篇信息量很大的文字，对其所任职的博物馆、纪念馆围绕“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所做的研究和展览工作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也对未来工作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构想。本书对“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形态的准确把握和系统梳理，为“五四运动”和现代年份史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和富有启发的见解，与作者长期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展览和社会教育活动积累的丰富经验有关。作者思想稳健，知识渊博，字里行间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活的现实感，使得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供图/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