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习惯称他为“先生”——记饰演李大钊的张桐
张桐在《觉醒年代》中饰演李大钊
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中,演员于和伟、张桐在戏剧与舞蹈《破晓》中,再现了《觉醒年代》的精彩片段。
革命剧中的正面人物一向是演员的难题。但观众对张桐的评价是,他与李大钊虽不形似,却是最“神似”。“燕赵慷慨悲歌之男儿,他像一座塔一样,矗立在画面中”,《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这样形容张桐扮演的李大钊。
不经历摸爬滚打的演员,演不出好角色。张桐在南开大学计算机系做过学生,在法国里昂戏剧学院留过学;他曾是传说中北影厂门口的群演,也是第一位飞天奖最佳男演员的获得者。面对质疑跌落低谷时,他也如普通人一般无处躲藏,重燃希望坚定自我后,他又如禅者一般清零了所有的执着。热爱思考,也承受着哲学反思带来的痛,张桐接受,甘蔗没有两头甜,“但作为演员,思考与表演两者最好不要冲突。”
理工男的沉思与冲动
盛夏的南开大学,树木葱茂,马蹄湖荷花盛开.思源堂、秀山堂、迦陵学舍,一个个百年建筑静默无语,见证着一代代年轻学子的彷徨与顿悟。1999年,南大迎来了又一届新生。由于个子高,张桐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当所有人还在对新校园充满好奇时,木斋图书馆到宿舍的路已经被张桐记在心里。
张桐出生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平房院落里。胡同道路狭窄,却是街坊们聊天的好地方。大人们穿着跨栏背心在院门口抽烟、打麻将,老人们则坐在马扎上边聊天边给孙子们扇蒲扇。
“我从小就喜欢跟我父亲聊天,听他讲外面的很多事。”张桐说,父亲是个求新求变的人,当过工人、司机,做过驾校的总教练等。当货车司机时,常常半个月才回来一趟。难得见到父亲,张桐便凑在跟前去聊天。“他不会被条条框框锁住,生活得很随性。”
一路思考着,学业自然不差。1999年,张桐顺利考进南开大学计算机系。和优异的成绩一起进入大学的,还有他对人生的疑惑。
“那时走在南开的校园里,看着行色匆匆的同学,我总会跳出来问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吗?我将来是什么样子?谁来规定我就应该这样活?’”
很偶然,张桐参加了一场讲座。这场讲座由军事研究员请来的老师主讲,题目是《论青年人的人生价值》。“老师从历史的、当代的、理想的、现实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多个维度讲述,让我大开眼界。”讲座结束的那天晚上,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思索了很久。
张桐近照
张桐做出了令所有人,即使是今天的人听来也十分大胆的决定:退学,然后出国留学。“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为了离父母再远一点,甚至离当下的生活环境再远一点。”
那是一个为了否定而否定的年纪,出国去哪、留学的钱怎么来、出国学什么……所有的疑问都被少年的执着撕得粉碎。由于是先斩后奏,张桐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后,已“无力回天”。但父母居然卖掉了家中唯一的房子,支持儿子去了法国。
“去法国是临时决定的,之后去里昂戏剧学院更是阴差阳错,此前我都没想过要学表演。”二十年之后,张桐跟我说着当时的冲动时,话语中带着自嘲,但这些想法在当时却势如破竹地扰乱和重写了他的生活。一个“阴差阳错”,斩断了此前的烦恼,也为新生活开辟了无限空间。
“去里昂冥冥之中似乎有种定数。”法国骨子里是一个革命的国家,所以在里昂戏剧学院,张桐学到的也是质疑和批判。“比如塑造一个人物时,他们会从多个侧面,甚至是角色的缺陷、不足和迷茫来塑造,而不仅仅是塑造光辉的正面形象。他们认为,在抓住人的本质的前提下,这样可以让人物更加立体和饱满。”
历史是偶然也是必然。不接受表面现象、反思和质疑人生的张桐始终走在自己的惯性里,即便是“逃”到了法国,选择了一个此前从未了解过的专业。年轻的张桐更不知道,这样的惯性对今后的演艺事业起了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没有考虑到家庭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张桐在里昂戏剧学院上了两年学,不得不再次退学回到国内。“逃了一大圈,最终回到了原点。”可时移世易,为了他的冲动,父母只能租房子住,两家人挤在一套房子里。
回到家,父母没有任何怨言。母亲做的刨冰还是从前的配料,张桐却怎么也吃不出甜味来。“正是因为父母什么也没说,那种无声的支持和对儿子的爱,让我心里更加愧疚。”张桐说,回天津那几天,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活着和表演,都在本质里
2.8万元,张桐看着账户多出来的这些钱,一点没犹豫,都寄回了家里。“心里是高兴的,这说明我能养活自己,对父母的愧疚也少了一点点。”当张桐告诉我《亮剑》剧组给的工资时,依然很轻松。
那是在2005年,他回国三年间,这是第一份正式的工资。
2002年回国,在天津短暂的停留后,张桐决定进京,寻求更多的机会。在北京大兴黄村,张桐与人合租了一间平房,每月租金100元。安顿好落脚点,这个在南开、里昂上过学的男生交了800块钱报名费,进了一个群演公司。没有通知的时候,就在北影厂门口“蹲守”。至于他的学习经历,不仅没人相信,甚至回复了一个粗俗的“滚”。
“那时候心里没有落差了,因为一切都清零了,我就在最底层的位置。”或许是真的长大了,张桐对自己的处境格外清醒。
为了寻找更多机会,他开始带着自己的照片和简历跑剧组。2004年12月一个下午,张桐敲开了《亮剑》剧组的门。剧组准备第二天开工拍摄电视剧,但是导演对“魏和尚”这个角色的扮演者不是很满意。看到眼前这个高大的小伙,导演问:“想不想演一个和尚?”
“我不想演!抗战剧里演个和尚,不打仗念经太没劲了!”
“你先看看剧本再说吧。”导演陈健却好似相中了他。
张桐就这样拿走了剧本。在他的办公桌——网吧一个相对安静的座位上,张桐被剧本上这个角色打动了。深夜,他拨通了导演的电话:“这个角色我演,不给钱我也演!”
《觉醒年代》
2005年,《亮剑》播出后反响强烈,剧中的演员也因此出名。张桐饰演的魏和尚英勇而傲气十足,令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但这把“亮剑”着实是把双刃剑——证明了张桐的实力,也限制了他的戏路。在此之后他出演战争剧《铁梨花》、革命剧《雾柳镇》《川西剿匪记》《上阵父子兵》等。
2018年,第31届飞天奖的颁奖典礼上,当最佳男演员奖公布时,给张桐的特写镜头直接把他的意外传递了出去。上台后,张桐含糊而谦虚地说:“我没有准备获奖词,也不知道自己能获奖。”只能用朴实的话说:“这个奖杯不是给我的,它是颁给为共和国牺牲的英雄的!”确实,张桐的兴奋早在前一天就“挥霍”了——因为被飞天奖提名,张桐发了一条长微博致谢。
让张桐收获最佳男演员奖项的作品是《绝命后卫师》。剧中张桐扮演男主角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作为一个将领,他的一个命令就会有若干人牺牲。所以我在剧中展现了他柔性的一面,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在决策部署时的焦虑与忐忑。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尝试,才能更接近陈树湘内心的本质。”这样独特的阐释方式,让张桐成为第一位八零后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获得者。
“感同身受饰演一个角色,比饰演不同类型的角色更重要。所谓戏路的宽窄,无非是自己的执念。表演本身就是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演员谢幕了,就应该把它清零了。”张桐告诉我,在宾馆里独处的那些时间,他无数次审视自己和角色的内心。“我不是很喜欢在表演前去添加一些什么概念,就像我不喜欢给自己添加什么标签一样。我觉得在本质里表演和活着,已经难能可贵了。”
饰演李大钊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
这是李大钊先生《再论问题与主义》中的文字,主义之坚定、人格之谦虚掩映在字里行间。
20世纪初,所有人都在“铁屋子”里熟睡时,偏偏有几个人先醒了。就像黑暗与光明交接的黎明,百年前划破“铁屋子”黑暗的光,至今仍闪耀生辉。李大钊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各自又都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他们有各自的主张,也有各自的彷徨。不同的人遇到了不同的主义。主义之间的“道不同”,会造成先生们的“不相为谋”,也会铸就先生们的惺惺相惜……人性,在那个觉醒的年代,是最为丰富的。
百年后,若要有人情景化复原这一段历史,也是最为困难的。
第一次接到《觉醒年代》剧组的电话时,张桐也在熟睡着。脑袋昏昏沉沉地,听到演李大钊时,却下意识地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当时说的可能是‘不想演’。清醒后想想,这里边包含了拒绝和敬畏的成分,还有对自己没把握的成分。”
几天后,带着忐忑不安,张桐来到了导演张永新在东三环的临时住处。其时,永新导演感冒未愈,但还是坚持要见见张桐。“我们见面就是随便聊聊。他也问了一些问题,但我答不上来。我对李大钊先生的了解还只是局限在学校的课本里。”直到试戏,张桐也依然没有定下决心要饰演这个角色,“李大钊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开天辟地的人物,让这个人物既符合历史又生动鲜活,太难了。他的身上,家国、个人、主义、理想……太复杂太抽象。”
“但后来我又想,这是一块硬骨头,应该去啃一啃。正是因为他这么复杂,所以才会更富挑战性。”张桐骨子里那股吃苦耐劳的劲儿,最终拉近了他和李大钊的距离。
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是张桐了解李大钊的起点。那个上午,张桐带着花篮走进了李大钊烈士陵园。“迎面是先生的汉白玉雕像,我行过礼之后在那里站立了许久。”像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本孤本典籍,张桐从烈士夫妇墓到纪念石碑,从邓小平同志书写的题词到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都逐字逐句读过,恨不得刻在心里。
为了了解李大钊的主义,张桐找来了文集、自传参考。李大钊熟读《共产党宣言》,张桐去看。李大钊熟悉《资本论》,张桐也去研究。“不敢说全部读完,但也力图能够更多的了解它的本质。”为了了解李大钊的生活,他追随先生的足迹,并走访了他的后人。《觉醒年代》在李大钊这条人物线上除了展现人物思想层面的转变与探索,也展示了他生活的多个方面。张桐说:“他心里装着国家、装着民族的同时,也装着对家庭、对妻儿的爱。这样的塑造能让这个人物更立体和饱满。”
张桐也试着对剧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剧中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有几场戏,便是在张桐主张下增加的。李大钊从日本回国见到许久不见的孩子,并没有儿女情长般地宣泄情感,而是采用了一种克制的、保持距离的方式,等待,交谈;另一场戏,他向爱人坦陈了政治主张和志向,以及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后果,台词平实而富有力量。“直至今时今日,那一段戏仍然能感动很多人。那些话,其实是他给家人的一个交代。”
慢慢的,对李大钊人生际遇的观照和平视,让张桐一步步接近这个思想巨人。刚刚开机的第二天,演绎胡适和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时,张桐的表现就所有人大吃一惊。
李大钊故居 摄影/肖平
这是一段或许在所有电视剧里极其少见的戏份:15分钟里,李大钊独自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这期间仅有学生几句台词,剩下的,就是张桐一个人几千字、混杂着政治经济学专有名词的台词。开拍前,导演张永新语气中都带着不自信:“不用一口气拍完,哪儿断哪儿来,交给你啦!”结果,15分钟的戏,张桐一气呵成。停机后,导演愣了几秒,在监视器里说:“我们全组工作人员给张桐老师鼓鼓掌吧!”
“这个掌声,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但张桐接着说,其实那段戏对他来说并不难:“大钊先生的共产主义信仰非常坚定。我和先生之间,就是靠这种‘信’进行的连接。所以拍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在说,而是当年的先生在说。”
这给之后整部戏中李大钊的塑造奠定了基础。于张桐而言,这次的饰演更是一次心灵洗礼。
剧中有一场戏,用写意的镜头展现李大钊攀爬长城,象征他在革命中不断摸索前行。拍这场戏的那天,剧组选择了一段野长城,所有人都扛着设备坚持爬完了。“风很大,日头也晒,过程很艰苦,大家都想到了红军长征。”张桐回忆,“我爬到山顶,眺望远处的山川河流,脚下的绿树红花,那一瞬间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正是怀着对劳苦大众的悲悯,对祖国山河忘我的大爱,才让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正在拍的这部戏,正是回到了党的初心和起点。”张桐还是习惯称为李大钊为“先生”:“那一刻,我和先生融为一体了,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如此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了。在那个觉醒的年代,这就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