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宋，马来西亚归侨，祖籍广东惠阳。1920年1月，出生于马来亚吉隆坡。1939年4月，随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回国，到西南运输处担任汽车兵，在滇缅公路上运送抗战物资。后在福建省建阳汽车修配厂工作，八级修车工，一级驾驶员。

一

最早是祖父先到吉隆坡的，他在那边做橡胶工人。后来，我祖父在吉隆坡成了家，我祖母怀孕后就回到国内生产。我父亲出生在广东，他后来也去马来亚做了橡胶工人。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上午陪母亲去地里割橡胶，下午才回来念书。就这样，我在一个私塾学校念了两年书。我家里共有十个兄妹，我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和六个弟弟。我们居住在华人区，那里的人们基本上都种植橡胶。

我14岁时，开始在距离吉隆坡100多公里的巴亨劳勿小镇上的一家汽修厂学习修理汽车。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经常参加陈嘉庚先生组织的抗日活动，谴责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侵略和暴行，有时也搞一些募捐活动。“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当时，马来亚的很多报纸都揭露和报道了日本人的侵略罪行。我也觉得应该为自己的祖国做一点事情。正好，那时陈嘉庚先生在南洋成立了“筹赈会”，为祖国抗战募集资金、人员和物资。我当时19岁，在汽车修理厂已工作5年，听说正招募机工，就报名参加了。

那时候，我们报名参加的南侨机工，很多人都是瞒着父母的，直到快要启程的时候才告诉父母。我也是这样的情况。1939年4月1日，我搭乘挂着“回国抗战服务团”红条幅的卡车出发了，第一天先到了吉隆坡。那天中午，我们在一个华侨开的餐厅吃饭，老板看到我们这一批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深受感染，特意送上了一桌免费大餐，还亲自敬酒为我们送行。第二天，我们到达新加坡，在那儿和南洋各地赶到的300多名机工汇聚后，乘坐海船启航。经过四天四夜的海上航行，我们到达了越南河内，然后从河内改坐火车，经过七天七夜，抵达祖国云南昆明。回国之路历时半月之久。

二

我们是第三批回国服务的华侨机工。到昆明后，我们先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在昆明潘家湾军训了一个月。我们的军训是不带枪的，主要是训练军队礼仪。军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运输处十二大队第五中队第一小队，每个小队有七辆美国卡车。我们的待遇还不错，每个月有30块钱，其余的衣食住行都由部队统一提供。当然，吃饭虽然由部队食堂提供，但自己也要出一些钱，住宿是免费的。

云南的七八月份，正赶上雨季，道路非常泥泞不好走。虽然我们坐在驾驶室里，但浑身上下经常是湿漉漉的。每出一趟车，我们都要在路上行驶三四天，从中缅交界处运货到内地。当时，云南、贵州一带公路的危险主要体现在桥和弯，现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二十四道弯”，就是昆明通往贵阳道路上一个叫店前的地方。我们每次路过“二十四道弯”时，车速都必须减至4-5公里/小时，像蜗牛一样缓慢爬行。车技好的驾驶员都要半小时才能通过，其中，还有三个弯是一定要倒车才能通过的。不要认为这些弯路都是危险的，有时，它也能成为机工躲避日军飞机扫射的避难所。我们行车时，经常听不到飞机飞来的轰鸣声，但是老百姓对我们很好，一听到飞机响，他们就朝我们做一个特殊手势——食指往天上指，这时，我们就会赶快把车开到弯角处，下车躲避日军的扫射。

以前在汽修厂做工时，我主要是修理汽车，但在西南运输处，司机奇缺，所以，我也就被派去开车了。那时，每出一次车，会有一些补贴。1940年初，日军进攻越南，通往昆明的一座大桥被日军炸断了。当时，在越南小镇同登火车站囤积着大量进口的航空汽油，为了防止这批物资落入敌手，必须立即运往昆明。所以，运输处紧急成立了一支运输队，派往广西镇南关抢运物资。这支运输队有300多人，都是从各大队抽调的精干司机，我也参加了。那时，运输条件非常艰苦，白天有日军飞机轰炸，我们只能在太阳落山后，从镇南关出发，前往越南同登。装满物资后，再迅速往回赶。由于昼夜颠倒，机工们非常辛苦，白天只能在车上和衣而睡，一日三餐也没有着落。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成功地把数千吨航空汽油抢运到昆明。

1941年下半年，西南运输处更换了一大批八吨的“万国”牌新卡车，我和一起从巴亨劳勿镇来的老余搭档开一辆车。一次，雨夜抢运物资，我们的车在路上抛锚了，我们只能冒雨抢修，全身淋了个透。第二天，老余就打起了“摆子”，中午时，我把老余送到大队医疗站，自己又匆匆上路了。三天后，当我返程路过大队医疗站时，才知道老余送到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同伴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后来，我整理老余遗物时，发现除了几件衣服，还有一张我们从巴亨劳勿镇出发时9个机工的合影。

我在西南运输处工作了近3年时间。1942年，滇缅公路中断后，运输处开始对我们这批机工不闻不问，很多人流落到社会上，有的机工选择回家，有的机工又出国了。那时，我不愿意再回到马来亚，因为回到那儿也是做工，还要受外国人管制。于是，我就跟着运送回国华侨的车子来到了福建建阳。

三

来到建阳后，最初我是给一些老板开车，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1945年2月，我在南平巧遇了一位第三战区美国空军情报联络站南平分站的司机，他推荐我到美国空军情报站江西铅山总站为美军开汽车。当时，这个联络站有五名美国军官、两部车，我因车技好做了站长格士上尉的司机。我们经常要去的地方是长汀机场。有一次，在江西铅山一带一架美国“飞虎队”战机坠落，第二天，我就开车和格士上尉一起接回获救的飞行员，并把他们送到长汀机场。

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撤走，我也就失业了。后来，我和几个机工合股在永安买了一辆旧车，做起了运输小生意。我也在这里娶妻成家。1956年，国家开展公私合营运动时，我们被合并到福建省运输公司建阳分公司并享有股权，每个季度能分到一些股息，直到“文革”才被取消。后来，这些股息被加到工资里了。

1958年，我被调到建阳汽车修配厂，1979年12月，我在汽修厂退休。退休时，我是厂里的八级修车工和一级驾驶员。后来，我又在厂里做了3年技术顾问，培养了很多徒弟。  

现在，马来西亚还有我的一个妹妹和五个弟弟，他们曾回来看望过我几次。而我再也没有回过吉隆坡。

虽然我们回国为国家作了一点事情，但这并不算什么，可国家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南侨机工。退休这些年来，我的退休工资上调了好几次。去年，国家还出资为我修建了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