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芳故居

夹在蓝蓝泉州湾与弧形的围头湾中部有一处美丽的深沪湾，在深沪湾的北畔，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地方，就是福建石狮永宁古镇的所在。

古镇里有个子英村，原是由岑兜和西岑两个自然村合并组成的双岑乡，后改名为“紫英乡”，为书写方便，故以“子英乡”替代。

村里不少老人都还记得，村里有个乳名叫“清心仔”的人，是个烈士，打日本鬼子，牺牲在上饶集中营。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部无声电影《上饶集中营》讲述了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将士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故事，影片主人公为钱紫英。影片在岑兜村放映，村中父老乡亲获悉主人公原型为本村人时特别震撼。村民为了纪念家乡烈士，把村子命名为“子英村”。

子英实际上的名字是子芳——李子芳，永宁镇岑兜村人。在大革命风暴中，他毅然从菲律宾回国，寻求革命道路，历任红四军和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干事、科长、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奉命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后壮烈牺牲，年仅32岁。

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主席团合影（后排右二李子芳）

华侨子弟的革命梦想

处于东南沿海的晋江，明清时期，就有一批批怀着挣脱困境梦想的晋江人，经由南中国海历尽艰辛航向菲律宾。生长在永宁海边的李子芳的父亲，早年就到菲律宾谋生，从当码头工人开始到经营自己的一个小店铺。1910年5月3日，永宁家中的妻子为他生下了一名男婴，家人为瘦小而秀气的小生命取名子芳。对于一个已经生下两个女儿的闽南家庭来说，这位男婴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喜悦和希望。然而好景不长，子芳5岁那年，母亲施荷糖被肆虐的鼠疫夺去了生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两年后，父亲在菲律宾经营破产，而后患病辞世。“六往三在一回头。”离乡寻找出路的闽南人除了勇敢，还需要运气，远赴重洋的十人中会有六人去世，一人半路折返，望穿秋水的亲人只能盼归其中三人。父亲客死他乡，可怜家中的三个孩子沦为了孤儿。为了谋求生活的出路，14岁的李子芳随着乡亲坐着简陋的帆船，漂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岷里拉，在店铺里当学徒。所幸有亲友照顾，李子芳一边当学徒一边在当地的一所中西学校读书。在学校里，他是个活跃的同学。他擅长体育，是撑杆跳高的好手。他更是一名渴求知识、渴求新思想的进步青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他受到新思潮的启迪，只有驱逐列强，打倒军阀，中华民族才能得解放。他告别了已经优渥的生活。“父母不嫌子女丑，子女不嫌父母穷。既然咱们的国家这样穷，凡是有志气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她争气立志，振兴崛起。”他劝慰伤心不解的姐姐，毅然回国追寻革命。

怀揣着几本有关唯物史观的哲学著作，他只身回到了祖国。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继续他的求学之路，泉州培元中学、晋江中学和黎明高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接触《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成长中的青年，开始寻找革命道路，逐步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1927年初，国内正处于大革命高潮中。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然而他不畏艰险坚持斗争。晋江中学里，他是学生会的超艺股长，办墙报，演话剧，评论社会弊端。当时的培元中学推行“奴化教育”，他带领同学们罢课。最终被培元中学和晋江中学当作“过激分子”“劝退”出校。

1930年，泉州郊区法江小学来了一位年轻帅气的青年。此时的李子芳是一名教师，党组织安排他以教书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他指导学生成立自治会，创办《萌芽》会刊。他的进步活动受到当地国民党党部的监视，一学期未满，就被迫离开，革命活动不得不辗转于惠安、同安、安溪、永春等地进行。1931年，表现优秀的他得到党组织的推荐，到南京中央大学，旁听了一个学期。返回家乡后，他在厦门鼓浪屿以蒋以超公馆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参加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为报效祖国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32年4月，红军挺进闽南攻克漳州。李子芳由党组织介绍赶赴漳州石码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军政治部组织部任统计干事。6月，东路军回师江西，他随部队进入中央苏区。年底，红四军政治部改编，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他随军进入江西，参加过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3年4月，李子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长征路上的“110部长”

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和极端恶劣的环境对李子芳这位华侨家庭出身的归侨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然而，李子芳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经受了各种考验，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党交给的各项组织工作任务，在非常艰难的岁月中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李子芳是福建省乃至全国为数不多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归国华侨。

1934年10月，李子芳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长征初期，战火纷飞，部队沿着闽赣崎岖陡峭的山路行进。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之下，作为组织部干事的李子芳仍不忘了在行军途中教战士们学认字。如果每天学十来个字，积少成多一个月下来就可以识得几百个字。当时部队的知识分子很少，李子芳学识广泛，天文、地理、历史、航海无所不包，战士们对这位充满书香气的小干部特别钦佩。何况，他每天都是一副生气勃勃，永不怠倦的样子。他经常把诸如“革命”“团结”等字写在旧报纸上。他一边指着泛着笔墨香气的报纸教战士们识字，一边不失时机地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定反对政治上的动摇和逃跑主义”“红军将来还要打回来”……

1935年8月，红军继续北上，向大草地进发，大草地一望无际，鸟兽绝迹，天气变化无常，时而漫天大雪。李子芳始终与战士们走在一起，身上只穿一件单衣，大雨淋透了他的衣服，风一吹，冻得直打哆嗦。李子芳和战士们互相激励，互相帮助。在茫茫泥泞的草地上，体质虚弱，每前进一步都困难很大。有一次，有位战士的一只鞋子掉进泥坑拔不出，李子芳把自己的鞋子让给他穿，而自己却赤着足走，还自称是“赤脚大仙”。

他尽力关心和帮助战友克服各种困难。当时部队大量减员需要补充，干部调整变化频繁，是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卓有成效地协助军团领导做好各种繁重复杂的组织、政治和思想工作。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和在斗争中显示的突出才干，在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1936年他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并当选为军团党委候补委员。

1936年秋天，红一军团在甘肃七营川吊嘴子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世界知识，为了检测大家的学习成绩，出了“帝国主义几大特征”“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5道题。结果有两个人得了100分，就是陈赓师长和李子芳部长。当时的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在学习总结中为他们另各加10分。“110部长”的雅号就在军中传开了。李子芳是组织部部长，但他从不以“高知”自居，没有警卫员，自己打背包，生活相当朴素。

新四军的组织部部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再次合作。我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队奉命组成新四军，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新四军的各级领导，正在抗大第三期学习的李子芳也于1937年10月奉调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1月底，他与40多名党政军干部告别延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于12月初抵达武汉。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叶挺，随即投入了组建新四军的紧张工作。

除了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李子芳还特别肩负起筹组政治部的一切事宜。他带领政工干部迅速把政治部机关组织起来，并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干部工作、青年工作，还有保卫、宣传、民运、特工等工作，都做了具体分工，为保证新四军各支队的集中、整编、教育、动员以及开赴抗日前线，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9年3月，云岭新四军将士欢送周恩来西上

“组织部是干部的家。”这是李子芳的一句名言。在他领导下的新四军组织部，工作有条不紊，充满生机。干部到了组织部，就好像到了自己家里，亲切温暖，心情舒畅。他职位虽高，但严于律己，没有警卫员和秘书，与干部战士朝夕相处，对他们关心爱护。

为了提高同志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他坚持不定期地举办干部学习班，亲自为他们上课，还经常深入学员宿舍，帮助学习，与学员促膝谈心，深得学员的爱戴。他是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工作的，他常说：“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兄弟。”他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一道工作。

皖南事变中的钢铁战士

1940年冬天，长期处于繁重工作状态下的李子芳积劳成疾，肺病加重，又患上急性阑尾炎，被送进小河口的后方军医院开刀。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李子芳由于伤口未愈，只能由担架抬着走。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军部领导考虑让李子芳化装隐蔽去江北。

“同志们都在前面战斗流血，我怎么能只身撤退呢？我是组织部长，应该和部队在一起。要死，就和大家死在一块。”李子芳知道这个消息后，坚决要求跟部队同呼吸共命运。他再三坚持留下来，还把担架给撤走。并领导组织部迅速办理其他先撤人员的组织手续，使许多年老体弱的同志得以安全撤至敌后。提及这件事，时任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第三科科长的陈茂辉感慨地说：“几位军首长都动员李子芳先走，他就是不肯，这个人的党性太强，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在敌众我寡的恶战中，伤亡十分惨重。战斗到了最后关头，李子芳组织政治部机关和从各处阵地撤退下来的部队，进行突围战斗。他勉励大家：“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突围出去，不管情况如何，对革命不要灰心丧气。”在突围已无望、部队已濒临绝境的时候，李子芳极度疲劳，病情加剧，时时吐血，但他仍然拖着病痛之躯，不忘与叶挺军长商量如何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经过七昼夜的艰苦奋战，仅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李子芳也因体力虚弱，行走不便，不幸被俘。

石底监狱里的正气歌

被俘后，李子芳先是被送往国民党52师监禁，随后转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李村监狱。其他被俘的人还有叶挺军长、3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新2支队司令员冯达飞、军政治部秘书处长黄诚、敌工部长林植夫等高级干部。

李村监狱囚室

1937年10月，李子芳（左一）在延安抗大三期五队学习时留影

从被俘的第一天起，李子芳就置生死于度外，下决心为革命捐躯，斗争到底。还在被押解途中，他就抓紧对战友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号召大家不要悲观失望，不要丧失革命斗志。李子芳关切地嘱咐被俘的女同志，当敌人对她们使用各种卑鄙手段，拉拢、软化、威逼、利诱的时候，要紧密地团结，不要让敌人有分化的可乘之机。

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对李子芳抱有极大幻想，授意国民党少将、三战区情报室专员、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好好照顾”李子芳，不惜利用各种手段企图诱使其“转变立场”。张超软硬兼施，打着老乡的幌子（张超是福建同安人），允许李子芳下棋、讲故事等“自由活动”，不时旁敲侧击，奉劝“悔过”写声明，答应给他加官晋级。李子芳针锋相对，保持忠诚的本色。敌人改变花样，让“学者名流”、特务总教官肖芬上演“理论战”，同样被李子芳驳得无言而去。

在上饶集中营，李子芳起初与一批战友被囚禁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李村的一个牢房里。这个牢房与叶挺军长的单独囚室紧邻，两室共同与敌人抗争、斥骂之声互可听见。李子芳与难友们经常利用机会与叶军长传递纸条，向军长报告牢中情况，表示同敌人斗争到底、直至胜利或牺牲的坚强决心。

1941年7月，李子芳又被转押至石底监狱。这里仅有一幢房屋孤悬于三座小山之中。敌人为了隔离我军负责干部和其他被囚同志的联系，特在这里设了专门的禁闭室。同时被转押到这座监狱的还有黄诚、军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5团团长徐锦树、军部人事科长廖振文、敌工科长陈子谷以及指导员胡崇德、王传馥等新四军重要干部十来人。

李子芳在狱中组织成立地下秘密党支部，被推举为党支部书记。他告诉战友：“我们要展开另一种战斗了，我们绝不屈服，不是坚持到胜利，就是战斗到牺牲。”他和党支部组织难友总结皖南事变的沉痛教训，用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教育和鼓舞大家。狱中经常响起李子芳和黄诚一起吟诵《正气歌》的声音：“生死安足论”“凛烈万古存”的壮烈诗句，激励战友们坚持革命气节，斗争到底。

为了革命事业，李子芳主张“越狱，能逃就逃”“设法逃出去，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时也要做好不能越狱的最坏打算——“斗争到底，准备牺牲”。李子芳估计到敌人不会放过他，而自己身体又不行，越狱跑不动，他坦然而安详地对大家说：“我从被捕开始就作了牺牲准备的。敌人要下毒手就让他来吧，只可惜我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他的肺腑之言和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大家。

1941年深秋，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徐锦树、廖振文、胡崇德三同志经李子芳和党支部批准，先行越狱，但不幸因天黑迷路，徐锦树在与追兵搏斗时英勇牺牲，廖、胡二人也相继重新被投入囚牢。事后，国民党特务头子带着一帮爪牙来到监牢，杀气腾腾地威逼李子芳和黄诚承认他们是越狱事件的“指使者”，并要交代所谓“阴谋计划”。李子芳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痛斥道：“徐锦树他们的越狱完全是正义行动，也是狱中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意志！今天你们既不敢公开审判我们，监禁就是非法的，因而我们也有越狱斗争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在这里受尽你们的折磨和迫害，老实告诉你，我们要不是身体衰弱，也会越狱的。如果这样，那又是谁来指使的呢？”他还正告敌特们：“想威胁我们，办不到！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越狱事件后，敌人加强了刑讯逼供，不少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李子芳和黄诚被钉上脚镣，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敌人为割断李子芳和黄诚对囚室战友的联系，先后把王传馥、王聿先、陈子谷等转出石底监狱。当战友们分别之际，李子芳坚定地指出，战友们到新牢房后，要多想些斗争办法，只有斗争才是出路。同志们没有辜负李子芳的教育和期望，他们到了新囚牢后，更加英勇坚强地投入了战斗，大大推动了其他监狱的斗争。不久，王传馥、陈子谷和其他战友一起组织领导了威震敌胆的茅家岭暴动，王聿先也随后参加了著名的赤石暴动。

他在狱中写诗明志：“铁军战士不发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1942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向石底监狱伸出了血腥黑手，李子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终年32岁。

一片丹心永留芳

李子芳以一个归侨知识分子的身份投身革命，走过长征路，奔赴抗日疆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是闽南侨乡的骄傲。李子芳以舍家报国的大义，忠贞不屈的气节，抒写人生短暂而壮丽的篇章，成为泉州华侨先贤爱国敬业的典范，他是晋江历史的一座丰碑。

永宁古镇为烈士建了一座纪念馆，如今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石狮市区，有一条繁华的主干道，被命名为“子芳路”，有亭子名曰“子芳亭”。而远在江西的上饶集中营旧址内，也有一座“子芳亭”。后世的人们以此来表达对于这位归侨革命战士的缅怀与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