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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时的延安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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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时像

“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河水。”这是革命圣地延安的经典写照。从1935年10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到1948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作出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领导和指挥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取得胜利。十三载峥嵘岁月,孕育和熔铸伟大的“延安精神”,她一开始就以强大的力量吸引和激励了无数的热血青年和志士仁人不远千里奔赴这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这里还有一群来自南洋朝气蓬勃的华侨青年,他们向往延安,把抗日救亡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并决心到祖国的延安参加抗战,而来自菲律宾的张道时就是其中的一员。

张道时,又名马丁,1919年2月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金井镇曾坑村。父亲张昌愁(又名昌席)。张道时有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四。童年的张道时在金井毓英小学读书,后来随父南渡菲律宾。1936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南洋中学读书时,在进步老师的教育以及菲共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同学们一起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发动爱国募捐,支援祖国抗战。他曾任菲律宾华侨学生联合会常务理事、菲律宾华侨学生救亡协会总务兼戏剧组组长。张道时的父亲十分支持儿子的抗日活动,那时学生救亡协会还建立了开会、活动的据点,他家是其中一处,他们经常在那里传阅、学习中共中央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出版的《菲岛华工》等进步刊物。这一切,使张道时得以了解到许多有关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第一次知道在远隔重洋的祖囯,有这么一个主张政治平等、倡导公正民主的革命圣地,于是心里充满了光明和向往。

当日寇的铁蹄踏进祖国内地时,也踏在张道时的心坎上,他和许多同学一样不满足于海外救亡活动,渴望能拿起枪杆奔赴祖国前线打鬼子。1938年的春天,在党的安排下,张道时作为华侨学生组织的领导人和优秀代表,从马尼拉奔赴延安。第一站是香港,他们除了受到廖承志同志的亲切接待和鼔励外,作为来自异国大城市的青年学生,还被如实告知:黄土髙原上的延安,是一个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地方。大约十天之后,经广州、武汉北上西安,一路上他屡见难民和国民党败兵混杂的人流如潮,深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切肤之痛。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同志更加具体地介绍延安的条件如何差,尤其是华侨学生恐怕很难适应,并郑重提出“到了西安可以不去延安”。但张道时认为“这些革命前辈一次次地说苦,恰恰是最好的启迪和激励”“哪怕是爬,也坚决爬到延安”。他喜滋滋地穿上灰军装,挂着“八路军学兵队”的标志,并担任第二班副班长。按照他的说法,那些日子“几乎夜夜是在新鲜和自豪中入梦”。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秦川几乎靠自己的双脚,往往四五十里不见人烟。对于平时缺乏锻炼的他来说意味着一次磨炼、一场考验。

1938年4月1日,100多位充满豪情的青年终于在“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的黄金时间到达延安。尽管岸上春寒料峭,张道时还是痛痛快快地在“让人浑身暖和”的延河洗了个澡。而延安城的那条“欢迎全国各地青年到延安”的大标语令他格外心动,凭他当时的直觉,是“因为毛主席在这里,红军在这里,中国的希望在这里”!同年5月,张道时圆了“为抗战上抗大”的梦,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第一中队学习。因表现优异,一个月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党员宣誓之前,指导员“恰似亲人远征的谆谆叮嘱”般的党课,详细诠释“绝对忠诚”“奋斗到底”“维护团结”“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概念和要求,让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在他81岁高龄撰写的回忆录中,他感慨而言:“60年一晃而过,我经历不少复杂的处境,体会到当年指导员的这一番话,有很深刻的针对性和预见性。”一段时间后,张道时被总校编入政治部文工团。1939年中央党校创办“三十四班”,学员以华侨青年为主。张道时从抗大调到党校学习,在长征老红军的言传身教下,他进步很快。

在延安期间,张道时深深感受到“置身于奋进与和谐的氛围中”“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贫穷,精神生活却很富足。延安是歌的海洋,这里聚集了快乐的人群”。在那里,他学习了毛主席当时的许多重要文章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在延安“五四”运动20周年的青年群众大会上,他聆听了毛主席那篇重要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会上,毛主席热情称赞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青年们,千里万里来延安求学,大家一条心,是全国的模范。1939年下半年,张道时动员在菲律宾的五弟道因和朋友来延安,但最终弟弟无法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而病故于贵阳。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抽调张道时等十几个同志组成小分队,离开延安,前往抗日前线。此后他先后担任豫皖苏边区区委党校班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校党建教员、华中抗大总校大队主任教员、新四军卫生部休养卫校政治主任、新四军特务团宣传科长、浙东区党委干校政治主任和浙东游击纵队后勤部政委。1946年9月至1948年9月,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10月起,历任中共浙江区党委干校政治处主任兼党委会副书记、浙江省委干校教育处副处长和南下服务团四大队大队长、五大队政委。1949年10月起,历任福建省侨委会委员,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厦门市市长兼市委副书记,中共福建省委知识分子办公室主任,福建师范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张道时受迫害被隔离审查,并下放到尤溪县劳动。1975年4月恢复工作后,历任福建省委晋江工作队领导成员、全国科学大会福建筹备办负责人、复办华侨大学负责人。1980年3月任福建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1983年4月离职休养。张道时还是福建侨联第三、四、五届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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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时故居

张道时有挥之不去的延安情结,因为在这里他经历了思想的启发、认识的提高和理论的升华,从“初识真理的华侨青年哺育成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人生视野,从“扛起枪,打东洋”提升到“让天下劳苦人民得解放”。在这里他全方位认识“延安精神”,并从实践中理解其深刻内涵,为今后的革命生涯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并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离休后,他撰写了《不到延安誓不停》《延安岁月》《回国投身抗战洪流》等文章,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他革命的历程,也记录并证实了毛泽东那段精辟的概述:“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对于“延安精神”的传承,张道时十分重视,并对下一代寄于厚望。2000年,他在给厦门的外侄孙夫妇的信中提及,他之所以会写作《延安岁月》这篇文章,是因为不能忘记在当今的现实中“呼唤延安精神”,是因为寄望这种精神能“对精神文明建设作一点贡献”。他还在信中谆谆嘱咐自己的亲人应该“好好学习,从中得到教益”。

2007年10月24日,张道时在福州逝世,享年88岁。福建省科协在对他的生平介绍中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在69年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牺牲,对党忠诚。解放后……先后在党的宣传、统战、组织、党建、教育等多个不同领导岗位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工作。‘文革’期间,虽遭受政治迫害……但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恢复工作后,不计个人得失和恩怨,努力为党工作……张道时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当振兴中华民族已成为国人神圣之愿景时,我们确实不可忘记无数先辈前仆后继所坚持的那种“延安精神”,因为只有她,才能让我们在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用百折不挠之努力去完成既定的目标。